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和渔业

十七、狩猎和渔业

滇国的狩猎和渔业产品是仅次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要生活资料来源。尽管猎物不像农作物和畜牧产品那样的相对稳定，但因古代滇池区域气候温和，森林茂密，栖息生长着虎、豹、熊、狼、狐、兔、野猪、鹿、麂、猴、孔雀、雉、穿山甲等众多的动物，而湖泊中鱼类生长繁盛，故渔猎的收获应该也不少。

表现狩猎场面的器物很多。从中可以看出，滇人要捕获老虎、豹子、熊和野猪等凶猛动物，需要集体围捕，还要有猎犬的密切配合。

狩猎

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扣饰上有八人二犬共猎一虎的场面。其中六人各执一长矛猛刺虎身；二猎犬跃踞虎背，噬其肩部；虎虽倒地，仍张口怒目咆哮，作挣扎欲脱状。李家山墓地也发现一件八人猎虎场面的铜扣饰。与前者不同的是，此扣饰所表现的为紧张激烈的捕虎活动已结束，猎手们有的执矛、有的抱鸡、有的捧酒壶，兴高采烈地抬着老虎归来的生动场面，比起前者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情趣。

对于一般善于奔跑的草食动物，如鹿、麂子之类，滇国猎手们在捕获它们时多用骑马追逐的方法。即先纵马穷追不舍，一直将其追至精疲力竭时，然后用长矛将其刺杀。

狩猎扣饰

在以狩猎为题材的器物中，石寨山一件叠鼓形狩猎场面贮贝器不仅体形较大，造型精美，其构思也十分精妙。这件器物由上下两面鼓形器重叠而成，中器盖上铸有一圆雕立体狩猎场面，共有3人和两猎狗在追逐两只鹿，均作奔跑状。₃位猎手中，两人骑马、一人徒步。一骑马者通体镏金，显然是首领。徒步者双手做刺杀状，被刺之鹿的角已经折断。追逐过程中惊起兔子和狐狸各一只，铸造者巧妙地将兔和狐狸作为连接盖面和鼓身的活扣。上鼓焊铸4只卧鹿，下鼓焊铸4只卧牛，均十分悠闲，与盖面上激烈的追杀形成动静结合的情景。

有趣的是，滇国的工匠还采取写实图案的表现手法，为静态的卧鹿和卧牛用阴线刻纹制作了背景画，如同今天常见的舞台背景。

上鼓卧鹿的背景画中，天空中顺时针方向飞翔着11只鱼鹰，地面在树林藤蔓中虎扑飞鸟、豹追兔、狗与孔雀嬉闹。中间的四幅画，以猎鹿为主题，分别描绘了猎手发现鹿、追鹿、刺鹿、载鹿而归的场景。

下鼓卧牛的背景画中，天空中逆时针方向飞翔着8只孔雀，地面顺时针方向行走着11只孔雀，其中一只孔雀口中衔蛇。中间的四幅画，以牛为主题，分别描绘了牛在树荫下休息、虎袭击牛、虎食小牛、人伪装成虎恐吓牛的情景。

由于滇国农业和畜牧业的逐渐发达，狩猎在生产领域中虽不占重要位置，但仍是取得生活资料的一种补充手段。除此之外，滇国的狩猎活动也其娱乐和锻炼骑术及马上拼杀功夫的军事目的。

滇人的活动集中在以滇池和星云湖为中心的高原湖泊地带，水产品丰富。出土文物中反映了如鱼、蛙、龟、螺蛳等许多水生物种。其中鱼的形象很多，刻画得也非常生动逼真。如石寨山和李家山出土有鱼形杖头铜饰，鱼尾形铜斧；铜扣饰上有鱼鹰捕鱼、水獭衔鱼、孔雀践鱼、水鸟啄鱼等；贮贝器上有人抱大鱼，篮中盛鱼；容器上有鱼纹图案等。形象各异，精雕细刻，连鱼身上细小的鳞片亦清晰可见。

滇国青铜器上也有不少的操舟场面。如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铜鼓上有划船场面，船上共四人，竖排坐于船内，前三人作执浆划水状，后一人掌舵，舵作曲柄转轴装置，舵叶呈三角形，与船底平行。滇国水产品的捕捞工具主要有鱼钩、渔网和鱼叉，另有喇叭形镂孔器，也可能与捕捞有关。滇国水产品捕捞方法，正像其捕捞工具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用鱼钩垂钓，有的用渔网捕捞，有的用铜叉刺捕，有的用渔罩罩捕等。当时，滇国还流行鱼鹰捕鱼法。从滇国青铜塑像看，捕鱼的水鸟为秃顶、长喙、曲颈，两翅较短不便飞行，但有一双带蹼的爪，善于游水。如石寨山12号墓出土一件铜扣饰，其图案即为一只秃顶、长喙的水鸟，正在捕捉一尾游鱼，水鸟嘴衔鱼头，爪践鱼背，鱼尚未毙，尾部仍在不停地摆动。又如6号墓出土一件铜啄，其銎背雕铸二水鸟，也是秃顶、长喙、曲颈的鱼鹰。其中一鸟嘴中衔一鱼，仰头欲食而不能下咽，形象极其生动逼真。李家山24号墓出土的铜鼓上多有船纹，其中一船下有游鱼四尾，一只秃顶、长喙的水鸟正在追逐一鱼，鱼作快速游动状。

同时，舟船是滇国水上交通的主要工具，出行、捕鱼都少不了它。石寨山和李家山等地出土的铜鼓上多有划船场面，有的是渔船，有的很明显是行船。行船多作长条形，中间较宽，两端较窄，首尾皆上翘。船上一般有2～4人持桨划动，一人掌舵，划桨动作整齐统一，显然是经过专门训练。

舵在行船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战国后期，滇国已出现有舵的木船。从江川李家山铜鼓上的船纹看，滇国已经出现比较先进的转轴舵。舵手双手握舵杆，即可带动与舵杆相连的舵衡及后端的舵叶板，不仅省力，操作起来也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