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云南十诫》的故事之前，我想先用一个“水葫芦”的生态案例，来分析西南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的生态智识混乱。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的许多内容，虽然直接描述西南中国，更确切地说是云南案例，但是它的讨论范围不仅限于西南，而是中国当下各地均遭遇的生态事实和困境。如此说来，举西南例证，而讨论中华，涉及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生态焦虑，这本书可以视为后现代社会中的“认知提喻”：部分和全体互代、以材料代替事物、抽象和具体互代、以个体代替整体。
在昆明，谈到水葫芦，当地人都觉得它是滇池的生态噩梦，许多30多岁的昆明人都有在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打捞水葫芦的记忆。也就是说，水葫芦是一个“生态治理”是否有效的生物学标签：如果水面密布水葫芦，表示水质没有改善，生态治理低效。但是现在，这个植物摇身一变，成为一种人工推广的“经济作物”，被当作一种最新的生物治理技术在昆明大规模使用。于是，滇池的许多水面堂而皇之长满了水葫芦，它成为定期收割的庄稼。水葫芦事件背后究竟有哪些深层的生态治理问题？
滇池生态治理的“水葫芦新政”
云南昆明滇池的污染已经持续了近20年，治理投入在2009年底就超过120亿。根据云南省滇池治理中长期规划，在2008—2020年间，滇池治理投入将突破1 000亿元。客观来说，在湖泊治理方面，云南地方政府已经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了来自多个领域的最新生态治理智慧，并在局部和某些单方面指标取得了一些效果，尽管滇池从整体湖泊形态以及未来生态向性上仍然问题重重。
从今年7月下旬以来，云南滇池的一项生态治理新政遭到一些生态专家和公众的质疑：当地开始大规模种植一种叫水葫芦的植物，希望通过它对水体污染物的吸收特性，实现污染物的变废为宝；政府规划的水葫芦圈养面积将在3~5年之间达到26平方千米。除此之外，滇池还出现大规模的水上蔬菜养殖基地，这类生态治理的目标都试图实现污染物从水中的析离，从而达到水体净化的目的。
此次，水葫芦被作为一种治污能手和经济作物在滇池水域大规模推广：水葫芦种苗、水面种植、水域圈养管理、收割、运输、后续处理、生物化肥再造、农业生态利用等。种种环节已经引入了各种企业进入，俨然发展成为一种水葫芦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本来应该被质疑的滇池污染和污染源被改装成一个“工厂的原料车间”，整体还可以打包成一种生态治理的新科技面世。对此，公众可能的疑问是，对于治理污染更为关键的深层次要素如城市规划、城市地下管网系统、水循环利用、城市污水处理、低耗水农业、滇池城市群的生态设计、跨区域调水的生态可持续性这类问题有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毕竟，作为一种持续投入的水葫芦生态肥料产业，它需要生产和盈利的周期，以及源源不断的水葫芦原料；而对于滇池治理来说，它需要各种源头病症的解决，尽可能减少水葫芦这种“污染性景观”的出现（同蓝藻一样）。因为，昆明人记忆里，真正的良性滇池生态是另外一组生态循环：水游金线鲃，湖飘海菜花；低头弄莲子，蚌中珠光华。
如果非要选择一种植物，昆明人一定需要的是海菜花——这种只出现在清水中的植物，而非人人厌恶的水葫芦。
“水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水葫芦又称凤眼莲，能起到净化水体的作用，但它在江河湖泊中迅速繁衍，抢占水面，影响航运，窒息鱼类，危害健康，腐烂后污染水质，妨碍其他水生植物生长，造成生态失衡。孟加拉人将引自德国的水葫芦称“德国恶草”，南非的引自美国佛罗里达，人称“佛罗里达恶魔”，斯里兰卡的引自日本，被骂作“日本烦恼”，印度则称它为“紫色恶魔”。水葫芦已被列为世界十大害草之一，国家环保部也把它列为首批最危险的16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2003年列入《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不仅是滇池，太湖2007年、2008年也有大面积治理应用，定点多次检测发现，其减少水中多种污染物效果明显，但同时又明显消耗水中溶氧，甚至使水中溶氧趋于零，自净能力也趋于零，水内生物系统无从循环，加速恶变，这成为水葫芦双刃剑负效的主要根源。
我围绕滇池的海埂区域考察了三个点，分别位于海埂红嘴鸥观光点、西山脚下、福保村，同时对昆明城区入滇河道以及大观楼公园一带进行走访，由于之前已经收获了一批水葫芦，许多水面水葫芦连片的景观已经不在。在红塔路至海埂红嘴鸥观光点沿路，尤其是“七公里”路到新华社云南分社的入滇河道里，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水葫芦，基本上水面没有任何缝隙，一些垂钓者打捞掉一些水葫芦，在一眼黑亮如油漆的“井水式水面”钓鱼。这一带在大规模种植水葫芦之前，虽然水质时好时坏，时黑时绿，但基本上保持一种流态，而现在的水面基本上成为草地。
昆明百姓基本上都知道，滇池的污染难以治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长时间的城市污水及农业面源污染，在滇池湖底形成了非常厚的底泥，这些底泥是滇池湖水富营养化的重要营养来源，也是水葫芦的营养来源；以目前的“水葫芦吃脏水”的速度，公众担心这种方式的效率和可行性到底何在？许多昆明市民以及关心环保议题的公众知道，所谓的水葫芦，这种植物最初就是作为一种生态治理的“知识”被引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滇池，形成了生物入侵噩梦。
此次，水葫芦被作为一种最新生态治理科技成果重新启动，在官方看来此次最大的区别是圈养、定期打捞、资源利用、产业化形式。也就是说，此次滇池的绿色梦魇是科学论证的“水葫芦之废物经济学”尝试。
昆明滇池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韩亚平介绍，经过2009—2010年开展的“滇池水葫芦富集氮磷及资源化利用研究与示范”项目证明，科学合理地控养、采收和处置利用水葫芦，是实现富营养化湖泊水体氮磷削减的有效手段之一。
此外，推广者开展水葫芦经济学还基于一个简单的生态算式：水葫芦含氮量为6.777%，含磷量为1 885.5mg/千克，如果按22公顷的种植面积计算，每年可以从水体中带走约1700吨氮，490吨磷。根据滇管局今日发布的成本核算标准，水葫芦的后期处理成本是75元/吨，今年已种植的3.3万亩预计可采收水葫芦近百万吨，抛开设备采购、种植、管护等环节，仅后期处理就需花费约7 500万元。
公平来说，水葫芦基于它的生物特性，确实有固定水中污染物的作用，这是一种生物学事实，没有问题。滇池治污者顶着众人非议大规模种植水葫芦的举动，其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它们整体的生态治理逻辑和生态意识。
水葫芦经济背后的污染自体循环
任何一种植物，如果变成大规模的商业化种植，它就变成一种经济学现象和一种产业，它需要成本和投入分析，关键是需要一个盈利周期。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滇池转化为一个污染物的原材料产地，才能为这种水葫芦生物治理提供上游材料，也就是说，滇池成为“工厂车间”。通过这种方式，滇池可以正大光明变成一个“绿毛水怪”，等待着自己3~5年之后“华丽转身”。即使3~5年之后，水葫芦并没有带来水质的改善，届时可以强调滇池治理的艰巨性，新的经济投入和生物技术又可以进来，污染自此成为一个自体循环。
我在滇池福保村一带的水葫芦“水面庄稼地”考察时，当地的承包商告诉我，他承包了几十亩的水面，像种庄稼一样种水葫芦，为了标明不同庄稼地的界限，他和其他的承包商用桉树树干，几米打一个树桩，把滇池水面分隔成巨大“水葫芦田”。在昆明的滨水公园，一些水葫芦则被就地处理，打捞起来埋在公园的草地里，例如在大观楼公园，一些水面附近有不少水葫芦埋葬坑。
同时，据一些承包商介绍，这些水葫芦被多种工序处理之后，成为生物化肥可以在滇池周边的农村进行推广使用——滇池周边的农村依靠韭菜、韭黄等蔬菜以及鲜花种植为生，他们粗放型的化肥使用方式并没有在近年发生改变，这种方式最大的坏处就是形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地面的化肥随着农业灌溉和雨季地表径流统统再回到滇池。
