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福建社会西医观的历史变迁

第三节　晚清福建社会西医观的历史变迁^[57]

随着基督教新教在福建的广泛传播，西方医学也随之进入福建社会。来华传教士在福建广建医院，开展医学教育，培养中国医生。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对福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福建社会各个阶层的西医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传教士初抵福建，面临着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国度，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刚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对外国也殊无好感。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所遇到的都只是猜忌、不安和拒斥。在刚刚开放之初的福建，人们很难接受西医西药，居民生病时还主要是求于中医，信任外科手术的人并不多。在医院建立之初，人们满怀狐疑，更多的是对医院的不信任和拒绝，甚至是无情的打击和迫害。

道光三十年(1850)，英国两名医生准备租住在福州神光寺，当地马上传说他们购买万人坑里的尸蛆，用来制造火药，其毒无比，一时间人心惶惶，在地方民众和乡绅的阻挠下，最终此事不了了之。当传教士医生在福州城内准备建造一所高楼作医院时，遭到当地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福州城下潜伏着一条巨龙，整座城市的基础便建立在这条龙身之上。而在外国人要动工建楼的地方，非常接近于龙的动脉和静脉。因此，如果楼房真的建立起来，其重压将阻碍龙身的血液循环，从而危及城市”^[58]。这种理论似乎有些荒诞不经，但就是这种荒诞不经的理论最终阻止了大楼的兴建。在南平，当地百姓更将前去传教的美以美会传教士薛承恩视为洋鬼子加以排斥，“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起洋楼于海口，隐占要关，设教堂于冲途，显招牙爪。无非欺我冲主，谋我中国……我等子民惟有见鬼子来，齐心驱逐”^[59]。

宁德在未接触西方医学之前，“风气未通，民情固执，视西药为鸩毒，谁肯信而用之”^[60]。同治七年(1868)七月，基督教刚刚在福清站稳脚跟，全县突然出现谣言，“外国教士雇人持药投井化虫，食者中毒，不医即死，求医则勒之入教”。很显然，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谣言，但民众却信以为真，“于是各家汲井捞药或获微虫，遂谓此即毒也。更散布谣启‘谓此虫食之六七日即死’，浮言遍邑，民心愈疑，各乡公议不许面生可疑之人进乡。以致星土流医肩挑买卖之人不知误入，则群殴剥衣赤身而逃。乡妇诅于井旁，行人骂于路上”。谣言迅速蔓延，到七月间，“各府县众口一词，教民以搜毒为名，拆毁教堂，殴人掠物甚至商旅被殴者不一而足”^[61]。在这种情况下，想设立医院、传播福音根本不可能。同治十年(1871)，在广东广为流传的神仙粉事件开始蔓延到福建，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又将矛头对准了西方医生和医院。他们以此为名，拆毁了很多医院，迫使部分医生停止营业。

光绪十年(1884)班倚砥医生在龙岩计划开设医馆时，龙岩人纷纷反对，说什么服用西药妇绝孕、男无嗣，最后决定把“西医”璧还班倚砥，让他收回英国去^[62]。十六年(1890)，建宁府的教会医院依然被当地民众捣毁，在随后爆发的冲突中，不仅医院被焚烧一空，医生被驱逐出境，就连一个看病的邱姓患者也因“衣袋中藏有药房内常用药品及器具数件”而被殴打致死^[63]。莆田圣路加医院在开办的最初六七年间，“来院就诊者，寥寥无几，除外科敷药外，内科所给丸药，几于无人尝试”，外科治疗“亦仅限于治眼及割瘤、割痔”^[64]。由于对西医不理解，一向乐于捐助的中国人对医院却十分吝啬，福州教会医院的辛普森医生对中国人缺乏捐献的兴趣曾很失望地说:“我来到这个城市已有五年了，在我之前也有人在此地工作，但我从没有得到哪怕是几个人对医院贡献一点力量或以其他方式承担一点责任”^[65]。光绪十九年(1893)永春医院设立之初，遭到当地官绅民的强烈反对，“当斯时也，合永绅士百四班宴集，发出文告，鼓励人心，同力协阻，云洋人借称传道施医，实利我土地，收拾民心云云。而且向地方长官具禀，以为实行迫逐出境之存心”。四年后，仍有地方绅士对医院怀有深深的敌意，“散布无名揭帖，以不堪入目之恶文字，竭力谤毁医院，并侮辱帮买地屋之郑奕蒲昆仲”^[66]。

