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与人文精神

恶搞、后现代与人文精神

伴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我们大步迈进了网络时代。网络在客观上引发了平民大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提供给大众向世界发出声音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是在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大众文化使人类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历史极其坚实地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强势强权一统天下独揽文化霸权的历史从此宣告终结。借由全新的网络平台，长江后浪推前浪，掀起了一波波的文化浪潮，其中恶搞风潮推波助澜方兴未艾，使得原本就不平静的网络又多了一些狂欢的热闹气氛。

恶搞文化，源于日本的游戏KUSO，后经由网络传入台湾，再传到香港，继而传遍全中国。恶搞形式多种多样，有真人秀、图片、游戏，也有取材老影片重新剪接并配音的短片以及全新创作的影片等等。“恶搞文化”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商家也敏锐嗅到金钱的味道，不失时机地参与到这一狂欢活动中。典型的代表是2006年夏天的“解说门”事件，黄健翔的解说一度成了网上最火的彩铃，下载量带来了近百万元收益。

为什么要恶搞？因为世上有太多的伪善、蒙骗与谎言，有宏大叙事一统江湖，有精英意识妄想千秋万代。而野百合也有春天，一个草根也要发言。发挥想象力与发泄内心感受是人之天性，一旦逢有合适的土壤与气候环境便会破土而出。恶搞是人民冷嘲热讽的解构姿态，恶搞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批评，恶搞是人民平凡有趣的精神追求、展示自我的独特方式。

文艺复兴之后，恶搞开始在欧洲的有闲文人当中流传，基本特征就是：一本正经地把帝王恶搞成乞儿，把娼妓恶搞成女贤者。代表性的作品首推拉伯雷的讽刺小说《巨人传》，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等到艾柯恶搞另一部文学名作《洛丽塔》时，恶搞已经成为了欧洲文艺工作者的时尚。

杜尚《LHOOQ》

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曾经打破古典戏剧法则“三一律”的新剧作《欧那尼》便是一次恶搞，为此他跟传统派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欧那尼之战”。“斯大林肖像画事件”是毕加索的一次恶搞，是对专制暴政的嘲弄。中国历史上的赵高指鹿为马，刘伶光天化日之下裸饮，刘邦的竹皮冠冕，唐太宗怀鹞的惨痛经历，李白的臭靴子等皆属于恶搞。

被视为后现代艺术始祖的杜尚，在1917年把小便器送到艺术会展展出，后又把世界经典名画蒙娜丽莎加上几撇胡须，他用荒诞、戏谑的表现手法，宣告他的达达主义艺术理念：艺术就是一切，一切皆为艺术。他不急不怒地向我们发问：艺术为什么要和生活是两样的？从而摧毁了传统学派对艺术的定义和概念，打破生活和艺术的界限。所以说杜尚的新思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影响，它影响着50年之后更多的艺术家打破常规，按照自己稀奇古怪的思维创造着他们认为的艺术，掀起了艺术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杜尚《泉》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北京、纽约到巴黎，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这一激进主义也反映在西方学术界。自那时以来，西方文化便开始为一股思潮所缠绕，其代表人物是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他们的矛头则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到了70年代，人们开始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其影响力也开始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受此影响，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开始为人所怀疑。后现代主义就是多元价值，去中心，反宏大叙事，反权威，大众化，消解与解构等。后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颠覆性，张扬个体生命意识，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又一次迈进。而自由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与本质，因此后现代主义也属于人文精神的一部分，是人文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同样的，恶搞是网络世界的众声喧哗，是大众发出的自由声音，是他们对社会人生的一种表态，也是对既有秩序的颠覆与反叛，是对不平不公的呐喊，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与人文精神。

如今国内网络恶搞蔚然成风，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文化现象。它开始于2001年央视播音们自嘲自娱网络短片之《大史记》，随之有《大史记》2、3。其中《大史记2——分家在十月》（又名《讲述电视流氓自己的故事》）全部使用了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画面剪辑而成，以极度调侃的口吻讲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分家的故事。此片一出，即引发了强烈反响。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导演们目光紧盯票房，好大喜功，编造种种“伟大的意象”，拍出的影片有大片之名无大片之实，从张艺谋的《英雄》之后，中国电影里一片单色调的古装片，以绚烂的视觉特效掩盖思想的贫乏与苍白，其中不乏离奇经不起推敲的情节，幼稚可笑却故弄玄虚的对白，荒诞还一本正经的姿态，客观上造成了有趣的自我恶搞效果。潮水一般的票房之后是潮水一般的骂声。此种背景之下，促成了2005年岁末恶搞高峰——胡戈的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其后各种恶搞短片如雨后春笋相继冒出，较知名的有《中国队勇夺世界杯》《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春运帝国》《性命呼叫转移》《网络惊魂》和《007复仇记》等作品。其中《春运帝国》关怀民生疾苦，具有较强的现实责任感。该作品以调侃的语气将春运困难、黄牛党猖獗等现象解析得淋漓尽致。而《网络惊魂》和《007复仇记》则分别对两家电信服务商的服务水平进行了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的恶搞。

