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裹足行动(一)

19　反对裹足行动(一)

第一部: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

如果你现在对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海水时的感觉还记忆犹新，那么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脚时的心情，你就能深感同受。我对那里完全陌生，中国最古老、在人们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就是裹脚。

我孤身一人去南方反对裹足，得到了天足会名誉会长的鼎力相助，她写信给中国招商局(一个很大的航运公司)，说我代表天足会出行，这样我就可以乘招商局的汽船免费周游全中国。此行，我决心要全力工作，不辜负他们给我的优惠待遇。他们还答应把中国南部的欧洲人介绍给我。我在中国西部住的时间比较长，在南方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我们在汉口租了维多利亚剧院，以方便我登台演讲反对裹足，这次演讲我还特地请来中国政府官员旁听，并由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中国官员们鱼贯而入，有些人身后还跟着随从，有的官员把头昂得高高的，像是藐视天地万物间的一切事物，架子摆得如此大，我的心开始变得冰凉。领事先生开始向听众简单介绍我的情况。当我站在这些听众面前时，才彻底意识到与中国官员讨论女人的脚这一敏感的话题，对他们来说多么不可思议，况且与他们讨论的还是一个外国妇女，这样的事真是闻所未闻。中国翻译临阵怯场了，对此我毫不奇怪。中国官员的威慑力把他镇住了，无法再履行他对我的义务。幸好一个传教士赶来救场，他的中文极好，说话掷地有声。眼前这一幕太滑稽了，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以免大声笑出来。对这些中国听众来说，我所说的一切不过是给他们茶余饭后提供了笑料。关于反对裹脚的小册子，在会上散发了2000份，临行前，几个主要官员还向我索取。

汉口是武汉三镇之一，与其他两镇间隔着汉江和长江。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的府邸就在长江对岸的武昌，据说他的文采天马行空，无人能比。我们用红纸写了张之洞关于反对裹脚的话，贴在会场里。张之洞把中国古文发挥得淋漓尽致，行文中他把反对裹脚的理由都说尽了，关于反对裹脚的理由，恐怕别人很难再用古文写出来。他是“文理”方面的专家，张之洞的文章太深奥了，那些“愚民”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到这里来听我演讲的一位军官，好像只为了研究张之洞的文采而来，他对我的演讲丝毫不感兴趣，不过听到最后，他还是签名加入了我们的天足会。汉阳是三镇中最小的，它与同在长江一岸的汉口间隔着汉江，在会议上，汉阳知县表示他家里的女眷都不裹脚。此举引起了强烈反响。对裹脚，总督张之洞大人大加鞭挞，汉阳知县家里的女人又都没有裹脚，汉口这样的商业城市，怎能就此自甘落后呢?他们都争相上来索要我们的传单和小册子。眼睁睁看着自己女家眷裹脚的痛苦，有谁不想让她们摆脱呢?在会议开始前，我的翻译表现良好，没有失声，他承认曾经把小女儿的脚松开两次，可他妻子又给裹上了。让女儿裹脚，母亲们是为了让她们争得男人们的欢心，希望她们将来嫁个有地位的丈夫。上了年纪的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男人，都反对女性裹脚，他们认为那是野蛮的象征。欧洲妇女戴耳环、束腰以及穿高跟鞋，都曾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有地位的未婚男性喜欢小巧玲珑的脚，女人们都知道，一些女性认为裹脚会增加自己的女性魅力，这样一来就会征服男人的心。

汉口的集会后，我们又在汉阳举行了专门由妇女参加的集会。对废除裹脚这一观点，所有到会妇女都赞同。当我们请这些摆脱了裹脚布的妇女们站起来时，她们似乎有点不太习惯，经努力她们还是慢慢站了起来。在我们向她们耐心地解释了裹脚的坏处后，这些湖北妇女们脸上都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她们坐下去，又全站起来。在武昌举行类似集会前，我们还专门针对上层社会的年轻男子们举行了一次集会。我在会上提了一个较为无知的问题，就是女人是不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才裹脚，满屋子人听了这话都吃吃笑起来。第二天一早，在湖北省会的大街上，一些小孩子从豪华官宅中跑出来，上前询问我还有没有多余的小册子，他们要把这些小册子拿回家去。汉阳之行的成功标志是:扔了裹脚布的妇女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此行结束后，我回到上海，开始为去南方演讲废除裹脚做准备。