随着西医院在中国社会广泛建立，人们不再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伯驾在广东开设的医院经过最初的惨淡经营后，很快便为中国人所接受，“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67]。据同治十三年(1874)福州的一个传教士在《教务杂志》发表的文章指出，中国人对于西医的信任，完全是出于自发和自身的实际需要。正是由于这种实际需要和西医的实际疗效，和先前相比，民众对于西医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经过了最初的猜测和疑忌，面对医院的良好疗效和周围人的示范作用，大批的患者开始走进医院。厦门归正会医院，在开业的时候门庭冷落，“以后逐渐增加，以致于不得不规定晚上8点半关门以拒绝在这里等候的病人。但当地有许多人从夜里2点就开始集合，5点在大门外等着开门”^[68]。美国传教士福益华光绪十八年(1892)来到邵武，在自己最多能容纳30人的诊所中，经常需要接待70多人，许多人步行六七天来到诊所，有些人拿了药以后睡在大街上，有人呆在亲戚家中。长老会在永春开办的医院，就医之人，“除永春外，德化、大田、永安、尤溪、蒲田、仙游、南安各县均居多数，而漳平、永福、厦门等处，亦恒见不鲜”^[69]。在福州开设的娲氏医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病人数为2 872人，到宣统二年(1910)上升到24 708人，十年间增加10倍^[70]。随着就医者增多，医院的信誉提高，不仅下层平民找西医看病，“上层阶级人家也越来越多地求助于传教士医生”^[71]。中国人医疗的亲身经历，使多数人不得不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关于传教士挖眼剖心的传言不再为人们谣传和相信。光绪十四年(1888)漳州城受了霍乱的袭击，“居民既找不到华佗与扁鹊，那么只好向西医抱佛脚。那一年据巴阿美医生报告，门诊病人达一万以上，住院的也有四百多，这是漳州协和医院开办第一年的记录”^[72]。

其实，对于民众而言，疗效是最好的证明，不管西医医生采取了什么方式，只要治好病，就能为普通民众所认可，并得到他们由衷的感激。医生的施医赠药及高超的医术，无形中改变了病人及其家人对西医医生的反感，减低了他们的抗拒心态。“各地医院初设时，民众对西医多怀疑虑，或诬以挖心断臂，盗孩浸药等种种谣言，以致医院初设，除西人及会友外，罕有就诊者。间或有之，则为孤苦废疾或病入膏盲难得医治者。后见西医疗病，奏效神速，渐得乡人信仰，每年由医院疗治者不可胜数。”^[73]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和礼来惠安开设诊所第一天就遇到难题:南门一个12岁的小孩误吞铜币，鲠在喉间，前来就医。当时陈和礼没有喉咙扩大器，也没有别的器械可以为之取出。但不接受这个患者影响就会很不好。结果，陈和礼跟小孩的家属约定:他在一间房子里取出小孩喉间的铜币，但任何其他人不得进入该房子。陈和礼禁闭房门，捆住小孩双脚，把他倒悬在梁上，然后用劲打其脚腿。其家属闻小孩被打声和小孩的哭声，正要破门殴打陈和礼，然小孩在狂哭中由于肌肉运动，铜币已从喉间吐出。于是小孩家属转怒为喜，到处为陈和礼宣传，说这洋人有办法。从此陈和礼的医院开始兴旺发达。^[74]

莆田鸟石村一位21岁的孕妇，“患蛊胀症二十月矣，腹大如鼓，呼吸维艰，家人求神问佛皆谓寿命不能延至夏至，而医药亦无见功。追至本年(1914)五月间，闻美医生名，急往求救，经医生详加察验，确系右腹怀孕，左腹生瘤。至第三日十点时，将腹部剖开，瘤袋割去，权二十八磅，袋内积水二十五磅半，仍将加缝合，延至是夜十二点，果然分娩产下一男。因小儿呼吸不灵，不能啼哭，医士则一手持头，一手持足，作屈伸状而又嘘气入鼻，以水拍背多方调治，然后呼吸灵通，始闻呱呱声送出也。现母子俱获生存，平安无恙，则前之神佛无能为力直断必死者，美医生能起而生之”^[75]。如此这般，即使是再顽固的人物，面对安然无恙的母子，他的态度自然会产生巨大的转变。