这样一来，一个依靠污染物的污染自体循环经济就形成了，滇池在此无形中成为一个工厂。依靠这种循环和效率，滇池的水体究竟到什么时候能够发生变化？
此外，云南当地政府规定3~5年推广26平方千米，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很显然，它并不是生态学家整体统计了滇池水体的污染物总量，然后用一个科学的圈养面积，利用水葫芦把这些“污染物”吃掉，完成水体净化的目标。因为要实现这个测算，它过程过于复杂——滇池的鲜花种植、韭菜种植、农业面源污染、城市污水污染是一个无法统计的动态“数据涡流”，要算清很难。昆明市政府在7月中旬，召开了回应公众质疑的记者招待会，当时官方的信息发布提供了一个解读线索：国家要求在2015年前要彻底治理滇池污染问题，草海水质达到V类，外海水质达到Ⅳ类。
这样一看，似乎可以更好理解了，正如滇池污染治理一直以来的低效率，它已经耗费了上百亿元的各类生态投入，总体成效并不理想。此次的生态治理，将是另一种科技尝试（滇池治污已经集中了各路学者的诊断方案，足以建立一个海量滇池污染治理数据库），我们无法去严格预设这种科技是否真正可以奏效，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集体再进行一种“治理探索”，在国家目标大限到来的3~5年间，看看我们放进滇池这个“污染容器”里的新科技能否产生效果。
对于不同生物科技的试用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生态治理上看不到全局，并时刻将注意力锁定在如下的生态疑问上：滇池污染仅仅是个生态问题和经济学命题吗？它是不是一种社会学和人类学问题？滇池污染是否与一种城市化模式有关，新昆明的城市化模式是否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污染漏斗？滇池历史上的污染是不当生态治理、产业失范、城市化等原因造成的，我们有没有堵住滇池生态退化的真正源头？我们有没有反思中国生态已经深受其害的过度消费和经济不节制？新昆明的基础是呈贡新城、环湖城市圈和滇中城市群，它们之间的生态链条已经打造好了吗？仅仅就淡水一项，当昆明逐渐成长膨胀，它如何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循环利用模式？金沙江调水、掌鸠河调水、清水海调水之后，还有哪些河流可用？呈贡的亚洲花都式种植经济和面向南亚桥头堡城市的城市发展预设如何找到它内在的生态可持续性？
以城市建设为例，昆明呈贡新城，本来应该建立在一个鲜花当中的城市，有着四季宜居的高端鲜花园（不是靠大量农药和化肥的低端“菜”花）和高原生态多样性的示范城市，一种植物多元利用的新型城市发展样态，与生态、旅游、文化、休闲、民族等词汇有关的微观智能城市，发展一种非追求数量暴增的增长型经济，而是结构、内化、品质的减长城市（de-growth）。然而在现实中，任何去过呈贡新城的人，看到那里的城市规划、建筑样式、管理不善的农业模式、奇特的大学工厂群、长距离的老城与新城通勤、城市生活形态上的青黄不接。
昆明城市历史的积弊以及新城市建设的问题重重，势必将造成一个污染负担日益严重的滇池，现有路径下的滇池生态治理，难有海菜花飘香的时日。
从水葫芦反思城市建设的生态困境 中国生态治理智识的混乱
从昆明城市的形态来说，它没有例外，仍然受到“规模、地标建筑、现代”几个词语的诅咒——中国城市表现形态的单一和外来模板的僵化，造就了中国城市形态的单一化，尤其是一些后起的城市化案例，它们仍然走的是中国传统“粗放型城市化”的老路：建筑软硬失调、贪大求洋、地下地面建设失衡、交通紊乱和拥堵、千篇一律的CBD和高新区，一切造成了传统文化的割裂，都市“文化维生素”的大量流失（例如昆明当地知名诗人于坚先生所痛悼的传统花市尚义街的消逝，将代之以亚洲花都的高楼）。
在昆明，这个城市的城内马路本来就不是北京等大型北方城市的空间规整和整齐划一，而是毛细血管式、不规整甚至稍显杂乱的错综式马路系统，随着昆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批所谓的新楼盘迅速发展，造成大批与城乡结合部融合的混生社区。大昆明、新昆明、南亚城市、滇中城市群核心城市等城市抱负造成了它的功能集权化，人口短期内暴增，近年来大批滇池村落的整村推进和环湖景观公路建设造成大批农民进城，形成一批新城市居民群体。为了解决已经极为严重的城市拥堵问题，当地政府把出城交通的几个车站放在距离城中心遥远的城乡结合部和郊区地带，以往在城中心就可以乘车，前往玉溪、弥勒、个旧、普洱、版纳等地州城市交通网络，现在被人为切成三段：城内拥堵段、车站郊区通勤段、目的地交通段。在昆明和地州城市往来的市民往往要额外花30~40元的打车费，仅仅是完成城区和车站之间通勤。
这种交通的混乱关涉与滇池生态污染治理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城市污水的集中处理和转化——只有解决源头和实质问题，才是真正的治污关键。即使是新建的小区，极少是按照污水集中集纳的规划进行系统规划，甚至通过生态方式进行社区内部的初级处理，减少迅速膨胀的城市排入滇池的污染物总量。
当老昆明的传统城市景观被拆除殆尽，城市空间仍然稍显局促的时候，昆明开始寻找一个新的功能替代空间，这时候它们决定在呈贡发展新昆明，但正如前文所述，城市规划者没有从功能、形态、细节、软件上建设一个智能化、生态性的新城，而是建造了一个同样问题丛生的新城市区块。昆明的城市化和中国其他城市化失败案例一样，遵循同样的城市构建逻辑：装潢店、建材店、超市、农贸市场、性用品商店、小吃铺和大排档。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城市化，造成了异常丑陋的城市化形态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水葫芦新政的内在矛盾是治污者没有找准滇池治理的命名和核心问题，回到昆明这个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众多生态提示：
首先，城市的审美想象和远景思维能力，具体而言就是风水观。老昆明是个龟背和蛇山的风水观，沿着长虫山的天然屏障，昆明是枕在湖边的水绕之城，滇池水系与城市中传统河道形成自然的沟通和循环，城市与农村凭借寺庙、荒野、田畴形成自然的隔断和渐变。这些遵循了几千年的规律全部被打破了。
其次，让功能来自然过滤和淘汰城市形态。在翠湖区域，造币、纺织、洗布、刺绣、文房四宝、商铺、市井生活、教育、文人雅集等功能自然构筑了一个彼此联通和呼应的城市形态。所以如果真要建立一个新昆明和呈贡花城，它应该有生态学家、环保组织、设计师、农艺师、诗人、鲜花店、花艺店、生物基因研究者、土壤学家、昆虫学家、手工艺人、编制工人、果蔬菜农、美食人士、鲜花食品烹调师、民俗学家、各种有着原生和生态生活方式的民族聚居者的有形城市空间，依照他们的使用习惯和生活方式，让城市自己提出生长的需求，形成一个自然、不造作、有效率的生长型城市和智能城市。而非一个行政中心在中央，附属产业的功能区在周围环绕的行政区划“图表式城市化”形式。昆明城市规划部门在多年来多届出现的腐败问题以及多次只能睡觉的“睡城”设计，其实已经提示了行政化城市模式的不经济和内在矛盾。
水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可能的答案是：它只不过是另一种“行政植物”，用来执行一种行政命令，它的水面覆盖，以及隔离天日的污染合法化，是不当生态治理最浅表、最低效、最孱弱的植物学注解。
1. 西双版纳：人类的放纵和逃遁与热带丛林的远离
我2004年第一次来西双版纳，以记者身份参加当地的一个边境贸易节，第一次看到把茶叶压成饼的普洱茶。2005年，普洱茶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和经济事件，我曾经和同事驱车从西双版纳一直开到拉萨，考察茶马古道沿线围绕茶叶经济的政治运作和民间动员，在那一次工作采访中，我去了西双版纳当地人确认的六大古茶山，沿路喝了无数种茶，见了各种做茶叶生意的人，访谈了近百名政府官员。
人类之城：中国的生态认知反思
图49 周雷2010年12月摄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不仅是生物学系统，在我看来，它是一种认知方式，一种自然留给人类的可能性。任何现代化和发展都不应该牺牲这种可能性，如果是不可挽回的，至少收敛些，转过身，对这些植物进行凭吊。