默默无闻的欧洲人为推动中国废除裹脚运动所花费的精力，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不过他们也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此次南行对英国读者而言，最有趣的莫过于中国人自己对裹脚所持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我在拜访李鸿章总督时听到的。首先，我请英国驻华总领事在这件事上对我提供帮助，或者由他直接把我介绍给李鸿章。他说，我这样一个女人，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像这样有失礼节的事情，不用说他帮不了忙，连提它都毫无必要。幸亏有住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他给李鸿章的一个养子——李大人(此人于1908年被派往伦敦做驻英公使)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把我引见给李鸿章。我也给李大人写了信，信上说如果李鸿章大人赞同废除裹脚，将会大大推进废除裹脚运动的进程。假如星期天李鸿章总督有空，请他代为安排此事。届时，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时间再推迟的话，我就得去外地了。李大人很快就做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时间。当时我正好要去参加一次中国妇女的集会，约定的时间对我来说有点不太方便。此前，我还参加了一次在长老会教堂里举行的集会。会上，两位中国医科女学生接受了玛丽·富尔顿大夫向她们颁发的毕业证书。两位女士及他们的朋友和同伴们的穿着活泼、漂亮。按中国方式，教堂里装饰着无数绿色的树枝，每人手上都拿着红纸，上面印有赞美诗，当人们翻动红纸时，像有许多红色的鸟在教堂里飞翔，为节日平添了一抹喜庆的气氛。

在驻华传教士中，科尔大夫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在亲手建成的两家医院投入了毕生的精力。那天他也出席了颁奖典礼，并讲了一个故事，以此来阐述他对医疗技术的深刻理解。那是20多年前，一位中国妇女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请求他医治她的双脚，因为裹脚，这位妇女的双脚已经坏死了，她请求外国医生替她恢复双脚的功能，因为奇迹总能在外国医生这里发生。

如果奇迹真能发生的话，将会有多少中国妇女脱离苦难啊，或许医疗技术真能够修复看得见的伤痛，可又有谁能修复她们内心的伤痛呢?有些国家的年轻人喜欢追求时尚，殊不知追求时尚同样也会给人带来痛苦。

一位中国舰长(曾在耶鲁大学学习)自告奋勇为我做翻译，他的翻译完整、准确，这一点，可从听众急切的表情以及不时发出的阵阵笑声得知。有那么一两次，这位英武的舰长在翻译时明显停顿了一下，他的眼睛扫向教堂屏风后的妇女，原来他的妻子坐在那里。他的妻子是广东最富有、脚裹得最紧的女人。不过，舰长还是鼓足勇气，把我下面说的话翻译完了。广东听众在我参加过的集会中，是最活跃的，这一点从他们爽朗的笑声中就可听出来。在中国，对你的最好评价就是听众的笑声。男人们在会后都涌上来交上一点钱，领一张证明他们是天足会成员的纸。妇女们被涌上来的男人挤了出来，只能站在一旁观看。舰长的妻子瞅准机会，也上前领了一张，还声明说她已不裹脚了。一位老妇人已经70多岁了，她说像她这样的年纪，谁也不敢劝她不裹脚，可裹脚布还是被她扔了。她说刚开始很痛苦，可她愿意成为别人的榜样，现在脚已经不痛了。尽管70多岁了，我们看到她的步履仍然很轻盈。