医学效果是最可见的衡量指标。对于广大百姓而言，不论信教与否，他们走进医院能够医好疾病最具有说服力。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潘贞惠带领幼媳木英赴福州妇幼医院，由于一路跋山涉水，病情加重，生命垂危，后经医生高姑娘苦心下药，最终痊愈。黄贞福在从家到福州的过程中染病，“中途咳血盈碗者三，几至不省人事”，后经“尼医士每日诊视”得以好转^[76]。可以想象，像这种在生命垂危之际蒙受西医治疗而痊愈的病人，无论先前对西医报有多大的成见，在经历一次生死之变后，其对西方医学和医生的看法会发生根本的改观。他们的宣传无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厦门长老会开办的医院中，“当医生问起是什么使他们走那么远的路来这里求医，他们是从什么渠道听说的外国医生，他们总是回答说，‘从邻居的病人那里得知的’”^[77]。邵武的陈明旺，“精于岐黄，性最耐，凡游一艺，往往不惜工力，务探其妙而后快。光绪四年间闻西医惠亨通先生驻邵，屈躬下气，诘难精详，盖不过为谋医学起见”^[78]。在福州行医的美国医生旦拉斯基因其出色的医疗技术为当地人所敬重，“每出外，居民趋见即起，若有跪迎之意，此出于良心感戴者也”^[79]。虽然“若有跪迎之意”显系夸大其辞，但“此出于良心感戴者也”却是实情。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人们的疾病观、卫生观、健康观等还停留在原始落后的状态。很多地区人们依然相信生病是某种邪恶的鬼魂侵入人体所导致，夭折则属于命中注定。西方医学可以眼见为实的效果，无疑使他们惊叹不已。同时，医疗传教士所具备的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中国的江湖郎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神奇的治疗效果，使许多中国人甚至对西医产生了盲从的倾向，“人们对西医总是相信的，一些盲人、慢性病患者甚至希望在西医的治疗下很快好起来，有些人即使得了吃药就能好的病也希望医生用手术刀”^[80]。

根据目前我们接触的史料，至少从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美国纽约燕大辟大药房便开始连续在《闽省会报》上刊发药品广告，其兜售的药品有除痰圣药、去风药酒、解血毒药酒、除虫补血药、独步除扁虫药散、引病出外药酒、染发药水、固发药水、亚美利驾染发药、补丸、发冷药等。《闽省会报》上刊登的广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些药品所做的广告宣传中采用了中医的理念，如去风药酒“性味和平，不伤元气”，解血毒药酒“善能行气解血毒”，除虫补血药“不伤元气，其味平和……又补遍体血力”，对西药的这种解读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二是在广告中宣传的不纯粹是所谓的西药，还有现代意义上的美容产品，如染发药水，“凡用此药水者，须谨依法用之，则发能转为青黑美泽，不论从前发是何色皆可染之，而又不损皮肉”;固发药水“此药善能固发长发，兼令毛美泽，秃者复生……又能令新发丛生，丰茂光泽，他药殊难媲美”^[81]。三是这些药品有一定的市场，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接受，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该药房在福州设立有3个零售点，“燕医生家用良药遐迩驰名为日久矣，向者小号选办出售，市销颇巨”，由于一时缺货，“致各光顾者徒问而返”^[82]。

西医在福建的广泛传播，得到了地方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可和支持。同治九年(1870)，美部会医疗传教士柯为良在福州设立医院，闽省自督抚大宪至地方文武官无不捐助^[83]。光绪四年(1878)，地方官将银洋五百元转交给美国驻福州领事馆，“以二百元托为延请美国女医生一人以管理福州之施医女局，又以三百元延请美国医生管理施医局事”，对于西医在福建的种种活动，“官府以药局之益称颂西人”^[84]。20世纪初平潭县筹建西医院，“潭中绅士愿献演武场北之火神庙为院址”^[85]。在近代发生的反对基督教的运动中，绅士扮演了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而“火神庙”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的象征，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是中国人占用祭祀场所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给外国人建设医院。因此，绅士的这个举动具有象征意义。