对于经典被恶搞的担忧窃以为乃庸人自扰。我们无需替经典担忧，事实上真正的经典是颠覆不了也是不怕颠覆的。经典触及人的灵魂，给人精神深度上的感悟与体验，它们自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的永恒价值与永久魅力。恶搞者不过是从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事物而已。任何事物都是立体多元和具有开放性的，这就提供了人们看待事物的多元视角，而恶搞不过是其中一个视角和一种态度。而对于那些伪经典伪崇高者而言，恶搞则起到了试金石与解毒剂的奇异效果，可以使那些沙土上堆起来的貌似雄伟的高楼大厦顷刻间轰然倒塌。

以周星驰为标志的无厘头同样具有强烈的恶搞精神。有别于纯恶搞，它以艺术创作的方式，以间接、含蓄、夸张和怪诞的手法批判现实。恶搞矛头直指当今社会之时弊与文化霸权，大胆揭露与颠覆，与强势顽强抗争，披肝沥胆，引领大众发出最强烈的反叛之声。周星驰在十年里使无厘头文化发扬光大，影响了一代人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

恶搞来自民间草根，独立于官方与正式组织机构之外，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声音。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与各异的立场态度。“思想泰斗”伏尔泰的名言是“我坚决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恶搞不过是“将颠倒的事物再颠倒过来”，或者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唯否定方式或者说批评的方式比较另类罢了。恶搞已成为当今网络大众的节日狂欢。

恶搞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广义的恶搞指荒诞、滑稽、恶心、讽刺、胡闹、搞怪、搞笑等各种逗乐行为。无论搞笑对象是谁，不拘形式一概加以嘲弄、颠覆和解构，从中获得自由宣泄的快感。狭义的恶搞是一种针对时弊的“反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颠覆性。从艺术特点上看，“恶搞”文化选材的“碎片化”、表现形式的“无厘头”、作品风格的“荒诞化”都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相对而言，搞怪等并没有什么文化含量，但它也并非是完全消极一无是处，而是仍然具有其积极意义，只要它不违背社会道德法律底线，就应该容忍以这样的方式消除身心的紧张、疲惫、不满与郁闷。搞怪受到恶搞的强烈影响，众声喧哗于网络。搞怪等大都没有针对性，亦无思想性。恶搞却有针对性，也有设计和创意，思想较明晰，以现成的音像资料为原材料，重新剪裁、组合、拼贴和配音，有针对性地进行颠覆、解构、揭露与批判。恶搞是用心去搞，认真地搞，在情感宣泄的同时引发我们思考。“胡搞”等则既不用心也不认真，唯有宣泄。搞怪者当中确有部分素质不高者，低俗甚至恶俗。对那些污染文化环境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当引起我们重视，有必要予以批评和抵制。

恶搞又分刻意与无意两种类型，有意为之者如《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中国队勇夺世界杯》等；另一种是主观并无恶搞之意，但在客观上却有恶搞的效果，比如芙蓉姐姐就属此类。她带着令人咋舌的自信在清华、北大狂舞，在网上席卷起强劲的“芙蓉风暴”，将大众的目光统统聚焦到自己身上，让无数人为之喷饭。而影响甚巨如“韩乔生语录”则属于两者兼而有之。球迷总结出一条韩乔生定律：韩乔生在解说比赛时，眼睛看着球员A，脑子里想起了球员B，嘴里说着球员C，实际指的是球员D，我听了以为是球员E。韩乔生无厘头的体育解说常常离题万里，语出惊人，令人捧腹，远胜出于相声小品。其间有些确是他有意逗趣搞笑，而另有很多时候则显然是因他体育专业知识的浅陋以及相关资讯的贫乏而错报谬解，客观上却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逗趣效果。由此招致部分观众对之强烈不满，但同时也因博得更多观众的开怀而得到普遍的认同，甚至还有非韩氏解说的比赛不看者。

2006年，网络上一度盛传“梨花体”诗歌，“梨花”取诗人赵丽华名字的谐音。赵丽华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曾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等各大报刊发表大量作品，曾担任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兼任《诗选刊》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她所作的一些探索性的诗歌客观上起到了恶搞的效果，结果引起广大网民的“诟病”和嘲弄。列举几例如下：

《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

《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

《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

《我爱你的寂寞如同你爱我的孤独》：赵又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

体制与主流对待恶搞现象大可不必神经脆弱与过敏，宽容与豁达的态度才是最佳消解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对待别人把他画成大猩猩的态度，便是个很好的例子。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这样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工作人员开启电脑时，电脑屏幕上的曼德拉头像竟逐渐变成了“大猩猩”，全国警察总监和公安部部长闻之勃然大怒，南非人民也因之义愤填膺。消息传到曼德拉的耳朵里，他反而非常平静，对这件事并不“过分在意”，认为“我的尊严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几天后，在参加南非地方选举投票时，当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看着曼德拉身份证上的照片与其本人对照时，曼德拉慈祥地一笑：“你看我像大猩猩吗？”逗得在场的人笑得合不拢嘴。不久，在南非东部农村地区一所新建学校的竣工典礼上，曼德拉无不幽默地对孩子们说：“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好学校，连大猩猩都十分高兴。”话音刚落，数百名孩子笑得前仰后合，曼德拉也会心地笑了。巧用别人对自己的恶作剧，反用幽默活跃气氛，在这里，幽默成为曼德拉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个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体现着一种包容万事万物的海量。

如今我们已大步迈入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化领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领域自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而文化领域的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一个健康的充满生机的社会无疑应当具有相当程度的包容性，应当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有容乃大是也。社会也唯有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声音的存在也才能真正的稳定，否则便如一潭死水，久之必将腐败发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