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终结后的学术反思

在人类文明史上，学术独立始终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政治的缘故、社会历史的原因，真正实现学术的独立往往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却是不会放弃的，因为任何学术的良性发展，都有赖于学术的独立。

在整个20世纪，对学术独立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冷战”的存在。“冷战”不光引起了世界上两大根本对立的利益集团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对抗，也加剧了文化、意识形态和人类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中国学界开始了对“冷战”期间的中国研究的深刻反思。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就专门著文^[2]揭示人为造成的对立对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危害性，向国际学术界提出了现在人们已熟知的中国研究“规范认识危机”论。他从自己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切入，明确指出大洋两岸的学人受到固有的“规范认识（Paradigm）”的束缚和影响，已经使学术研究深深地陷入难以独立的困境之中。

其实，中国研究最终陷入困境绝非偶然。“规范认识”的形成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其研究自身有悖于学术发展规律，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则是不可忽略的。可以说，与研究苏联的“克林姆林宫学”一样，美国的中国研究就是伴随着“冷战”而成长起来的，并直接为“冷战”服务。在麦卡锡主义对美国政界和学界的肆虐之后，出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人在搜集情报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了对“红色中国”的研究，以及所谓“中苏关系”的研究。“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初产生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通过《国防教育法案》^[3]的投资，以及民间通过福特基金的资助来支持对外国的区域研究。主要是出于‘冷战’和‘了解自己敌人’的动机，学术上的成果则是副产品，并非本来的目的”^[4]。而“当代中国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怀有一种‘刺探敌情’的心态，主要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开展长期的学术研究。衡量一名中国学家的学术生涯是否成功，往往要看他是否得到一份华盛顿提供的工作，而不是看他是否出版了一本开拓性的著作”^[5]。

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苏之间在调整各自的战略，致使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也有了改变与中国关系的实际要求。为适应这种需要，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支持下，通过文化自由联盟（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在英国创刊，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问题最重要的刊物。应该说，这个刊物尽管有其特殊的背景，但它毕竟保持了相对客观的态度，尝试具体的研究，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地方。该刊首任主编马若德（即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创刊号中曾定下基调：“中国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制衰落、内战丛生和外敌入侵，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大国。——我们不能等到中国的人造卫星上天才意识到她更值得密切关注”，对“中国的发展需要严格、客观的分析。我们试图通过发表专家们的文章，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提供评论意见。我们也希望引发争论”。^[6]因此，对《中国季刊》的研究，是我们了解“冷战”期间国外（主要是美国）中国研究变迁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季刊》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管永前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季刊研究（1960—1969）》中对该刊的创办过程、研究特色、研究重心、学术论争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究。这是中国学领域第一篇研究《中国季刊》的学术论文，它肯定会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研究进入了发展时期，伴随着“越战”期间整个美国学术界的思想动荡，在美国中国学界产生了一股左翼批判思潮。新一代的青年学者起来公开批判战后美国中国研究的传统，批评具有官学色彩的“费正清学术模式”。在他们看来，以地区研究为特征的现代中国学带有强烈的“冷战”色彩，完全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这方面，他们首先强调，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对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带来的影响是难以完全根除的。“由于麦卡锡时代的伤害，学者们一直对卷入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心有余悸”。这种在“麦卡锡时代产生的恐惧几乎使美国失去了整整一代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除了极少数的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之外，从事于亚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越战’初期几乎都对美国的越南政策缄默”。他们认为，美国的亚洲研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冷战”的喧嚣始终压倒一切。当其他研究领域的学者已经放弃对共产主义扩张的防御观念，并且把它视为理解美国新的全球战略态势的障碍，亚洲研究却仍然固守旧念、止步不前。在这种背景下的中国研究只能是政府的实用工具。如朱迪斯·科伯恩（Judith Coburn）在批评中所述：“一旦政府确定了政策参数，中国学学者在情报收集方面是有用处的。他们领会了冷战的意图，开始搜集那些直接或间接为冷战服务的资料。一旦符合政府的意图，不需要提出什么批评性的意见。”为了迎合政府的需要，“中国问题专家们要停止他们试图研究的与文化有关的课题，使所有的中国研究都服务于收集情报”。而且，“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作为决策者的情报部门”。因此，从事中国研究的常规方式就成为：“接受官方提供的分类框架，对政府限定的政策问题做出答复。”这种方式在60年代得到进一步强化，使得“中国研究几乎全部集中于影响中国军事能力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研究”，以及“中国大规模地面干预印支的可能性问题”。^[7]在新一代青年学者看来，中国研究应该走出这种沦为政府情报工具的怪圈。即便是有关政策研究，也应当允许学者们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