圣路加医院一年一度的募捐活动，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本来以为很难募到巨款。不料，社会各界对教会医疗事业相当热忱，踊跃捐款，“闻其中捐助最多数者，首推莆田县李县长，慨捐大洋四百元，保安第一团陈佩玉团长及夫人，捐大洋二百五十元，黄玉玺营长捐一百元，宋仁楚县长之太太喜捐四十元云”^[86]。厦门的教会医院在扩建的时候，其主要资金来源则出自中国人，“医院扩建的基金主要来自于中国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医院也不时收到各种友好的捐款，一些贫穷的中国人主要是从事义务劳动”^[87]。从当初看到有外国传教士建设房屋时打砸烧抢，到后来主动帮助教会建筑医院，其间观念的转变可见一斑。

在中医界，面对西医的迅速发展，中医也很快做出反应，形成比较著名的中西医汇通派，在福建以力钧和吴瑞甫为代表。

福州人力钧自幼立志学医，少年时跟随刘善曾医师学习《热病论》、《内经》，成年后悬壶济世。光绪三年(1877)，23岁的力钧为县诸生后，开始在福州等地独立行医，并设馆授徒。他多年刻苦学习，虚心求教，加上临床实践，因此积累了丰富经验，医术日益精湛，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名震八闽。力钧每治一病，即写成专论记载，并由传教士柯为良医师帮他整理编成《内经难经今释》及《骨学》，后又嘱人译为外文向国外发行。光绪十七年年(1891)，新加坡华侨吴世奇因其父生病特邀力钧赴新为其父治病，力钧药到病除。新加坡领事左秉隆慕名延请他去主持“会贤社”，招纳各界贤能之士，力钧慨然应允。力钧尤注意联络中西医人士，并于十九年(1893)开设中西医药研究社，这是中国人较早开展中西医研究的专门机构。他主张中西医学理“宜兼求并进，不可偏执”^[88]。

近代福建名医吴瑞甫认为“西医之较精于中国者，曰手术，曰切开术，曰卫生，日消毒法，曰检查霉菌，曰注射。此皆我国医者所宜学习之一事也”。可惜的是“我国聪明才俊之士，习医者殊少，而市井无学之辈，为糊口计，稍识几味药物，略读几方歌诀，便公然出为诊证。问以是何病名则不知，问以如何为病之出路又不知”。而“近时五洲通市，东西洋名医者力争上游，而我国犹疲玩如故，拘泥故常如故，无怪为西医所轻视也”。他希望医界人士“是在医者讲求去病之方法，学不论中西，惟能收伟效，便是良方良药”^[89]。

民间从事中医的医生面对西医的冲击，许多人意识到西医的高明之处，在坚守中医的立场上承认西医的合理性并逐渐接受之成为中医的必然选择。福州医生林湘东与传教士柯医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对西医极为推崇，“《全体阐微》一书，其间分肌劈腠，析络朔经，盖形体之大成，发灵素所隐伏”。同时，作为一名中国医生，他依然坚持了中医的立场，“圣贤之立论也，片言只字，义无不该，或隐于言中，或形于言外，或伏于此，或起于彼，词义古奥，体会为难……西医兼论其形，名虽异而实则同也。间有发前人所未发者，盖亦从西国剖验之明证，发古圣不言之奥旨”^[90]。福建基督教信徒吴襄如自幼学习中医，曾得到名师指点，在加入教会后，经常与西医接触，他对于中西医的比较也非常具有代表性。西医“其中论脏腑部位、筋骨血运亦详且备，特其论症治法、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强弱盛衰、里邪内郁、表邪下陷以及真假寒热、先后治法、借方治症、并方加减、变化神通又不及中国医书之精粹。则论医似必以中国医书方足为治病之大法”，因此，“谓中医不如西医是盲医也、愚医也”。但是，吴氏并非将西医一概排斥，“中西能相互参用，神而明之”，不但中医可以采用西医之法，西医也可以参考中医，若如此“自不难彼此兼收其效”。^[91]