我无意对这些采访细节进行详述，我只是试图表达一个观点：在目前的中国，人们对地域的概念仍然维持着一种传统而封闭的贡品、特产、物品模式。中国人对于一个地方的思考和想念，时常顺着味蕾直接锁定在一两种植物、动物或食物上。当然，这种判断有武断之嫌，但基本上反映了一部分社会事实。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山川地理一直在这种心理驱动之下，成为一种味蕾和感官意义上的藩国。也就是说，只要远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的我们，仍然能吃到三七、松茸、香蕉、菠萝、天麻、云南白药、米线，那么那个云南就仍然存在。
作为人类学家，我在西双版纳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那就是这个城市是按照一个平庸的“城市”模板不断在复制——这不是一种同义语反复，依靠规模和硬体实现的中国式城市，已经成为一种思维3.0，它成为中国大小城镇完成进化的思维模板。2010年10月，我目睹西双版纳景洪市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化进程，以非常迅速的方式，进一步蚕食一种雨林生计和雨林生态模式。
我所说的这种雨林生计，并不是说西双版纳仍为古树参天，大象四处游荡，孔雀栖息房檐的古典雨林模式，那样的生态环境早已不存在。我这里提到的雨林生计指的是西双版纳当地人与自然植被、雨林生态系统、雨林气候在生活形态上的藕断丝连：传统的西双版纳居民生活在一个小规模的生态植物园里，他们可以依靠家居附近的植物和动物系统，解决大部分生活上的日常需求；传统的雨林生计，或近或远依靠雨林植被和生态系统，来获得大宗贸易物品，并基于此，维持一个雨林生计的宗教世情网络和民间交流体系。
所有这些，随着现代化、国际化和房地产力量的引入，发生整体性坍塌和崩溃。在现有生产系统中，支配西双版纳的单一植物种植如橡胶、香蕉、麻类、茶叶实为一种工业化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中国农民长期使用的农事日历已失效，它依靠的是一种ISO9002式的“农工业”体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都已经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作为一种生境和认知系统已经彻底远离，现有的自然保护区，只是一种装饰性、附带性的城市补益装置，分隔在破碎、片段化的零散区域，极少和当地人的生活发生关联。
于是，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出现了一大批“新市民”阶层，他们虽然都是傣族，但是不会说傣语，不读傣文经典，不知道傣族习俗，不认识傣族生境中的动植物，他们对自己原生文化和自然生境表现出一种完全陌生；他们有着大城市居民类似的城市病和欲望综合征。
颇具戏剧性的是，伴随着这种人群的产生，有一些城市里的人开始逃遁到西双版纳，他们不仅在物理意义上占据着一块版纳（版纳在傣语中意思是坝子，西双是12个的意思），同时还把这里的生境升华为一种认知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雨林退缩的同时，这里出现了精神意义的“外来生物”。
我的一名德国朋友马悠就是这样的人，他于2011年初去世，这位德国生态学家，在20多年的东南亚栖居过程中，发现了西方植物学、生态学、乃至文明体系的内在矛盾，于是他试图将西双版纳陌生化，尝试用改良过的西方科学为知识底板，将东方哲学、易学、道家和西方的炼金术这类传统智慧作为思维之笔墨，进行另一种知识论图景描绘。他在生命的最后，不断强调生命景观系统的意义，倡导热带雨林再造农业体系，推崇兰花等原生植物本身的智慧，并思考生态联系的新形式——一种道式的生态痕迹学。
无独有偶，我的另一名朋友凡丁先生，来自上海，使用当地的大树茶为原料，尝试用中国葛洪式的丹道学方式，炼制茶丹，并试图恢复一种城市人早已中断的生态联系机制。
我想强调的是，我这里列出的案例，并不是孤例，在我频繁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了解到有大量的城市人，在荒野里思考一种新的生存路径和财富模式。而且，我并不认为，这种来自城市人的思维探索，可以最终拯救不断远去的热带雨林。
悲观来看，西双版纳的现有热带雨林和丰富的植物系统，顶多只有三五十年的寿限，如果我们沿着现有的路径继续走，它将永远消失；如果我们引入一种新的生计伦理、认知模式、城市模式，它可以保持这种类雨林或准雨林形态，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这件事情的难度在于，人类首先需要在味蕾上、欲望上戒除大量刚性的需求，才能开始讨论如何在西双版纳进行生态环保。提醒大家一点，西双版纳的大规模工业化植物经济，最为大宗的物品是驱动城市人的轮胎和让人无忧欢愉的避孕套。
2. 香格里拉：卡瓦格博雪山与艳遇酒吧
香格里拉并不是一个实在物，远说它是藏传佛教香巴拉的一种宗教情绪和认知归宿，近说它出自一个外国二流作家的世情小说。好学的政治官员，相信命名学和“白马非马”，他们认为攀附一个香格里拉可以将偏僻的藏区链接到好莱坞、现代化、都市化、城市化的主页，成为提醒城市人随时应该宠幸的旅游地，于是有了这个名字。
图50 周雷2005年10月摄于迪庆松赞林寺。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将是自然对我的态度。这种简单的小学《自然》课生态原理，并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留下太深印迹。
我在2005年滇藏腹地的旅行当中，了解到由于多个政府认为自己才是香格里拉的所在地，所以早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叫“香格里拉旅游圈”，这样大家可以保持一种对虚拟资源的利益均沾。
我曾经和当地的藏族人一起转山，围绕着卡瓦格博雪山，不是外转，而是内转。我让当地藏族的朋友描述他们眼中的神山系统和自然系统。转山的四天当中，我沿路不断重复的句式是“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而我的藏族朋友以一种诗学和自然科学融合的方式回答我的问题。对于一些自然神迹，他可以同时使用神话学、生态学、地质学、地理学的知识来回答。除此以外，他还给我列出了至少50种植物的自然属性和当地名称，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的植物分类学知识至少可以区分200种植物。
如果熟悉藏传佛教经典，香格里拉以及卡瓦格博雪山区域是一个象征系统特别完整的自在物，许多宗教文献可以在这里找到原生的自然耦合和民族学对应。我至今仍然记得，我的另一位藏族朋友在描述当地一个由神变化成的湖泊时的神态：在他眼中，这个湖泊锁在深山和丛林里，颜色是黑色的，水边极为安静，水面纹丝不动，他看着这深潭，害怕得朝后退了几步。
“我不是个胆小的人，但是这个神湖太可怕了，因为这尊神就是护法神，所以他的化身也让人不敢靠近。”
其实不仅是卡瓦格博雪山，即使是距离中甸独克宗古城不远的松赞林寺，本来也是一个绝佳宗教空间：巍峨于山峦之上，寺庙的金顶次第展开，乌鸦翔于大殿顶，衬映着四周青黄色的山脊。但是这里的重建工程，使用钢筋混凝土，将整个宗教空间从质地上破坏了。虽然，旧时的松赞林寺对望湖泊，而后干涸，现在重挖的湖泊仅仅是个修辞的对应，完全丧失了自然的神性，里面杂草丛生，木板栈桥朽颓，基本上成为一个冗余物。
水电开发、大众旅游、矿业开发等现实经济选择，使得一个具有自然神性和宗教神性的区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超过了人可以承受的限度。仅仅是两年不见，我再次看香格里拉这块土地，已经让我不敢对视了。
从丽江旅游模式学来的古城商业和都市经济武装，使得香格里拉这个文学词汇构造，与神学意义的卡瓦格博，都市社会学意义的艳遇酒吧混合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陶醉于酒色和肉欲，一些当地人在民间语文中炫耀自己的家乡也可以成为另一座艳遇之城，高原上交媾的天堂。一些非藏族朋友开始在酒席间半醉时戏谑，与某些民族的女人发生关系，可以医疗风湿，说完之后谑浪笑傲。
3. 大理：被叙事劫持的古城
2010年10月，我登上大理古城中一座仿古楼，极目远眺，鳞次栉比的屋舍作翼状展开，一直流淌到洱海的尽处，重修的崇圣寺在山脚下闪耀着装修气味，在苍山脚下蒸腾，云蒸霞蔚。
几次三番，我来了大理许多次，与研究最为密切的是2007年对大理喜洲的考察。在频繁的观望中，我感觉到大理是一座被叙事劫持的古城。因为金庸的小说，这里的山水风物被中国世情社会——当然包括大都市，理解成段王爷治下的古王朝余续，于是所有的现实觊觎和期待都或多或少和这些武侠叙事有关。然而，继续上溯，分析这些武侠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如今已经拿到英国学位的金庸先生自然也是先被典籍上的大理劫持，他曾择其一二，演绎出武侠小说中的大理古城。