应该说，“冷战”的终结，才给中国学提供了真正的发展契机。为了重构中国学的学术取向，美国中国学界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学术史反思，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文化比较、学术转向、跨学科研究，等等。这里，我试做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1.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中国思想史取向”。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过程中，思想史的研究并非显学，学者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研究。从功利意义上来说，这种具有浓厚地区研究色彩的研究可以直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战略利益服务。在这方面，费正清等人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史华慈所走的研究之路与费正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从中国政治研究入手，转而深入到思想史研究领域。他的成名作也是处女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51），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后，他便从中西文化比较切入，以严复为个案，探究中国近代思想之奥妙，写出了《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1964）一书。在此基础上，到他的晚年，又推出力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85），从而完成了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三部曲。这三部曲的内在联系及其逆向顺序，展现了史华慈的特殊思路，颇值得玩味。

作为犹太裔学者，史华慈的思想史研究独具世界性慧眼。一方面他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也致力于探究超越文化边界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公同”与“共通”，重视“跨文化的、普遍的人类关怀”，即寻求人类文明的公同性。^[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所强调的Vision，中国学者程钢译为“通见”。^[9]

史华慈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取向是我们格外加以重视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著作的重点，一贯强调的是思想意识问题，这点在美国学术界中可谓异端”。^[10]与一般学者的价值判断不同，史华慈将“问题意识”视为考察思想价值的基本标准。史华慈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不应该只是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问题，而是什么是现代性的问题，当然两者是相关的”，“我同意有一些现代的因素也出现在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中”。^[11]关于对“五四运动的反省”，史华慈提出，“‘五四’果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吗？”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章炳麟、王国维等人是突破性的一代，他们是真正的价值转型者和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的肩负者”。^[12]

2.黄宗智的“规范认识危机”论与“文化双重性”。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初期，黄宗智曾提出中国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论，在中美两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与国际学术界的共同关注点相联系，他开始介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7年5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黄宗智以参加讨论会的论文为基础，编辑了一本论文集，题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2003年，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围绕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实践、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两个话题展开讨论，汇集了杜赞奇、周锡瑞、魏斐德、罗威廉等9位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的13篇论文。黄宗智还发表了《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等文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宗智针对中国研究中潜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提出了“文化双重性”理论。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研究虽然试图确立东西方文化的平等关系，但仍未能超越“二元对立”的思想羁绊。“在Said（即已故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笔者注）和Geertz（即已故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笔者注）这类理论家的影响下，中国研究的部分领域已经开始对现代主义前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成为对以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研究的激进批判运动的组成部分。新的研究不再假定中国为西方的从属，转而采取相对主义的姿态：中国和西方同样重要。这些研究不再试图将各种具有前见色彩的普遍原则强加于中国——因为它们毕竟只是西方的建构，而是解释性地将中国本土的含义忠实地转译给我们，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而且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获得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文化”。“然而，这些新的理论趋向还未能超越过去的研究中基本的非此即彼二元话语结构。诚然，新的文化主义研究不再奉西方为典范，也不再视非西方为从属性的‘他者’；而是强调平等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但是，这种强调本身即暗含着一种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它也造成了一种倒置，转而赋予非西方以超越西方的‘特权’”。这样一来，“Said和Geertz最终把我们置于一个现代/本土、（文化）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相对峙的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之中。对现代西方文明及其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反帝国主义者别无选择地必须抗拒。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之中，只可能存在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从属；不可能有文化双重性或文化二元性所体现的平等共存”。“Said和Geertz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在拒斥现代主义的西方及其‘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不经意地强化了过去的研究中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诚然，这种拒斥源自一种值得赞赏的对帝国主义及其西方中心论以及自以为是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但是，它仍然是基于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立场。它既然完全拒斥了现代主义的西方，也就将非西方世界置于除了前现代时期本土文化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的境地”。而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的历史例证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用来理解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接。在个体生活经验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国家和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层面上，双重文化的影响通常能够非常容易地像两种语言那样共存。不存在必然的支配—从属的关系。