李鸿章的花园

次日，我们专门为裹脚的妇女举行了一次集会，那天，也正好是李大人安排我去见李鸿章总督的日子。只有9位中国妇女在瓢泼大雨中到会。英国人怕在雨天出门，看来中国人更怕。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因为赶着去见李鸿章总督，我再三道歉后走了出来。我请的这些妇女，她们本可以不来的。现在她们来了，我又丢下她们不管了。9个中国妇女在其他欧洲女士的劝导下，同意加入天足会，并且当场就把裹脚布仍掉了。这样的效果，是我演说几百次也无法达到的。作为宣传废除裹脚的工具，在这场运动中，我其实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坐在漏雨的轿子里，前往李鸿章大人的衙门，街道曲折泥泞，我们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达。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进官宅。衣服被淋湿了，裹在身上又冷又湿，想着马上要被李鸿章大人接见，还真紧张。富尔顿大夫在路上就猜测说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现在看来她的话应验了。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一定宏伟华丽，气势盛大，我这样想道。

过了一会儿，我们被人领进厢房，同两位翻译——李大人和马可大夫会合。我们进厢房前路过一个房间，有一位官员躺在里面，全身盖着毛皮，瑟瑟发抖。不久，李鸿章大人就派人传话说让我们到他那里去。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眼前，两边是很宽敞的院子，右手是个马棚，里面拴满了马。穿过长廊，我们在接待室门口见到了李鸿章大人。他身材魁梧，将近6英尺高，穿一件镶着貂皮的长袍，一直拖到脚上，头带镶着钻石的黑貂皮帽子，手上套着钻戒。钻戒和貂皮是我的传教士朋友富尔顿大夫后来告诉我的，美国人对钻石和貂皮很敏感，她一眼就注意到了。我只注意到李鸿章大人犀利的目光和欧洲人一般高大的身材。他和蔼地和我们打招呼，并让我们在屋中央的一张圆桌旁坐下。这位老人自己有一个扶手椅，上面铺了一张垫子，在旁边，有一个随从负责扶他起坐。李大人坐在李鸿章对面，坐在左手的是我和富尔顿大夫。在李鸿章大人右手靠后的地方有一张椅子，马可大夫坐在那里。一排男仆立在墙边，中国街谈巷议的消息均来源于这些男仆们，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密，也是通过他们泄露出去的，这些消息，街上的闲人知道得比外交官还快。

