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

传统中国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一顶似乎摘不掉的帽子就是封闭内向，与世隔绝。这不仅是西方对中国的一种模式性的看法，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一直用“长期停滞不前”、“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潮流”等形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有二千余年历史的长城和它在明代的重建、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无疾而终、17世纪起的限制基督教、18世纪的广州公行制度和拒绝马嘎尔尼使团通商要求、鸦片战争后清廷的勉强改革等等，都被用来作为中国不愿意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证据。

这些观点近年来遭到学术界一系列的挑战。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Valerie Hansen）的《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The Open Empire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2000）是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一部中国古代史著作。仅从书名来看，就可想知作者强调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外向型的、生机勃勃的帝国。^[2]该书从殷商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时代开始，叙述到明末，认为中国从秦汉帝国起就一直面向外部世界，并与之作种种交融会合。全书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殷商时期起至公元3世纪即汉末，韩森称之为“中国之创始（Inventing China）”。韩森然后将公元3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史分成“面向西方（Facing West）”和“面向北方（Facing North）”两大历史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东渐，汉文化又与西北地区的各民族（如鲜卑、突厥等）文化有重大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佛学的传播和在东亚奠定地位，则直接促进了隋唐盛世。佛教在武则天统治年间，骎骎乎临驾于儒学之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向西部开放的时期。公元10世纪以后，商业革命直接促成中原地区与北方各民族的交流，虽然在军事和政治上宋政权常是被迫退让，但无论是北宋或南宋，中原地区的人民与北方各民族的交流空前活跃，从无可能自我孤立。13世纪蒙古族在中国建立元朝，所谓传统的中国则更门户洞开。明代虽重修长城，但在防止北方入侵上收效甚微，南北交流仍十分活跃，所以韩森称宋至明为中国“面向北方”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大框架下，作者引进不少社会史的内容，尤其是对日常生活史和妇女史有特别的侧重。

韩森这本书有时被引为与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1990/1999）成双璧，《开放的帝国》叙述的年代大致止于17世纪初，而《追寻现代中国》则从17世纪中期明清朝代变更起，叙述至当代（20世纪末），所以这两本书在时间段上正好配合，而且两本书都写得雅俗共赏，作为中国通史来读相当合适。^[3]但是史景迁在书中对中国的开放和封闭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关注，倒是他的学生、现任美国纽约大学中国史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的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对此颇为执着，并有建树。

在她的《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The Sextants of Beijing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2000）一书中，卫周安反驳西方盛行百年、至今仍有市场的一种观念，即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孤立闭塞的文明。^[4]全书主要叙述了中国一贯的对外开放型的政治形态，以及与此血脉相连的现实主义的适应性和一种愿意尝试和体验新事物的精神。该书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用“早期中国的世界主义”作标题，点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开放外向型的。作者从政治（包括外交与军事）、宗教哲学和商业三方面分析中国在历史上与西起叙利亚，东至日本，北起朝鲜，南至印度尼西亚这一广大地区各国的种种交往，而重点则在明清时期的中西交流。

16至18世纪中西在文化上的主要交往是通过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活动。耶稣会传教士在北京紫禁城东设立天文台，配设了测量天文的六分仪。这些六分仪和其他气象天文仪器标志着中国和西方长远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卫周安就很巧妙并且有些文学化地用“北京的六分仪”作她的书名。卫周安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持谨慎的态度是自有其理的。第一，中国文化倡扬包容，在宗教上也是如此，而基督教有强烈的排外性，与中国文化在根本上难以合拍。第二，由于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宗教高度政治化，基督教或者直接为国家政权服务，或者从属于国家，这使得中国人疑忌传教并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而是西方侵略中国的先行兵。第三，17世纪明清朝代交替之际，耶稣会教士在清廷服务，使得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等上层精英，视与传教士交往有通敌之嫌。最后，就基督教会本身而言，在欧洲的教派之争及其对耶稣会的影响也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拓展带来不利。

卫周安认为19世纪初中国拒绝西方的“自由贸易”使许多西方人将中国视为保守之国，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中国面临西方的侵略而坚持独立，是地缘政治的需要。对中国而言，西方所称的“贸易自由”并不自由。^[5]中国人很机智，懂得怎样在最坏的情况下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平等条约和通商口岸是强加到中国人身上的，但中国人一方面竭尽全力对租界和租借地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大大利用租界保护自己，通过通商口岸、租界和外国人带入中国的先进事物作为现成的样板，发展工商业，学习新事物，为我所用。所以中国巧妙地将不平等条约下的东西变成自我保护的“盾”和开拓发展的“剑”。中国知识界在清末民初更以惊人的意愿，探索外来事物、接受外来影响。^[6]

卫周安认为中国人一向不是闭关自守的，而是希望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条件对外交流，这一点古今相同。卫周安指出有人指责在冷战时期中国称美国为头号帝国主义，把美国形容得狰狞可怖，但不要忘了在同一时期，美国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是国际上的贱民。^[7]所以卫周安的结论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直到最近两百年，中国一直习惯于对希望与中国交往的外国人以及住在边境内的异族实施威权，无论在官方和民间的层次上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从境外来的思想和知识持有敌意。中国只是要自主（on its own term），并且对可能削弱或破坏这种自主的思想传播持谨慎态度而已。”^[8]她同时认为当今中国一方面吸收外来影响，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自主权和保持鲜明的民族主义，在诸多方面都与中国历朝的政策相似，只是中国这种维持平衡的努力现在更趋成熟，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更上了一个层次。^[9]

对鸦片战争的起因也有新的诠释。台湾“中研院”研究员林满红在哈佛大学作过多年研究，她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考察鸦片战争的起因，认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中英之间发生战争也许不可避免，但鸦片不一定是主要原因。林满红指出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白银减产，而同时欧洲因工业革命对白银的需求又大增，因而造成全球的白银短缺，这才使白银外流成为19世纪30年代末清政府需要对付的大问题，最后引发了战争。19世纪下半期鸦片走私和贸易比道光年间大得多，清政府却并无白银外流的危机，白银反而有入超，原因是此时世界白银出产又增加了。所以必须把道光年间的鸦片贸易引起白银外流问题放在世界经济史的范围内考察，对鸦片战争的起因才会有更全面和深一层的认识。^[10]澳门大学历史学家范岱克（Paul A.Van Dyke）利用大量18、19世纪广东中外贸易的卷宗，包括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对鸦片战争前一个半世纪广东的中外贸易，特别是公行商人及其家族，做了至今为止最详尽的研究。范岱克指出，尽管有过度依赖白银和公行制度的腐败等问题，在英国人逼迫中国人五口通商前，广州的贸易是稳定和可靠的，地方上的种种制度和习惯办法也有助于贸易的发展而非限制它。使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真正出问题的不是清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而是珠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广州这个通商的笼子太小了。换言之，在外来势力打破国门前，广州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商贸本身就已使该制度捉襟见肘了，而促使商业发展的恰恰是因为广州地方上有许多鼓励通商的政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