六畜兴旺，牛羊成群

十六、六畜兴旺，牛羊成群

滇国的畜牧业较发达，无论是山区或坝区的居民，都饲养着大批家畜和家禽。青铜器中，有大量家畜的形象，或立体、或浮雕、或线刻，十分逼真而生动。品种主要有牛、马、羊、猪、狗、鸡和鸭等，真可谓“六畜兴旺”、“牛羊成群”。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汉武帝时初开益州郡，“得牛、马、羊属三十万”。《汉书·西南夷传》也说：昭帝始元五年，汉将田广明用兵益州（郡），获畜十余万。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滇国畜牧业的发达。

滇国青铜器家畜形象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牛和马。

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上共有各种动物296个，其中牛为96头，约占总数的34%，晋宁石寨山和呈贡天子庙墓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可见牛在滇国中的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中原内地已有铁犁等多种铁农具出现，牛耕已获得了初步的推广。西汉初期，利用牛耕田犁地在内地已经盛行。但此期间的滇国，仍然处于斧耕火种的落后阶段，牛还没有用于生产，而仅是用于祭祀和食用。

牧牛图

滇国时期饲养的牛都是黄牛，没有水牛。这些黄牛一般体型较大，体躯圆长，前躯发达雄壮，后躯呈圆筒形，背腰平直，四肢结实有力，角较长，先平直而后略向上翘，大耳、长尾。与现在滇池地区的黄牛比较，最突出的特点是：公牛额脊突起、项上前上方有一瘤状突起，形成圆峰。这种高背峰牛原产于中亚地区及我国西北一带，在滇国赫然出现，证明了民族的迁徙流动路线，也为改良滇国本地黄牛的品种提供了条件。直到现在，高峰牛仍是滇西至滇南德宏、西双版纳、临沧、文山一带的优质肉牛品种之一，称为云南瘤牛。

滇国居民特别重视牛的繁殖，如石寨山和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上，凡有公牛的立体雕铸品都特意突出它的生殖器官，显然是有更深层寓意的。

李家山出土一件“二牛交合”铜扣饰，一公牛体型较大，两后腿站立，两前腿伏于一母牛的背上，头依母牛之肩部，嘴微张，双目鼓圆，尾夹于后股间，腹部前倾作交合状；母牛体型略小，头前伸，尾上扬。这件青铜扣饰是随身携带之物，很明显是滇国居民企求畜群繁殖愿望的体现。

滇人不仅重视牲畜的繁殖，也关心其疾病的治疗，如发现牛、马有病，随时诊断、喂药，使其早日康复。李家山墓地发现一件“喂牛”铜扣饰，就生动具体地再现了医治病牛的场面。

古代滇池区域产良马，是不争的事实。《华阳国志·南中志》就曾有“滇池驹”的记载。从青铜器塑像看，滇国的马有大小两种：一种体型较大，身躯及四肢修长，长鬃垂于额前及颈项，尾卷曲后扬，显得十分健壮有力；另一种马小而雄骏。大型马多用于骑兵的坐骑，小型马则用于狩猎或出行。

滇人很重视骑兵在战斗中的巨大作用，所以对战马的训练也很认真。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贮贝器盖上雕铸有“驯马”场面，就是反映当时训练战马的最好证明，在世界青铜史上也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这里，需要特意介绍的是，滇国的马数量较多，出现在青铜器上的马的数量仅次于牛。但滇人并不食马肉，青铜器上也未见有宰马的场面。同时，至今也未发现滇国青铜器上有用马负物的形象，也没有马车。滇国人运物宁可背、抬、扛、顶，也很少使用畜力。所以，滇国养马、驯马主要用于出行、作战和狩猎活动。

从青铜器塑像看，猪和羊显然已经成为滇人主要的肉食来源。晋宁石寨山的贮贝器腰部刻有“牧羊图”、“牧猪图”，也有杀猪宰羊的场面，房屋模型栏杆上，可以见到整块的猪肉和整只猪腿，进贡者的背箩内亦有完整的猪腿，说明已出现了腌制火腿的专门技术。

狗这时已经成为滇人的朋友，在狩猎和牧羊的场面中，可以看到不同品种狗的形象。在狩猎活动中追逐野兽的狗体型较小，尾长而四肢较短，瘦劲灵活；牧羊犬体型硕大，尖耳竖立，尾上翘，四肢较长，显得格外健壮有力。

鸡的形象虽然在滇国青铜器上较为少见，但石寨山贮贝器上刻有母鸡带领数只小鸡啄食撒在地上稻谷的生动形象以及鸡形杖头铜饰等，证明野鸡也已驯养为家禽。此外，孔雀、鹿和兔子等也有饲养。

孔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