图51 周雷2005年摄于大理。在知道所有大理的“现在时”之后，尤其是“情人湖”的消逝，我想金庸先生并不能立刻高兴起来。新建的崇圣寺，虽然表面上金碧辉煌，但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这里不包括你凑近之后，看到的建筑材料细节。我所说的是，在中国的许多发展角落，都让你联想起总体上正轰鸣行进的现代化车轮：泥沙俱下。
关键一点是，现实中政治学意义上的大理正是以二度描摹的金庸叙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城建设的模本，通过截取大理在公众想象中的流行性，添加大量庸俗经济学和铺张城市构建的实际内容，最终形成现有的大理城市乐章。
然而，熟悉大理这块地方的人知道，如果要以音乐的方式来听大理，这里可不仅仅是个三月街小调，里面奔涌着波云诡谲的历史奏鸣、咏叹调、宣叙调和赋格。
大理喜洲的商帮和喜洲都城文化，可以让人想象南诏帝国的荣光和余续，大理现在的寻常巷陌中，一砖一瓦，如果得以保存都是可以直通唐宋的历史叙事。大理人曾经一度将自己认定为印度阿育王的后裔，只是明清以来，开始攀附帝都南京迁移而来的“首都人”。
深藏在山峦里的诺邓，小小的白族乡村，至今保存着一个褪色萎缩的宗教景观。自元朝以来，这里是盐马古道的所在地，人类学家至今在此试图书写“微盐”背后的文化大义。一度，这里的一个小乡村就保存着一个完整的民间信仰系统，从最小的家族式宗教构建到木质、三层望天的玉皇阁，这里的乡民可以随便在晚饭后，仰望玉皇阁诸神，想象一个完整的宇宙。
1856年，西南“回乱”的杜文秀起义，其实在当时提出了一个类似“五族共和”的政治观念，而在我看来，这个起义最为有意思之处，在于这里的五族共和，并不包括汉族，也就是说在洱海之畔，这里的民族曾经一度想象在浩瀚的西南中国建立一个“缺汉”的理想国。研究历史的学者，可以在这里想象，并且更好理解什么是汉族，什么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虽然，重修的崇圣寺并不能让人满意，但是至少它起到一个庸俗版谷歌地图的作用——帮助考古学和人类学知识贫乏的中国人（历史眩晕与地理辨识能力缺乏综合征患者），在一个可见可摸的地方见证一个凝视物，大家好进行到此一游的图像旅游认证（证明自己曾经来过大理和大理古国，因为有图为证）。
说完这些，还没有谈到大理的三月街和采白花习俗，这类民族的野风，同泸沽湖的走婚，和彝族的摸奶节一样，陷入低等下作的口语泥淖中，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只是，生于斯而长于斯的大理人，在这一点应当正襟危坐，即使不去辩驳，即使要填一两个情人湖给都市人造别墅，也不必去渲染，自己又是一个艳遇之城。
4. 丽江：白沙壁画、东巴教和艳遇之都
1998年，我初涉云南，去到有着“人类动物园”（human zoo）之称的民族村，当时的一个纳西村寨有人用活着的古象形文字作画，也就是东巴字。至今我还记得，它用东巴字将我的属相入诗的原句。
“风前无高坡，骏马足下无远程。”
之后，我去了丽江大约一二十次，多半是与工作有关的考察，内容宽泛，从洞经音乐商业策划者宣科、世界记忆遗产颁奖、丽江的艺术家、丽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丽江的生态保护和生物基因资源考察、三江并流的流域调水等，其中还有无数次私人和眷友相伴的旅行。
如果闭上眼睛思念丽江，它是一个围绕在雪山、平坝、山峦、清澈雪水、东巴经、旅行者、土司府、披星戴月服饰、纳西族、拉市海等自然和人文记忆当中的自然之城；但是只要一睁开眼睛，迅速汹涌而来的是各种现代化符号：轰鸣的丽江古城艳遇酒吧、铺张无序的丽江新城、异常庞杂的旅游人群、旅游产业化的风景区和收费区、房地产连锁建造区、国际奢侈酒店的实验地……
在一次考察的晚宴中，我记得当时丽江的一位高级女领导，穿着纳西族披星戴月服饰，手捧着酒杯，奉劝在座的各位朋友来丽江，就要艳遇，因为这是一个艳遇之城。仿佛在很多人眼中，艳遇是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民族的现代化和精神的催化剂。只要一个城市能在灯红酒绿和物欲横流中，迅速实现多民族、多种族、多国别的泛性主义交流，那么一个城市的现代性也就实现了。
图52 丽江的今天，西藏的明天：这个描述如果指的是自然，怎么看都像是谶纬。当我2004年第一次来丽江的时候，我用北京的生存经验相比，感觉俨然一个天堂。只是在当地生活了20年的纳西朋友告诉我，这算什么，你没看到丽江20年前的样子。我在云南生活了将近4年之后，我对此深有感触，所以，为了弥补视觉误差，我在描述丽江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更为原始的地域——西藏腹地的然乌湖。周雷2005年10月底摄于一次西藏的考察。从这个冰川，我们来想念那个一度自然、封闭的丽江古城，还有巍然耸立的玉龙雪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我曾经在2010年10月初的一个午后，和大学时代的老友骑车前往白沙古镇，赏鉴白沙壁画，著名的“丽江壁画”从明初画到清初，延续了300多年，仅大宝积宫就存壁画558幅，融汉、藏、纳西文化一体，呈现了藏传佛教和儒、道等世俗和宗教生活。
古树、壁画、儒释道合流、古建筑、荫庇庭院，一个木氏土司的旧庭院，已经完美融合了人文、自然、天神、宗族、社稷，让人体会自然造物的无尽藏。我也曾经在2005年独自在拉市海的海边散步，体会自然语汇的多重合奏，并特意选择在凌晨3点，在山顶俯瞰大研古城，试图了解那个没有旅游人声干扰的古城形貌。
这些经历都会让人思忖，丽江这个城市，作为三江并流区域的高原境地，本是一个由涉及民族迁徙、文化融合、宗教沉淀、宗族延续、文化之《出丽江》和卡尔维诺式的《人类之城》等复杂元素融合的城市体，一座历久弥新的前现代城市，一座在进化当中的自然和城市融合体。
如果它在欧洲，一定是和“古登堡”之东巴刻印、“中世纪”之东巴经、埃及纸莎草之东巴造纸、人神之战的纳西城邦、两河流域之高原农业经济、北欧海域之民族融合与文化浸润、留着牛奶和蜂蜜的高原作物稼穑等“文化琥珀”相关。
可是，我们现在用古登堡、中世纪宗教、埃及纸莎草、城邦、两河流域、牛奶和蜂蜜等资源禀赋，在创造何种城市模式？
古城边的麦当劳和肯德基、hiphop城市卖场、高原房地产、旅游地产、国际高尔夫地产、玉龙雪山城市高尚社区、艳遇、洗浴城、卡拉OK、美食一条街、蟠桃产业开发区、拉市海农业区……
2010年10月，我坐在拥挤异常的大研古镇石桥，看着一对对旅游者，点上蜡烛河灯，让它们漂流百余米，纸碎灯烂地拥塞在河床尽头成为垃圾，隔河是震耳的拉歌和蹦迪音乐。隔一日的束河，我目睹成百上千的异地客，稀稀拉拉围着雪山音乐节的摇滚歌手哼唱，一次次在千篇一律的小卖铺里穿行，雨湿衣襟。
这些时候，丽江的东巴、玉龙雪山、古镇、雪水、拉市海、白沙壁画，成为都市化超级厨房隔夜的残羹剩水，一起混合进了标准化、中国式的城市化搅拌器当中。仿佛一头犏牛，醉倒在一盘混有呕吐物的奶油草莓沙拉里。
5. 保山：一座中国的超现实主义城市
飞机抵达云南保山的时候，是夜里，出机舱下着大雨，机场出口像个台球室，里面站满了来接机的人，见到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抱着手拦着路，并不避让，眼里只顾寻找着自己要找的人。旅客需要在人群中奋力扭动身体，才能走出。拦到一辆出租车，司机不打表，一脚油门，往田埂里狂奔，渐渐我在黑夜密雨中看到不断闪过的墓碑和石棺，我问司机：师傅，我们这是去哪？
司机当然说是进城，机场其实距离市区很近，大约就6千米左右，但是车费要35元。接下来，我在保山游历了3天，更准确地说是工作考察，一个城市的形象逐渐清晰。
保山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颇为重要，和国民党抗日将领卫立煌、史迪威公路、滇西抗战有关。同时是有着极为丰富动植物资源的自然区域，正因为这些资源，一个小小的腾冲制药厂，也能凭借当地独特的药材在中国医药界闯出声名。
为什么说保山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城市？首先因为这个偏远的城市戏剧性地集中了许多当下中国的元素，并通过一种极为“艺术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城市的死生、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此呈现得极具装置艺术风格，在中国虽不独一无二，也足够标本意义。