国人西医观的变迁还表现在大量从医者的出现。在各个医院，一般都附设有医学校，培养中国医护人员。由于工作量非常大，而医生的人数又相当有限，雇佣中国人成为医疗传教士的必然选择，这些被雇佣的中国人，很多在西医的耳濡墨染下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20世纪初，闽南一带著名的医生叶启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叶启元，泉州惠世医院传教士医生颜大辟的学生，后担任该医院的第一任华人院长。叶氏在任期间，添设了大量医疗器械，使医院日渐完备，同时他还培养了大批中国医生。在长期的医疗生涯中，叶启元认真钻研医术，尝试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发明了“痢疾特效药”和“黑色咳嗽合剂”，治疗沿海各地的各种疾病^[92]。在西医的影响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福州开设了一家由中国人独立经营的西医诊所，在两周内诊治了85名病人^[93]。1920年以后，“惠地到处皆有西药房”^[94]。

中国古来名医，皆出自男性，女性从医者极少。随着人们医学思维的变化，在福州开始有中国女性从事医疗活动。

中国古来名医类皆出自男子，绝不闻折肱折臂巾帼中亦有精岐黄者也。顾男医究只宜于男子，若妇人有病，每见其夫聘医诊治，闭面帐中只伸一手，诊脉问症，则扭捏难出诸口，必借其夫转达，不过十中略道一二。此固有夫之妇也。至于未出阁之女，或因闭经致病，或因流带致虚而羞愧更甚，每见母氏十诘不一言，迨至症重，医者不过询其病状，便开方服药了事。以故妇女有病往往缠绵，非必其得疾之奇也。盖治病者，望闻问切四者不可缺一，而诊脉之外，既不能望见颜色，亲聆声音，穷究病本，则医生胸中成见全无，自无怪乎附会下药，贻杀人之诮也。日者吾闽妇幼施医馆首班医徒郑大家女名月仙、潘大家女名睦音、陈姑娘女名琼花之三人者，品学兼优，均于数年前由福州美以美内女塾汉学考成后选入女医馆，追随大美国大医院简派女名医高、金、兰、庄四位姑娘。凡诊症顾病不离左右，阅症不下数千人，因深得服药调养之法，而救人难产尤其所长。他如医书，若全体阐微、皮肤新编、医书五种、西医内外科全书、炎症新论、体用十章、卫生要旨、西药略议、眼科撮要、花柳指迷、妇婴新说、妇人精蕴图说、热症新论、化学略识诸书，则另请儒师教授，考记分数，凡不能满分者必重行温习。迄今五年限满，妇幼施医馆主理兰、副理庄两姑娘喜其医业有成、恪遵规矩，遂于四月十九日延请美领事甘暨中外诸牧师集听其口论，各使分按一部，屡述一篇，皆语语探原、言言动听，论完主理则画押给照附执，准其行医于中土。^[95]

上引文献表明，福州妇幼医院招聘的首批学生中，郑月仙、潘睦音、陈琼花三人均对西医有很高的造诣，并取得行医执照。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她们所学习的西医书籍中，美国医生嘉约翰编译的治疗性病方面的专著《花柳指迷》被指定为必读书目，并被列为考试范围。性病历来被中国人认为是脏病，系由于患者不洁身自好所致，不但一般人以此为耻，即使是医生也拒绝为之医治。嘉庆二十五年(1820)，马礼逊在澳门开设的诊所中聘请了一位中医，他认真负责，医术高明，“但他对来就诊的患有性病的人则非常严厉，一般拒绝给性病患者处方”^[96]。男性医生尚且如此，更何况女性。谈到性病，她们的第一反应是“这简直无法见人，太丢人了”。若干年以后，治疗性病的书籍堂而皇之地成为女性医生的必读课程，并为之接受。第二，几位女医生学习的课程已经与中国传统医学完全不同，在毕业之时她们还要接受严格的口试，在口试中，三人分别就脑、心、肺作了阐述，给予了现代医学的解释。《闽省会报》中全文刊登了她们的口试内容。