我力图排除任何偏见(可能做不到)，但我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大人之前可能从没接见过对他的过去持坏印象的人，我的戒备心在几分钟后开始瓦解，是他的谈笑风生感染了我。此行我要与他讨论的裹脚话题，他总是极力避开。我们还没讨论裹脚问题时，他就问起我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把他们见面时说过的话转述给我，并略带微笑地问我，那次会谈的结果我是否还有印象。他说长江水流很急，船在三峡肯定遇到很多麻烦。我鼓起勇气告诉他，汽船已经被我丈夫开到了重庆，当时船上唯一的欧洲人就是我。李鸿章大人说:“你真有勇气。”我答道:“见总督大人需要更大的勇气。”接着，我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并让他收回了话题。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嘀咕着:“不，我不喜欢因为裹脚而让小孩子哇哇地哭，”“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他接着这样说道。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以及他的亲戚中已经有许多人不裹脚了。他表示怀疑，不得已我又斗胆提起他母亲。“噢，她不裹脚了，年龄大了，”李鸿章大人说道，“李家的女人我想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与这位大人物纠缠。李大人这时候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我的小女儿现在没有裹脚，将来也不会裹脚。”显然，李鸿章大人认为假装没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发布命令，让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我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同一双鞋能穿在全中国女人的脚上吗?不能。你想让我给你写点东西，像张之洞那样?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又嘟哝着说:“我现在老了，不善写文章了，也写不动了。”我灵机一动，想到如让李鸿章大人在我的扇子题字，对废除裹脚运动也算是一种认可呀!他同意了，这位善良的老人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纪大了，行动有些不便，两个仆人扶着身材高大的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此后他的题词都被展示在每次集会上，确实极有号召力。我的企图被一旁的李大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很含蓄地对我说他父亲年事已高，很劳碌，如果能写的话，是很愿意为我多写几句的。我们听出了话外之音，知道该告辞了，但总督让我们等一下，他吩咐佣人拿100个大洋送给富尔顿大夫的医院，并对她说不能推辞，一定要收下。他在仔细询问了富尔顿大夫的医院后，趁仆人拿钱的工夫，他又详细地审阅了她的捐助名单。然后转向我说:“你知道，如果让妇女的双脚解放了，她们会因此变得强壮起来，男人已经很强壮了，这样的话，他们会联合起来推翻朝廷的。”他的这句预言，后来在我琢磨他为什么能消除我对他的戒备甚至厌恶时，经常想起。在这个年龄段上，李鸿章大人的思维还如此敏锐，这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应算是佼佼者，何况是中国人呢。他不愿意触及一些敏感话题，可一旦触及，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拉·布赫叶说，对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这种态度是非常高明和正确的。很明显，中国人对舌战的偏爱在李鸿章大人身上地地道道地体现出了，他还很幽默，不失时机地和我开玩笑。他说话极具感染力，每个与他交谈过的人对这一点都印象深刻。我想，慈禧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一定很遗憾。他们之间产生了分歧，有了隔膜，慈禧心里一定深感惋惜。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有个性魅力的人在身边，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波洛克先生(后任香港执行副检察长)安排了香港的集会，因为有港督夫人布莱克女士的光临，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到会的人物都来自上流社会，市府大厅里挤满了他们的身影。尽管语言上的障碍使得许多人不能畅所欲言，但我们做的一些实际工作，还是感染很多人前来帮忙。一年前，香港也成立了华人俱乐部，其形式和欧洲人俱乐部一模一样。华人俱乐部是今天这场集会的举办方，会前，我们享受到了欧洲人的礼节性待遇，被俱乐部委员会的几位委员邀请去包厢。刚进包厢，里面的中国贵妇们就全体起立，表示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出席集会的还有被称为香港首富的何东先生，为防止出席集会的人因不懂英语而无法尽兴听演讲，俱乐部还专门请了一位著名华人律师充任翻译，翻译还没开始工作，听众的哄笑声和其他迹象就已表明，台下很多人都懂英语，我说的话，听众不会产生误解，这就是翻译要做的工作。我经常提到笑声，这也许有点奇怪，因为在集会上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非但不可笑，多少还有点令人伤感。我想，如果人们经常笑的话，可能就会加速他们放弃裹脚的念头。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认为做出悲伤表情是有失体面的。即使是件伤心事，他们的表达方式也不会很直接。他们通常会在宣布死讯时笑。在宁波时，我们路过修女们的驻地，看到5个年轻的姑娘，其中3个还是孩子，另外两个大概20岁。她们的脚因为裹脚烂掉了，只能用手和膝盖行走。这样的惨景如被英国人看到了，一定会长嘘短叹，以泪洗面的，可她们居然能发出咯咯的笑声。