图53 这是真正的尊严、人性和自然，也是我们在现有的城市化模式中不断剪短、磨损、戕害的东西。周雷2007年7月摄于云南文山。
先说这个城市的国际化觊觎，因为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腾冲密支那公路等历史和现实国际通道，保山一直试图打造一个超级国际物流通道，成为一个面向南亚的桥头堡城市，承续来自省城昆明设计的面向南亚、东南亚、大湄公河次区域、泛亚区域的“西南大城”，一路向西衍生，和众多云南的边陲城市一起想象一个跨文化、跨地域、跨经济类型、跨气候带、跨种族的昌盛未来。
但在现实，将外人带入这个未来超级结构的是一个需要在田埂、坟山、棺木、墓碑、破败村庄之间穿梭的机场羊肠小道。也许是因为财力关系，这个城市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障眼法和“韩式整容”，像大理、丽江等云南旅游城市来个华丽转身，只是匆忙之间先用语词构筑一个未来之城。
除了大而无当的城市道路、俗艳瓷砖铺成的新城、稀疏的人群、芜杂分布的工厂和半城市化破旧集镇、密密麻麻布满山头的白色坟堆。保山这个城市，当然毫无例外，也有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房地产帝国。密集的房地产广告，陈列着这个城市的未来想象。
一个名为“国际街区”的楼盘，将自己的文案设计成世博中国馆的模样，变形成一个钻石的形制，嵌在巨幅广告牌的中央，左巴黎、比萨斜塔，右伦敦大笨钟、纽约自由女神。这个城市，先用高高竖起的广告牌表达“御墅”帝国想象（当地一楼盘名）、“中心之上、达观城市未来”（当地一广告语）。
在密集的坟头，沿路售卖的石棺、墓碑所构建的阴宅，以及超凡绝伦的房地产阳宅想象之间，保山这个城市，和许多中国城市一样，用无所不在的“肠胃蠕动和桑拿”建筑连接，构筑了一个中国式都市的三位一体：一个城市的现在，演化成一个超级消化器官，将所有的欲望和焦虑，连同历史投入一个“全球化、超级城市化”的胃液里搅拌，分泌一种味道极为复杂，热气腾腾的中国未来。
前面提到的高黎贡山，是另外一种中国超现实主义呈现。作为怒江和伊洛瓦底江分水岭的高黎贡山，海拔落差为4 918米，有高等植物256科1 196属4 897种，兽类154种，鸟类419种，两栖动物21种，爬行动物56种，鱼类49种，名副其实的生物方舟。
但正是这样一个上苍福佑的地方，经济现实为单一作物所统治：咖啡、澳洲坚果、橡胶、甘蔗、膏桐（能源植物）等。这里的咖啡供给的是全球化的雀巢，澳洲坚果提供的是都市白领们所需的氨基酸，膏桐承载的是一个堵在汽车上的城市未来。
在中国，尤其是西南中国，有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独特的自然资源，但它们最终为单一、标准化、矛盾化、异化、病理化的僵化城市化模式所征服；损失了一个区域生态化、多元化、人性化的自然发展可能。
3天之后，我结束田野考察进入保山市，距离登机时间4个小时，因为想不出能在市区找到什么地方坐下，索性先去机场找个地方写作。到了机场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白天看这个机场，更像一个工厂，找到一个大排档咖啡厅坐下，房间里只有一个服务员，百无聊赖地在看一个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我碰巧在头天晚上，也在保山一个县城宾馆里扫了一眼这部电视剧，是同样的片段，头晚出现的拨出故障也得到重复——长达15秒左右的声音消失。
它再次提示了一个中国式超现实城市的存在：俗艳的新城、宽阔的街道、稀疏的人群、沿街售卖的棺材和墓碑、沿路密布的坟山、极具野心的未来城市建筑、一个人的机场、一个没有人检查和纠错的电视台、无所不在的办证和迷药广告、雀巢的某个原料地、占据了少数民族村寨山地的澳洲坚果、天上人间式的洗浴城。
一个人坐在机场，坐在巴黎广告牌之下，喝按照雀巢方式仿制的25元一杯的高黎贡山速溶咖啡，可以听见鸟叫和轰鸣而过的拖拉机声音。座位对面是中国电信手机阅读广告列出的最火爆抢读书目：《小时代2.0》、《逆骨》、《凡人修仙传》、《阴阳冕》……还有更为前卫的超现实主义装置吗？
6. 澄江：宣传的湖泊动力学
澄江距离昆明不远，驱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212平方千米，高原大泽，水流深广，最深处达160米，正是因为这个水深，使得它有某种尼斯湖的特质，可以容纳思维有节制的飞翔。云南诗人于坚，多次在文字中重游这个湖泊，描述他诗歌的青铜器时代，如何在这个湖泊里游弋，对比现在的云南生态，产生令人眩晕的超现实主义效应。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云南，在中国，许多人不经意的描述，具有史诗和神话的效应，因为你20多年前描述的情境消失无痕，宛若梦呓一般。他某种程度上，将澄江和滇池“博尔赫斯化”，将它抽象成一种文化母国和诗学意义的深海。
2010年夏，我重游澄江，在铜锅鱼和洋芋饭前陷入沉思，想起澄江的帽天山古生物博物馆、李家山青铜墓葬、澄江海底城市考古。前两个都是查有实证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现实例证，第三个是我自己亲历的新闻记者卷入的海底城市考古行动。
为什么要提帽天山古生物博物馆？它实际上暗示了云南这个大陆的奇幻色彩，中国许多地方由于过度早熟，许多史前地貌已经被大量人工堆积物覆盖和再覆盖，但是在云南，由于先天的“蛮夷”特性，它保存了许多史前的地质孑遗痕迹。我对
图54 宣传仿佛一种附在高速行进船只上的蜻蜓，前面还顶着各种风暴和气浪，瞬间有可能消散。总之，宣传经常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也解释一个现象，在中国的许多英文外宣刊物中，虽然印刷精美，但是里面充斥着文法错误。因为宣传的内在逻辑是：看上去挺美。周雷2010年7月摄于泰国北部，一艘驶向克伦村寨的木船，这里的村寨位于萨尔温江的下游，也就是怒江的下游，他们对中国上游的水利设施建设十分关切。
于澄江和川滇古陆最为印象深刻的古生物学描述是：一度，这里的高原断陷湖连成一体，里面游弋着13米长的大虾，有许多生物的拉丁文译名，都还带着yunnan和kunming的词根。
而李家山是什么？在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显示着和晋宁石寨山青铜器相似的风格和语法，浑身上下荡漾着不羁和狂放的蛮野之风，但是其气魄和纹饰，又足以让你想见一个帝国的气象。
站在现在的澄江抚仙湖，从外在的“人工堆积物”和“城市形态”上，是看不出这些超自然、远古、异端和自然异禀的，所有的抚仙湖村庄及周边城市，仍然是延续着普通城市的发展路径，它的街道和平顶山、鄂尔多斯的暴发城市区是相似的。
但是，中国许多城市又从骨子里特别羡慕鳞次栉比和摩天的都市繁华，并希望自己能尽可能靠近中心和核心，于是它们尽可能通过地铁、高速公路、高铁、航站楼等硬体连接来无限吸纳城市散发的余热；另一方面，如果实在局限于地理，便希望能从修辞和意念上，靠近都市城邦的思维中央。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曾经游弋着13米长大虾的青铜帝国，开始在2006年尝试集体策划，让抚仙湖“海底”惊现一个沉没城市，并且具有金字塔的形制，散布着神秘图符，仿佛是一个超越玛雅文明的太阳文明遗存。
当时，我作为一名记者，半睁着眼睛看着澄江政府和一名有着丰富新闻从业经验的挂职干部如何在海底寻找这个城市的未来。不仅是在云南，许多中国城市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候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例外，这样它们可以用“之城、之都、之地、之乡、之国”等词汇，先从修辞上占据资源。
人们试图通过“不及物”的半虚拟名词，来获得“及物、滋物、造物”的动词性社会和城市体，并且在这种“湖泊动力学”的科学原理之上，不断动员政治、文化、经济、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人类学的资源来丰富这个造城语法。
所以，在澄江，我们一方面看见当地人伙同外地资本，将抚仙湖按照“湖边的夏威夷”和“山川里的拉斯维加斯”方式打造；另一方面，它们半梦半醒地将自己真正的灵魂和文化之根，如帽天山古生物群、李家山青铜放进最不显眼的博物馆里陈列，不张不扬。
直到想到160米的深度，塌陷沉降的旧城，抚仙湖地产，于是想象一个居于大城昆明不远，一小时城市圈的：铜锅鱼、洋芋饭、双抠、麻将、水上娱乐、洗浴、卡拉OK的湖滨娱乐度假城。
