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美国学术界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围绕美国应该怎样着手设法同中国建交问题的辩论异常激烈，同年4月，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出版艾伦·惠廷（Allen S.Whiting）的新著《中国和美国：下一步怎么样？》，该书提出首先应采取“日本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2]5月，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The Arizona Republican）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帮的‘解决办法’只会招来麻烦”的文章，反驳惠廷的主张，指责惠廷的主张“只会给山姆大叔带来更多的麻烦”。[13]7月，《加利福尼亚大学学报》登载托马斯·汤普森（Thomas Thompson）的文章，汤普森提出“台湾前途模糊”的观点，认为美国在同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最上策是采取一种“含糊其词政策”。8月，费正清在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文章：“东亚：我们的一个中国问题”，文章提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分裂中国主张。[14]10月，新当选总统卡特的对华政策顾问艾伦·柯恩（Jerome Alan Cohe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上发表题为“为下届政府提出对华政策”的文章，认为摆脱当前中美关系这一局面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达成“一项中美协议，宣布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国际水域为双边和平区，约束双方在这个国际地区不诉诸武力，但是不说明这个行动对台湾的含义”。鼓吹一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15]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极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为政府出谋划策。他们作为政府决策的“思想库”经常同拟订政府政策的人员进行磋商，他们仔细地研究两个具体问题，即“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以便在将来给中国以某种承认之后，使本国对台湾或者承担义务与之协调起来，或者是通过出售战略性的技术，甚至是军事物资，慢慢同北京建立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的可能性”[16]，为“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产生奠定理论依据。可以看出，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中国问题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政府政策密切相连，反映了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同美国国家利益紧密联系的基本特征。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很快，究其原因，是什么力量使中美两个敌对的世界大国走到一起？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是什么？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看法不尽相同。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学及国际关系学专家唐耐心（Nancy B.Tucker）教授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时认为，“基于对抗共同敌人，而非基于彼此互信的关系正常化只是对双方冲突提供短期的喘息机会”。[17]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也认为，中美维持战略关系的基础是因为苏联和冷战的存在。[18]时任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的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中文名何汉理）认同中美关系非基于彼此互信的观点，称“这种关系将以同时呈现出冲突、竞争和合作复杂情况为特征，与80年代中期的中美关系形成鲜明对照，它没有那种压倒一切的共同目标，既不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建立的战略联合阵线，也不是为了对中国的改革分担义务”。[19]不过，哈里·哈丁承认，虽然中美关系紧张，但与直接发生对抗相比，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减小，经济方面的交往将更具活力，在地区性和全球性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将更趋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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