香港华人俱乐部的集会结束后，我们被俱乐部委员邀请到楼上。楼上房间布置得绚丽多姿，既有中国制造的精制广东木雕和大理石盆景，也有欧式的窗帘和扶手椅。在屋中央的桌上放着为我们准备的各色糕点。我们在与一两位中国维新派人物谈话时，得到了前天足会会长的提醒，他说在要求人们放弃裹脚这一问题上不要想得太乐观，据他了解，在一两个鼓掌欢迎解放双脚的家庭中，女眷的脚依然包裹得很严实。在香港我最先遇到的困难是:在这里居住很长时间的居民居然谎称这里的女人大部分都不裹脚。若不是先前的一次经验，我差点放弃举行集会的念头了。那次是与几个朋友去一位中国广东人家做客。主人和一位白胡子客人(来自香港)一听到我的名字，连忙求我们不要到女人们的房间里去。我们由主人的儿子陪同着，在他家里四处走走，正要掉头，帘角一掀，一个女佣人出来请我们进房去。幽暗的房中，一位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年轻姑娘被一群女佣簇拥在中间。按照礼节我们向她行了礼，这位姑娘却没站起来迎接我们。女佣们按捺不住了，把她的裙子拉到一边，示意我们看她那双小得难以置信的脚。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的双脚现在一定非常痛苦。我们闯进她的闺房，她很不高兴。我往后退了退，只见她把脸转到一边，弯下腰，对我的同伴又踢又打，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一些对我们极端厌恶的话。我们脸上的惊讶表情一定被仆人们看到了，他们打圆场说这位姑娘第一次看见外国女人，她可能有点不习惯。正说着话，女孩的姐姐走进来了，显然她还没化完妆。她一看到我们，立即跑进房间最暗的角落，把眼睛用胳膊挡住，可能是她不想看到可怜妹妹的双脚，也可能是不想让我们看到她。我立即退出去，请主人的儿子转告我们对两位年轻女士的歉意，我们说冒然进她们的房间，给她们造成不愉快，我们深感内疚，早知道我们的来访如此不受欢迎，我们一定不会来的。主人的儿子丝毫没觉得有什么难堪，似乎认为这是件小事，他告诉我们这两位姑娘是姐妹俩，后进来的是他的妻子，那位白胡子老人是岳父，在香港，他的岳父是拥有最多中国房子的人。对于外国女人，这两位年轻的女士从出生到现在就没有见过。由此可见，中国姑娘在香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港的欧洲人如果不刻意留心，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中国姑娘的生活。汽船的船长也告诉我，中国姑娘坐他的船，都是由男仆们像扛麻袋一样扛上船的。由此可见，前面那些人说香港的女人不裹脚，是带有欺骗性的。刚才到会的满满两屋子人，都是较为富有的家庭，有人告诉我，在这些富有的中国家庭里，女眷们都裹脚。

“看来，我们有必要举行一次上层社会的女士集会。”布莱克女士说。她立刻着手安排这件事情。在香港，中国政府官员的女眷们都还裹脚着，针对这件事，布莱克女士特意向这些官员们发出了请柬，以便他们的女眷能够出席。在此之前，我针对男学生们也发表了一次反对裹脚的演讲，这次演讲由女王学院院长主持。英国政府在中国建立了女王学院，这是对中国最无私的奉献，在这里有无数中国男青年受到了良好教育，在中国各省都能看到这些青年才俊的身影。出席集会的还有维多利亚大主教从他的教区学院带来的一些男学生，在集会上充任翻译的是伦敦教会的佩尔斯先生。有500多个小伙子出席了这次集会，一想到这次集会，我就有点后怕。轿夫们在抬我去集会地点的途中走错了方向，我要去的地点，也没法向他们说明白。最后，一个路人帮助了我们，他懂英语，轿夫们总算弄清我要去哪儿了，可他们不认识路，我也爱莫能助。我被他们抬着在城里转来转去，想着主教、听众和翻译都在等我，心急如焚。到了会场我很羞愧，可没有勇气向大家道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向听众说明了本次集会的宗旨，小伙子们因为等得不耐烦而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笑声，他们的掌声长久地回荡在会场中，我的演讲几乎无法继续进行。像以往一样，我拿出了李鸿章题词的扇子来救场，还免费向听众散发了中国妇女脚部的x射线照

香港的女王学院

片(裹脚和不裹脚的)和宣传手册。年轻人被激活了，他们挤垮了栏杆，冲到前台把手册和照片一抢而光。我虽然没吃饭，但有这些精神食粮就足够了。那个下午，一定会永存在女王学院人的脑海中。