这个时候，抚仙湖的“秦淮河畔”，博尔赫斯、帽天山古生物、青铜帝国、诗人在哪里游弋和沉睡呢？
7. 昆明：西南夷、宦官、第三亚欧大陆桥
很大程度上，云南和昆明被中原意义的中国一直视为一个化外之区，这是一个西南夷建立的蛮夷帝国，在封闭、自为、自在的区域中缓慢移动的一块大陆。而其中生活的人，似乎具备更强的部族、聚落、寨民、野夫的色彩。这种长时间历史向度之下的西南观其实已经成为某种认知模式，制约着外来者，也制约着生活在西南区域的本地人。
我在昆明生活了近4年，如果不说远，仅仅还原一座民国城池，我居住的地方叫篆塘，也就是滇池经由大观楼连接到昆明护城河的码头区域，这里曾经停泊许多船只，有昆明周边的货品在此聚集，从这里可以登船上岸，也可以顺着护城河进入城墙围拢的昆明城。与我居住的地方一箭之隔，曾经有座堂皇的弥勒寺，那里生活的人以摆渡为生，是半农半渔的村民。有趣的是，现在弥勒寺仍然存在，但是大殿早已不存，已经成为一个深夹在城中村魔方似的建筑中的小构件，小小的红门挡着，只有一位老太太守着，时不时来添点烛火，里面供着小型的造像和挂符。而距离此二三百米之遥，就是昆明的新财富中心，金马碧鸡商业区，早期具有天象测量功能的金马碧鸡坊早已拆毁，代之以琉璃焕彩钢筋混凝土的新构件。
图55 在做完昆明的田野调查之后，我回到了江西的老家，位于修河附近的一座小城——距离鄱阳湖不远，这个我曾经在儿时游泳潜水的白莲湖，已经成为耕地，不远处的小山，已经整体切割了。它提示我已经两年没有回家。周雷2010年1月摄于江西。
这类描述，可以让人理解生活在云南和昆明的独特性（其实不仅是昆明，中国何处不是？），短短的10年尺度，前后挪移摇摆，就可以让一个人体会一个完全迥异的物理、心理、社会空间。
艾芜还曾这样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昆明这座城市，躲在斜阳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汪曾祺和他的同伴，在翠湖的茶楼里喝酒，然后将算钱的盘子从后窗扔进九龙池。圆通寺附近的大德寺双塔，曾经可以眺望滇池浩瀚水面，如今被建筑物重重包裹，困在一个院子里仿佛一个双面晾衣架。
这类具有标志意义的西南和昆明早已作古，真正原味的昆明早死了。但是，西南夷的心理阴影和西南夷后人的硬气，以及“新夷民”的原籍文化暗示，这三股势力造成了许多昆明城市的“社会学地壳”的隆起、变化，宦官郑和以及他的海上传奇就是一个例证。
我去过晋宁——郑和故里多次，采访他的后人，寻访他的家族旧迹和纪念冢。郑和虽然海上事功非凡，但是在西南中国的晋宁，他仅仅是个符号，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社会沉淀和现实意义。
我一直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滇池这个当地人所说的昆阳海，一度生活着渔业为主的“海民”，他们是昆阳海上的航海者，而这些人在昆阳海上的生活，配合遥远的彝族本土部族神话，联通了一些古滇自然地理的神秘和不确定性。我甚至一度在滇池周边的村落寻找郑和的“海上文献”：一个滇池周边长大的人，最终率领世界最为浩大的船队远征，仿佛向外太空漫溯，伴随着一个不断强大的明朝帝国——一个极为完整的成人礼故事。有没有世情小说、话本、童谣、神话将这些东西写入，成为一个影响和塑造封闭西南的海上文献呢？
很显然，这种历史记忆结合上述三种西南夷心理，成为现在新云南人的某种思维模式：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在开放、融合、区域化、全球化的泛亚、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太平洋区域，营造一个虚拟的出海口和海上之城，而郑和的事功，恰好贴合了崛起的和平意象，同时也加载了家族、部族、区域史等重要心理模块，成为西南夷国际化和中心化的最理想方式。
我在昆明生活的几年，当地的政府一直试图用超级国际化架构来构建一个西南观。第三亚欧大陆桥，就是明证。它虚拟构建着一条可以从深圳一直延续到阿姆斯特丹的大陆桥，穿越几个大陆，进入欧洲的核心，云南和西南因此成为核心而非边缘化的夷地。
表5 （西南观：认知阐释的同心圆和双向路径）
通过这个心理架构，当地人应对的是民族/族群，能动性/压制性，我群/他者，汉/非汉，中央/地方，自我殖民/国家扩张，标准化/典籍化，汉化/夷化等二元分类，试图通过现实的时空维度，造成一个从西南直接过渡到国际核心的开敞空间。
昆明、云南、中国的有趣性，也正在于此。一个好端端的彩云之南，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谁也不清楚，它将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这块川滇古陆，正经历自己的奥德赛。
8. 个旧：金属梦和工业梦魇
在云南，有许多城市类似个旧，曾经资源富集，经过猛烈而长时间的开采，矿产逐渐枯竭，曾经的金属迷梦开始退散，工业化衰退后的城市凋敝和社会失范，造成一个城市的集体梦魇。
个旧，彝语中一说“果作”，就是吃荞麦的地方；另外一说是“个纠”，就是矿多的地方。无论哪一个，都和普通话，“个个都是旧的”无关，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很贴切。
无论，将个旧的工业和锡矿之都上溯到哪个时期，它的辉煌已经过去了。伴随着锡都、工业城、早期工业名城、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锡工业基地、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产锡基地、滇越铁路沿线重要城镇、云南第二大工业城市（历史上）、中国冶金活博物馆等称谓，个旧现在留下的问题是吸毒、无业游民、妓女、矽肺病人、大批低收入人群、高频度低烈度的回汉隔阂和冲突等。
图56 工业化的遗产有很多种，社会凋零和群体征候也是表现方式之一，2004-2008年我因为各种原因曾经多次来到个旧这个城市，其中一次是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去往当地，去看当地严重的艾滋病和低薪娼妓问题。它提示了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会带来特别严重的社会后果和人群苦难。当然，这种情形并非只有中国才有，这张照片摄于伦敦街头的电话亭；声称可以提供东方情调的妓女。下文是关于河口的文章，它与个旧同是云南红河州的两个城市，个旧曾经为首府，两者都曾经是充满了历史记忆和殖民情调的法属滇越铁路的城市遗产。周雷2008年10月。
虽然从山川表面，个旧的气候仍然很好，老阴山可以俯视一个整治过的个旧湖，穿越隧道半个多小时可以进入新都城蒙自平坝——超豪华政府办公区。
我曾经在2006年和2007年多次前往个旧，对矽肺病人和艾滋病问题进行考察，从这些社会凋敝可以觉察，伴随着矿业私采，民族聚占，工农分立，企业改制工人分流等原因，个旧和许多中国工业城一样，开始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分立，污染、社会犯罪、职业病、社会冲突开始成为一种“环境正义”，弱势群体以另一种方式向社会集体索取自己被侵占的利益。
在去过英国威尔士的阿贝格维尼之后，特别是去到当地的煤矿世界遗产之后，总是让我想起个旧这个城市。从英国的这个小城，我隐约看到个旧的另外一个可能。
一个起自汉代的建城史，一部矿业版本的《天工开物》，有关中国山川、矿业的器物展示史；一部1900年集中展开的锡都城市史，从个旧延伸至西贡和巴黎的殖民城市遗产，沿着滇越米轨铁路展开的早期城市繁荣，部分区域呈现杜拉斯《情人》式的怀旧基调；后矿业时代对自然环境最为彻底的人工修复，一个世界级的自然环境恢复实验室；矿业城市的伊斯兰文化，少数族裔农业伊斯兰文明和社会发展样本。
虽然个旧湖最初由矿渣水淹没车间和洼地而成，但是经过治理之后的个旧湖还是可以保持清澈的水质（这个区域的重金属应该用环境科技系统治理），从夹着两座山之间的城市余脉中，本应该恢复一个时间分区完整的微型小城，至少从清末到2010年。可惜的是，这里的拆迁，和中国所有的地方一样，在以如丧考妣的方式进行，不留任何情面。
9. 河口：泛亚铁路和越南妓女
红河流到这里形成了一条界河，过河是越南的老街和沙巴，河流的这边是中国河口。河口残留了许多知青农场，本地的主要经济依靠橡胶种植，因为滇越米轨铁路在这里进入越南，直接西贡，所以河口也是个国际贸易关口。随着云南对国际化和区域整合等概念的着迷，这里的米轨铁路将代之以泛亚铁路，具有百年历史的法国殖民时期滇越铁路，于是以另一种形式，塑造这个区域的政治地理和经济版图。