到光绪十六年(1890)，福州诊寿堂药局分设在城里的门诊生意已经十分兴隆，有一女性患乳腺结块，药局西医林拱甫“剐净腐毒，敷以药水，不两月而痊”^[97]。在传统“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中，如上引文言，“若妇人有病，每见其夫聘医诊治，闭面帐中只伸一手，诊脉问症，则扭捏难出诸口，必借其夫转达，不过十中略道一二”。女性能找男性医生做处于隐私部位的乳腺方面的手术，这本身就标志着社会民众对西医的看法和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实际上，西医广泛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主要取决于大规模暴发的各种公共卫生事件的圆满解决。大规模暴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传染病的发生，往往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精神创伤，“如疫症霍乱出痘出麻痢症等，死者不知凡几，在疫症则有一家十丧八九，或全死者，即出痘传染，或沿街沿村者有之”^[98]，“自牛痘之法行，则资财可以不耗，精力可以不费，人口可以不损，小儿处之不觉其有患，家长遇之不虑其可虞，是真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者”^[99]。教会在福建设立医院后，大都立即开始施行种痘，影响很大。同治年间福州天花盛行，传教士保灵的夫人和华人信徒黄乃裳合著《劝种牛痘文》在全省发行，并在各个医院广泛实施种痘。厦门长老会医院刚刚走向正轨，也把教本地人学会种牛痘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何小莲指出:“20世纪的医学科学早就证明了，19世纪后期传染病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饮食、住房、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改善，而不是源自医学自身的革新。因而，认识到清洁的食物、水、空气和生活环境能够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这本身的进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100]光绪十五年(1889)，为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减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闽省会报》从第178卷起开始连载《护身要录》，宣传医学知识。宣传的内容包括人体机能、光电水、空气、饮食、如何消毒、如何防止传染病暴发等等。《闽省会报》摘编的这些知识，多选自美国医疗传教士嘉约翰口译、海琴氏校正的《卫生要旨》和英国人海得兰著、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录的《儒门医学》。各个医院的医生也“常带学生下乡演讲卫生问题，并以调查乡村之情景……亦或施用幻灯影片，备有科学卫生之标本图片，或以警切之标语，使观者触目惊心”^[101]。此外，近代福建开设的医院也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它们使用自来水、建新式厕所、注意消毒和环境卫生，在厦门的医院，为避免交叉感染，“医院打破了由病人自己供应饮食的习惯，改为每天交钱由医院统一供应”^[102]，这些都让当地人耳目一新。

在教会的影响下，福建社会的公共卫生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光绪十五年(1889)，中国女医生陈琼花在妇女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们应当怎样保持健康”的演讲，她论述的不是如何治病，而是如何在日常衣食住行中保持健康的身体。在福州的医院，医生高兴地说，“一件令我们兴奋的事情是，洗澡对他们来说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可怕，相反，当他们入院时希望洗澡，老病人告诉新病人，洗澡的感觉很好”^[103]。在福州和厦门等地，民国以后都修建了大量的公共卫生设施，城市环境有了明显的改观。一般民众的卫生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瘟疫暴发之时，“其衣服与器具当付火焙。以病人之毒莫甚于呕之涎潺及大小便之秽浊，悉由病者脏腑所出，闻其毒气最易发病，故其痰盂与大小便之器具宜放解毒之药也”^[104]。人们不再像先前一样于极度的恐慌中搭台演戏、求神拜佛，而是冷静地处理。

在西医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医学不单以治疗为能事，尤须讲求预防疾病的工作，因为治疗为治表，防病为治本。所以治疗与预防是医学上的两大功用，是应当并重的。预防目的在谋全民族的健康，因为治疗仅及于一二人，卫生可以及于千万人，治疗可以诊治疾病，卫生可以防患未然，使一切疾病不致蔓延，尤为切要”^[105]。民国初年，《奋兴报》连续刊载青年会关于公共卫生演讲的通告，其演讲内容依次为:公共卫生必要之问题，论个人卫生为公共卫生之起点，家庭卫生与公共卫生之关系，论清道为公共卫生之要点，提倡公共卫生必自改良社会习惯始，防疫研究会之提倡，论绅商学界宜赞助清道之进行。

概而言之，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近代福建的西医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各个阶层在经历了最初的猜疑和排斥后，最终承认其科学性并欣然接受。事实上，国人西医观的改变，不仅仅是人们医学观的历史变迁，它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公众的社会参与意识、民主意识、理性思维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实则是国人对于西医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批判性接受。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种变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越是开放地区人们思维转变越快，越是偏远地区这一变迁过程越是缓慢。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当福州、厦门等开放城市视西医为司空见惯时，在偏远山区的产妇即使难产，家人一般也不会求助西方医生。这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外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