小伙子们的集会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安排女士们的集会了。女士们是否能到会，我们事前比较担心。会前一小时，一位女士(英国海军上将的妻子)把自己的脚放在凳子上拍着说:“不来也没关系。”港督夫人说:“噢，她们一定会来的，如果只来几个人，我们请她们去客厅，把舞厅关上。”这时，我同港督女儿布莱克小姐从外面走了进来，我们邀请她担任香港天足会名誉主席一职，她同意就任。在通往舞厅的路旁，园丁已经放上了棕榈树和小树丛，着实漂亮。我们在会前半小时，就几乎已经确信中国女士们不敢来了，即使已经出发，当她们看到有戒备森严的警卫站在大门口时，也不敢进来。可往外一看，她们来了!把轿子停在外面的大门外，她们走了进来，步伐是歪歪扭扭的，场面煞是壮观。舞厅里挤满了人，椅子都被人坐满了。有两三个中国女士凑在一起在一旁嘀咕了半天，其中一位说，当主人在场时，佣人们不应该坐着。听到主人说这样的话，所有的女佣人都赶忙站起来，走到墙边，这样一来就留出了70～80个空位子。至于小女孩就只能坐在地板上，中国人对小女孩们只能坐在地板上感到惊讶，在英国，有孩子坐在地上，大家就不会感到奇怪。有人说这些孩子太小，送她们回去吧，后来还是留下来了。小女孩们在集会结束后都签名加入了天足会，还捐了钱，这令人感到由衷的快乐。有四五个小女孩已经缠足了，这些小女孩一定很清楚她们签名表示反对的是什么，我在心里这样想。有两个脚裹得很小的女人坐在会场前排末尾，这次我们请来的翻译是一位澳大利亚女士，我的开场白和布莱克夫人的欢迎辞在被她翻译完后，可能是无法再忍受眼前这两双小脚，她就走到小脚的主人前面，这样她心里就会舒服点，看不见这两双小脚。听众对翻译的举动较为不满，两位英国女士对听众的反映充满疑惑甚至有点愤怒，于是开始用地道的南方话表示抗议，许多观众被她们的举动吸引，都回头去看。那两位中国女士表现出了超人的冷静，都无动于衷。年龄较大的一位说她都这么大年纪了，拆掉裹脚布，脚也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年轻的一位为什么不拆裹脚布，我有点不明白。散会后，女主人们在女佣们搀扶下颤巍巍地上了轿子，看到她们这个样子真让人心里难受。在这次集会上，有47位女士加入了天足会，有一位还为大家介绍了她是如何拆裹脚布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在当地一家主要的华文报馆里工作，他向我鞠了一躬说:“我的妻子和姐妹们现在都不缠足了。”一位中国医生曾断言，在香港废除裹脚根本行不通，脚裹得最紧的就是香港女人。事实证明医生的话是错误的。一位中国作家写道，“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一般都会躺在床上，实在没办法时父母们才把他们抱下床”。

穿着华丽的香港女士

在上海的一次妇女集会上，一位手臂粗壮有力的妇女平生第一次当着大家的面表演裹脚。她用劲实在太大了，裹脚布已经和脚紧紧连在一起，不得已她把脚连同裹脚布一起放进温水里泡，不然的话，解开裹脚布时就会把皮肉带下来。这样的事，有人确实见过。在福州的一次集会上，许多女士都说亲眼看见一个没有双脚的女孩，之所以失去双脚，是因为缠了足。一位中国海军军官的妻子说:“不止这一两个，这样的女孩我看见好几个。”一双脚从坏死到脱落，其间的痛苦真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

“这满屋子中国妇女，如此盛妆打扮，是不是比英国女士强?”有个女士这样问道。英国海军上将的夫人对服饰较有研究，在穿衣方面我们都向她咨询。她说:“我看未必，她们到这里都经过精心打扮，而我们穿的都是便服。我们穿上礼服，佩上珠宝首饰，不会比她们差。”随即，她又陶醉于中国刺绣的精美和丰富的色彩上了。香港的刺绣服装与杭州和苏州的刺绣相比，前者只能算低劣的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