但事实上，河口对于云南人和部分外地人来说，其声名来自当地奇特而稍显嚣张的性产业。一座边贸城里集中了两百多名越南妓女，一楼售卖的是各种越南农产品和手工品，二楼和三楼是多个小隔间，里面集中了大量“自愿”卖春的越南性工作者。价格极为低廉，20元一次，光顾这里的客人，不仅有当地人、昆明人，还有许多是外地人，甚至来自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人。
图57 城市不在大小，都需要找对自己的定位和现代化模式，河口现在的国际大通道模式和滇越铁路余脉的定位，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要觊觎一种国际化、现代化、大型、泛亚、跨文化的中心之前，先要找到自己的文化之魂和实现可能性，而不是在高科技的现代化过程中造成自我的迷失。一如图片中显示的那个“走失的头颅”，周雷2008年9月拍摄于伦敦地铁。
这座边贸城的三楼有多个国际组织进驻，为这里的性工作者提供各种健康服务，政府卫生部门对这里也有详细登记，对老板的采访让我了解到，这些越南小姐从事的是政府征税的营生，纳税的类别是娱乐业。
对于河口当地人来说，这些性生意让整个城市有人气的基础。虽然每天有大量越南人用改装的超大板车运送各种中国日常生活用品和水果，大到电器，小到卫生纸，整车整车往老街和越南南部输送。更多的性旅游和性观光游客，支撑了这里的宾馆住宿业和餐饮业，进而让这里升级的国际公路可以承载更多的物流、人流、信息流。
好大喜功的国际通道建设和国际化超级概念，让当地人忽略这片区域的真正内涵和历史独特性。事实上，河口真正的价值在于百年滇越铁路的连接点，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人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当地的瑶族文化、大围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民国革命遗产的意义。
法国殖民者在百年之前，使用一种铁路米轨制度，掘取这里的矿产资源，同时也输送了一种物质文化，离此不远的蒙自，曾经也在西南联大时期，云集了不少知识精英。
不必过于抽象，复活或者改造这条百年米轨铁路，可以让中国人和世人思考，19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和亚洲区域史，远东概念的真正文化内涵。思考我们如何在殖民和后殖民的概念之下，进行现实的现代化路径探索。
由于滇越铁路穿越的是中国最为封闭、多元的民族文化聚居区，这里也是我们观察和体验地方史、民族现代化、文化演变最佳的活体博物馆。如果结合所谓的“慢城”理念，这个区域可以整理出一种思考人文、自然保护、历史哲思、跨文明对话的“慢速城市群”和“现代另类农业”展示区。
2007年夏，我在河口进行一项题为性旅游的政治象征的考察，在我与边贸城老板谈话的间隙，来了两个外地人，他们被越南小姐领进小隔间，拉上帘子，期间有轻微的声音，偶尔有震动传递到我坐的沙发。几分钟过后，越南姑娘用两只手指夹着一张钞票，递给老板，随后其中一个男子从隔间走出，喝了老板递上的一杯冰水，和沙发上与我同坐的男子下楼。
第二天清晨，我从出租房出来到街上散步，走到河口连接老街的铁路大桥，从对面越南的山林里传来一阵无歌词的清唱，像是喇叭里发出的，持续了几个小时，幽怨而凄婉，让我想起昨日访谈隔间里越南妓女的眼神。
从法国历史记忆到2010年的现实，很遥远，有时令人绝望，隔着颤巍巍、行将废弃的米轨铁路，铺张设计的蒙自新城，区域国际大通道的硬体公路，庸俗城市化，还有跨国、跨文化、跨经济体的妓院三层楼。
10. 滇池：从谷俄罗多海到东方日内瓦
滇池在彝语中有很多不同的称谓，谷俄罗多海是其中一种，我在做关于滇池的博士论文期间，查阅一些翻译成汉语的彝族文献，其中有一本，将滇池周边的地理风物都数了一个遍，完全是彝族版本的滇池时间简史。在它的叙述中，云南的开远一带是海峡，一直连着浩瀚的海洋。我知道云南滇池附近的原住民曾经有《指路经》，这里的人在死亡之后，需要法事将灵魂送往高原祖地。由于明朝以来大量的军屯和民屯，滇池周边的少数民族居民被许多汉族移民替代，以至于我田野点的许多农民都说自己是南京人。
关于云南滇池的历史原貌，它有许多向度，其中让人浮想联翩的当属云南省博物馆陈列古滇国青铜器所展示的时间和空间。那时的昆明人彪悍异常，滇池周边的居民生活在水草丰茂，植被茂密的山水大湖之间，古滇人的青铜器以及铜棺上刻写着当时人所熟知的各种动物，凶猛异常。那时，滇池浩渺的水面，的确仿佛大海，滇池周边的部族，披头散发，渔猎农耕之余，时常为战争的恐怖所控制，不小心就被其他部落砍落了头颅。作为深潭大泽，滇池里容纳了许多关于龙的神话和想象，结合彝族古典文献的描述，这里不仅有龙还有各种鹰类，神骑着各种坐骑，翔集于此，部落的征战有时被抽象成神话和传说中的寻仇觅恨，不同的图腾动物之间的神话之战。
其实，到元朝赛典赤期间，滇池虽然有孙髯翁描写的奔来眼底之气魄，但是时常泛滥，滇池周边的河泽沟叉密布，正如庄子秋水篇中的描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两岸崖涘之间，不辨牛马。此后，随着昆明城的逐渐扩张，滇池逐渐开始大规模排海灌溉，兴修水利，蛮野夷民开始仿效汉族人的山水田园营造生活世界。于是在明清之间，开始大量出现滇池的“文明化”叙述，出现滇池八景、十二景等汉式山水图式和精神景观。
图58 人踪至影则乱的萨尔温江“蝶影”。周雷2010年7月摄于泰国北部的田野调查中。滇池一度也是各种生物栖息的乐园，我们已经在失乐园的过程中寻求复乐园，这个难度甚至比现代化本身还要艰难。因为要逆溯时间是最困难的事情。
直到战火纷飞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在被法国殖民者第一次“现代化”之后，开始迎来它的西南联大时期，那时候许多知名文化人物就住在滇池周边的村落之间，有些教授甚至骑着马进入大学校园。这一时期一位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曾经在滇池西岸的高峤进行田野观察，一个月之间做了大量民族学记录，为我们描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滇池和昆明。可以说，那时的昆明和滇池，仍然是一个自然、乡俗、宗法和墙锢之城，偶尔，昆明可以借助米轨铁路，通过西贡、法兰西以及洋派的民国精英，接收一些海上的信息。但是，即便在这些文化极盛时期，滇池对于当地人来说，更熟悉的称谓应该还是昆阳海。
正是对这些情形的猜测，我最初做人类学调查的时候，幻想着滇池周边，历史上一定有一群昆阳海的航海者。我试图，恢复滇池周边族群思维之海中的海上记忆和海上文献。
但是，生活在公元2010年的中国，任何怀乡和历史考古的举动，都会受到现实噪声的惊扰。我在滇池田野调查的末期，当地政府几乎把整个滇池翻了一个面，许多地区的地面建筑遭遇地毯式拆迁。我的许多潜在田野点从物理上彻底消失了——整个村子不见了。这当中包括历史意义特别重要的龙门村、晖湾村、红泥嘴村等等。
滇池这潭水，在时下的政治学语汇中，应该模仿瑞士的日内瓦湖，当地的官员经常嘲笑云南本地人没见过世面，指湖为海。他们需要将滇池建城一湖四环，以昆明主城为中心，四面环绕的卫星城城市集群——拥有多种地标建筑、现代城市系统、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西南大城。滇池周边的风物需要顺应政治的集结号，通过第三亚欧大陆桥、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泛亚、中印缅孟等机制和通道，至少从政治语言学层面转化成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滇池更为确证的称谓是：东方日内瓦。
我们从这个现实坐标回望：大德寺双塔、拓东城、昆阳海、谷俄罗多海、古滇国……会发现那些历史中的风物，卑微而渺小，即便委屈缩在一个历史角落里也不能。不管里面是否蕴藏着一部《滇中海》、《彝版大正藏》、《昆阳海的觉醒》《谷俄罗多海的航海者》、《滇彝古史》。
我们开始用各种生态学和环境学意义上的医疗器械，给滇池做心脏搭桥、肾脏移植、血液替换、透析和化疗，并从三江并流区域引来新的液体，来维持这个湖泊的生态活性。我们一面在滇池种植韭菜，给城市人壮阳，一面打造亚洲花都，给城市提供未来之花，使用荷尔蒙和避孕药成分来控制花期。我们试图让这个曾经游弋着13米长的大虾、目睹滇彝古陆的湖泊老人，重新还阳站起，继续作为一种液态的文化符号平铺于西南中国。
滇池。滇池。
(1) Trevor Parfitt. The End of Development: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Development [M]. London, Sterling. Virginia: Pluto Press, 2002.