3.柯文（Paul A.Cohen）的“中国中心观”与“历史三调”。作为“中国中心观”的阐释者，柯文在2006年6月的学术报告^[13]中表示：要“把中国历史从神秘的烟幕中拯救出来，从狭隘的眼光所造成的框框里释放出来，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的历史经验，对西方人民显得更容易理解、更有意义，甚至更重要”。他进一步解释了提出“中国中心观”的内在动因在于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尤其是对文化差异的把握。在中国研究中，假如“过分强调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直至数十年前，美国的历史学界一般都是如此——会使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低估中国变革的能力，并鼓吹把中国的过去看成是静止不变的。我最初提出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时，就发现这种研究取向中的其中一个较重要的附带成分是，在建构有关中国近代（我主要指19和20世纪）的问题时，着眼点渐渐从文化转移到历史。在50和60年代期间，当“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范式在美国学界如日中天之时，大量的历史解释都集中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当然，还有中国的社会文化如何与西方（或日本）不同。有关中国与西方冲突的研究——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放》（Trade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与拙作《中国与基督教》——虽然给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其他因素留下了不少篇幅，但还是倾向将文化差异和误解（主要是有关态度和价值观的）视为冲突的根本源头。同样地，有关中国在晚清推行工业化失败的经典性研究（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把中国无法回应西方的挑战的情况与日本比较（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克雷格Albert M.Craig），认为中国这儒家之国的现代化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见解（芮玛丽Mary C.Wright），以及中国社会无法自行发展出一个“有科学气质的社会”的主张（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这类极有影响的美国学者的著作都特别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质”。“当历史学家尝试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群时，过分强调文化差异，不但使我们难以掌握文化性格复杂和互相矛盾的元素，难以理解文化所经历过的变迁；同时，我们也可能会忽略了某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有许多相同之处，彼此互相呼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对中国的过去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我们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同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这是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让我们突破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他也谈到“中国中心观”的适用性问题。他说，“面对一些更直接和广泛地关系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中心观’是否是一种恰当或完备的研究取向，也再一次被质疑。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 perience and Myth）。在这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中，我花了很大力气意图进入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和其他居住在华北平原的中国人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我用的可以说是中国中心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在当时参与这件事的非中国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很感兴趣，并且不时指出中国和外国双方共同之处，虽然这部分的分析所占的篇幅较少。我这样的处理，提出了另一个研究取向，这是一个更着重以人为中心多于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

4.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线性历史观反思”。杜赞奇是当今美国中国学界颇有影响的学者。他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Rurd Society in North China，1900- 1942， 1991，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奠定了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之后，他转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同样在中国研究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尤以他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1995，中译本，文献出版社，2003）（以下简称《拯救历史》）中建构的复线历史研究范式最为突出。杜赞奇对复线历史范式是这样解释的：“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性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

5.王国斌的“跨学科比较观”。作为新一代华裔中国学家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王国斌一方面延续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亦修正了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如上所述，实际上柯文也已经意识到自己理论的一些缺陷）。王国斌的代表作是《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我们知道，中国学取代汉学，将中国研究推向新境界的关键所在是运用跨学科研究手段，进行深入的比较文化研究。王著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超越对差异的简单化、机械性认识，强调比较研究的对等与比较对象的联系。如他所说，“我们也要确定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但这只是我们辨认中国与欧洲的相似之处及相互联系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立标准。仅认识到差异，并不能创立可比性。而且只有先比较相似与差异，才能从西方国家与各种非西方国家两个方面，更好地评判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从西方优越论出发看这种联系，太过容易，甚至也很自然。为了解这些问题，我将从欧洲研究入手。尽管学者们在关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摆脱欧洲，但是我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14]

6.邹谠的“中国革命再认识”。1999年，邹谠先生逝世，遗留了一部文集，即《中国革命再阐释》。这部著作总结了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也融入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反思。编者甘阳分析和总结了邹谠的研究特点。^[15]首先，邹谠主张，“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必须具有国际政治的视野，因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内政治强烈地受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受美国、日本、俄国在东亚争霸形势的制约。他不同意单纯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向，认为这种取向忽视了二十世纪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往往直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消长”。其次，邹谠强调，“二十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这种在外来冲击下国内各种制度全面崩溃的形势，导致中国的现代转型不可能采取胡适等希望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方式，因为缓进的社会改良只能依托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较高正当性基础的政治统治阶层的存在才可能，而二十世纪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恰恰是‘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崩溃’”。基于此，邹谠认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个人自由与国家制度重建的张力。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邹谠因此高度重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实质是政治权力逐渐退出社会领域，以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他同时认为，改革的过程也隐含着一种危险，即再次陷入基本制度构架全面崩溃的全面危机，苏联的瓦解即是例子”。

透过上述学术史反思，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学演变的思想理论轨迹，以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的深邃思考。就学科体系完整性和发展过程而言，美国的中国学与传统汉学的学科分离更为明显，凸显出其特殊的理性精神和理论价值。而就研究对象的认知而言，它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研究的思考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学者来说，美国中国学给我们的最大贡献在于思想。如果我们能沿着这些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理路进一步深化本土研究（这正是美国学者的局限性所在，尽管近年来已有所改变），肯定会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