(2) [法]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M]. 莫伟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1.
(3) 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解说. http://www.tibetcul.com/wenku/ShowArticle.asp?ArticleID=1140&Page=1，提取日期：2008年1月20日
(4) 斯那都居，扎西邓珠. 圣地卡瓦格博秘籍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5) 斯那都居，扎西邓珠. 圣地卡瓦格博秘籍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51-53.
(6) 斯那都居，扎西邓珠. 圣地卡瓦格博秘籍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20125.
(7)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 [M]. 黄剑波，柳博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6-108.
(8) 有关西南旱灾的新闻数量巨大，本文所提到的数据转引自网易新闻专题 [EB/OL].: http://news.163.com/special/00014868/drought2010.html。
(9) 曾念长. 大旱大涝：活水源头被摧毁的中国水危机 [EB/OL].: 中国新闻网，2010-7-26.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07-26/2424911.shtml
(10) 1斤 = 500克。
(11) 《昆明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中提到滇池形成至今约7 000多万年。
(12) 昆池千顷浩溟，浴日滔天气量洪——自然篇 [EB/OL]，http://www.dianchi.gov.cn，提取日期：2008年4月12日。 作者略有删改。
(13) 巴莫曲布嫫. 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26.
(14) 《滇彝古史》中出现了多处蟒蛇叙述：“苍宿现眼前。额蛮这大神。招大小青龙。长海兰各妮。率大小众神。分配管四方。中间黑水流。雁栖红岩头。蟒蛇岩脚盘。”（师有福 1997：218）
(15) “古代彝族君王亡故叫骑金马升天，源于崇祖信神宗教。彝族认为，人亡后天神派神马塌木下凡带亡魂升迁，塌木亦称金马。君臣师亡故后讳称骑天马归去，为对译方便译为驾崩”（师有福 1997：299）。
(16) [法]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 [M]. 刘北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7-98.
(17) [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232.
(18) [法]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 [M]. 刘北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
(19) [法] 列维·施特劳斯. 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 [M]. 周昌忠，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0) 王琦等. 素问今释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3.
(21) 高嵩，李作洪，王建春. 滇中调水与云南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J]. 人民长江，2005. 9. 36（9）.
(22) 这些数据引自一批由政府公布的内部资料，为了保护相关人的隐私，部门名称、作者姓名省略。在本节中使用的大部分资料，除非专门注明，均出自这批作者积累和整理的政府内部资料。应该注意到，我参与的调水论证系列会议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但即使是政府的权威部门，他们仍在使用2000年的人口数据。
(23) 王琦等. 素问今释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25。有删改。
(24) 赵金铎. 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25) 中医古籍较早记载“证”的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其《黄帝内经证素问证至真要大论》载：“病有远近，证有中外。”现存汉证张仲景《伤寒论》大多数章节以“×××病脉证并治”为题讨论外感病的诊治。同时，自古以来，“证”（、证）与“症”在大量中医文献中时常混用。如《伤寒论证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载：“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第一个“证”与脉连用，意指病人的脉象与症状，应用“症”而借用为“证”，而第二个“证”即今所指之“证”。又如清证唐容川著《血症论》，观其内容，主要讨论各种出血类疾病，而不单指出血的症状。因而，此“血症”应为“血证”，应用“证”而借用为“症”…… “证”与“证候”的使用也很混乱，这与两者概念界定不清有关。而“证候”又需与古代“证候”、“症候”、“徵候”等词作辨析。“证候”一词，见于两晋南北朝文献。晋代指可以验证的天象。如《晋书证天文志上》：“度历象昏明之证候”。南北朝还指症状。如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证序》：“撰效验方五卷，具论诸病证候，因药变通。”“症候”一词，《辞源》释：“病情，病象。”并引宋·李昴英《文溪集》：“事事挂漏，色色穷空，症候转危，景象愈蹙。”又引明证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大抵忘已逐物，虚内事外，是近来学者时行症候。”“徵候”，《辞海》云“犹征兆。将要发生某种情况而预显的迹象。”并非专指疾病征象。“证候”作为中医学名词，《辞海》释为：“指患病时出现的互有联系的一组症状。见陶弘景《肘后百一方证序》。可反映疾病的原因和病理变化，了解疾病的部位 （如表证、里证）、正气和病邪的盛衰（如虚证、实证）、疾病的性质（如寒证、热证）、病机的变化（如闭证、脱证）等。辨别不同证候，是诊断疾病的重要方法。”（朱建平：“证”、“症”、“征”用法辨析，《科技术语研究》2003.(4):14-17，www.zgbjweb.com/view.php?tid=2412&cid=23，提取时间2009年9月29日。）
(26) 出自2007年9月29日的一份云南地方政府报告。
(27) 数据出自2007年9月29日的一份云南地方政府报告。
(28) “我们将1975年的滇池水生植被图与60年代的滇池植被图进行了比较，滇池植被十余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植被面积大大缩小，60年代占湖面90%以上，70年代仅占20%弱，水生植物由原来深到5米的水域退缩到2米以内的浅水区……滇池水域包括雀稗、芦苇、水葱、菖蒲、狐尾藻、马来眼子菜、篦齿眼子菜、苦草、轮藻、海菜花、茭草、红线草、荇菜、菹草等植物群落。”《滇池污染与水生生物》研究课题组协作组编著：《滇池污染与水生生物》，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7~9页（有删改）。
(29) 刘红，樊丽川，张文戈. 构建第三亚欧大陆桥 [N]. 云南日报，2007，11 (13)：5.
(30) 同上。
(31) 来自对云南省博物馆藏品说明的摘抄。
(32) 来自对云南省博物馆藏品说明的摘抄。
(33) 出自云南省博物馆馆内展板说明。
(34) 云南大学图书馆. 清代滇黔民族图谱，原《云南种人图说》[M].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4：6.
(35) 云南大学图书馆. 清代滇黔民族图谱，原《云南种人图说》[M].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4：40-45.
(36) 滇池周边的方言与昆明方言相似，但是发音差别较大各有其特色，而昆明方言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了多重时间和空间的声音文本，其中包括了上古词源、魏晋南北朝词源、隋唐五代词源、宋代词源、元代词源等。据张华文在《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一书中所说，昆明方言有个语气副词“格”，表示反问和正反问，而它源于古汉语的“岂”和唐代的“可”；昆明方言白薯的“薯”能够联系晋朝郭璞的《山海经注》；昆明方言中表示抗拒和抵触的chè(左“走”右“斥”)与《马王堆汉墓帛书》有关；昆明表示粗布的“大布”一词，出自《左传·闵公二年》；昆明方言表示雨声的“滴沰”与汉崔实《四民月令》有关，它还可以进一步虚化成词缀构成贬义形容词，如鼻子滴沰、鏖糟滴沰、憨包滴沰、花子滴沰、烟屎滴沰等（张华文. 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7：1-8.）。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昆明人鄙视滇池周边的发音和方言具有一种深层的历史原因和语言学根据。
(37) 莫绵堂. 昆明千年景观史话 [N]. 云南日报，2004，5 (8).
(38) 谢本书，李江编. 近代昆明城市史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7：47-49.
(39) 周琼. “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 [J]. 清华大学学报，2009 (1)：106-115.
(40) 周琼. 清代云南“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初探 [J]. 清史研究，2008 (5)：64-73.
(41) 于希贤. 滇池地区历史地理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1：13-19.
(42) 方国瑜对《续古滇说集》的校注。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二卷) [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5：17-20.
(43)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三辑) [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2：336-337.
(44) 方国瑜. 云南史料丛刊 (第三辑) [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2：342-343.
(45) 陆复初. 昆明市志长编 (卷一) [M].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内部发行，1984，3：121-122.
(46)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 本书引述的内容主要来自第一章：何为后现代主义；第二章：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环境；第四章：后现代的形而上学；第五章：朝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本文中提到的直接和间接引语，均为作者本人翻译，请方家指正。
(47)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12.
(48)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39-40.
(49)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42-43.
(50)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79-80.
(51)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88.
(52)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132.
(53)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138.
(54)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142.
(55)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157-158.
(56) Arran E. Gare.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5：163.
(57) 这部分内容的介绍，许多转引自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与此前的文章不同，这里的间接转引均为高宣扬先生的翻译，许多是对原书的摘录。如果有转述的错误与原作者无关。本文所涉及的思想家主要来自本书的下卷。
(58) 见邓启耀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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