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和新叙事史的表达

韩启澜对近代上海独特性的揭示和对妇女劳工群体复杂性的解读，源于史学家应有的内在的精神结构。有学者说，“史学家恢宏的胸襟，呈现在平等对待所有的社会人群上”^[22]。20世纪以后，世界各地史学流派的传播与交融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对中国劳工群体的研究，一方面体现出学术界受年鉴学派影响，颇多关注对以往政治史局限的批判，包括重视“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主张；一方面也体现出作者悲天悯人、关注弱者的学术情怀。她对中国女劳工悲惨境遇的体察，还集中表现在她对来自苏北的女工和包身工制度的揭露上。她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写了湮没于繁华上海阴影下的另一个悲惨世界，一个貌似井然秩序背后的混乱，她的研究涉及对苏州河的陋屋棚户人穷苦生活、贫民区脏乱、女工工作沉重、包身工遭受虐待^[23]等诸多方面，言语间透露出对中国下层女劳工群体的深切同情。易言之，为底层大众说话、使中国妇女劳工“显形”，驱使她开展这样的研究^[24]，她对中国受苦妇女劳工显然有其同情和热爱之处。

作者的人文关怀也充分体现在是书的命名中。窃以为，“姐妹”代表了一位女性主义学者视天下女同胞为姐妹，对大洋彼岸另一个妇女群体的关注；“陌生人”则表现出作者所要研究的群体是以往被忽视、被边缘化的女劳工。她在前言中明确表示，“我研究的是那些在历史记录中从未出现过的名字”。她们的生存、生活和意识不为人知，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为女同胞代言的动力和对女性工人阶级关注的激情，促使她产生穿越时空、走回近代中国并考察这一特定群体的想法。这从一个侧面上，体现了美国女性主义史学家的人文情怀。

为了使对中国近代妇女劳工生存状况的揭示更加精准，韩启澜在史料择取上也颇费心思，其大部分材料获取基于两次上海之行。她是在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帮助下来到中国^[25]，成为复旦大学1979年至1981年的交流学者，1982年再次来华考察。她采用了大量口述材料，对当年纱厂上班的来自苏北、江南、上海的女工逐个采访，还请熟悉苏北方言的人专门整理材料，反复核对。^[26]作为受到人类学方法影响很深的妇女史研究专家，韩启澜高度重视人物的口述历史。她认为透过研究对象的经历和感受，包括对社会生活和群众态度的深入了解，能对历史有更深层的认识和分析。^[27]这一主张，从她对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凯· 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安多斯（P.Andors）的批判中可见一斑。^[28]这一治史思想也在与贺萧合编的《个人的声音：1980年代的中国妇女》^[29]中充分体现出来。这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在进行中国妇女史研究时的一个重要特点。她坚信历史由亲历者描绘会更真实，史料来源可靠使结论更令人信服。诚然，韩启澜还注意其他多种材料的使用，诸如社会学报告、新闻史料等。

在写作方法上，本书体现出明显的叙事风格的写法。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发表了《叙事的复兴：对于一种新的旧史学的若干反思》，^[30]指出了史学界在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叙事史复兴”的新倾向^[31]，计量史学等史学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批判，叙事史的复兴已成为历史编撰的一大趋势。以叙事为特征的中国学研究作品也大量涌现，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等学者都以叙事史的写作见长，而这部中国妇女史研究著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也可以说体现出这一走向和趋势，是新叙事史的典范作品。韩启澜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上海女工的故事，并渗入精细的论证，寓论于叙事之中。她通过特定故事情节的叙述，寻找事件、机构、团体等符号中的潜在内容，注意解决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全书以纱厂女工生活为中心，将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厂区生活、工人来源、包身工制变化等诸多历史状况连缀起来，作者试图疏通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并在政治、经济、区域、风俗、心理等方面加强分析解构，描绘出一幅纵横交错、内涵丰富的社会图景，把近三十年上海变迁图景浓缩于对女工群体的生存和遭遇的描述之中，从普通女工的立场、意识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展现中国劳工阶层的变化。作者将特定的主题嵌入宏观的社会背景之中，用社会史的眼光研究女工群体，有利于读者更多地了解女工群体的命运。她将包括种族、族群、性别、阶级和地域等因素的探讨，与穿插于其中的各种权力之间的运作的研究交错在一起，使得许多问题的思考和分析，呈现更多丰富的层面，从而多角度地展现了上海纱厂女工的历史。

韩的研究体现了新叙事史学的写作模式，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由叙事史学固有的特点所决定的。本书研究主题为上海纱厂女工，局限于上海这一近代大都市的某一特定工厂，希望借此得出对中国全国境内的工人阶级构成及其意识在时空上具有复杂性的结论，这一解释在她研究的主题范围内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她关注的并非整个中国社会和所有工厂，中国其他城市与上海从人文地理到社会环境等诸方面情况均有显著差异，中国当时的其他工厂也与纱厂有着显著不同，纱厂女工能否反映其他工厂的女工状况？其解释力是否有普遍意义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注释】

[1]褚艳红，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Emily Honig，Sistersand Strangers，Women in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 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本著作近有中译本面世，为韩慈译，《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本文撰写以英文原著为基础。

[3]保守主义是20世纪西方最主要的政治思潮之一，指要求维护社会现状和历史传统，反对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以妥协手段调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理论和思潮。保守主义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二战前后到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盛行。7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面临的挑战和西方社会的困境，新保守主义思潮迅速蔓延，成为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4]何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摘要”部分第3页。

[5]郭莲，《美国女权运动的变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1期。

[6]这一观点在笔者的博士论文《变动中的女性研究视角——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中有详细阐述。女性主义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认为，7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者就开始了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开始寻求一个建立在中国本身悠久历史上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历史”（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此外，《性别学与妇女研究》一书也略提及了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这一趋势（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合编，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126—127）。笔者以为，在经历了70年代激进时代的研究模式之后，80年代学者对中国妇女史的探讨趋向于平和与冷静的思考，研究视角从西方转移到中国，不再一味关注中国妇女与革命、妇女与父权制家庭等主题，而是从中国历史的内部着手，关注中国历史与文明中的妇女状况，及其社会性别关系和形象。

[7]此方面的著述、论文有很多，如李瑶（音）著《中国妇女：过去和现在》（Esther S.Lee Yao，Chinese WomenPast and Present.University of Houston Clear Lake City Campus，1983.）；韩启澜、贺萧等编辑，《个人的声音：1980年代的中国妇女》（Emily Honig，Gail Hershatter eds.，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论文有桑高仁作《中国宗教象征中的女性性别》（Steven Sangren，“Female gender in Chinese Religious symbols：Kuan Yin，Ma Tsu，and the‘Eternal Mother’”，Signs 9：4- 25.1983.），等等。

[8]此方面的著作包括：苏·格朗沃德的《美丽的商品：中国娼妓，1840—1936》（Sue Gronewold，Beautiful MerchandisePrositution in China，1840- 1936.New York：Haworth Press，1984.）；贺萧的《天津工人，1900—1949》（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 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韩启澜的论文《包身制和女工：解放前上海纱厂》（Emily Honig，“The Contract Labor System and Women Workers：Pre-Liberation Cotton Mills of Shanghai”，Modern China 9.4［Oct.1，1983］：421- 454.）、《燃烧的香，宣誓的姐妹：上海纱厂女工社团》（Emily Honig，“Burning Incense，Pledging Sisterhood：Communities of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 1949”，Signs 10.4［Summer］：700- 714.）和著作《姐妹和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 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安德拉·萨卡的《未婚女子情谊》（Andrea Sankar，“Spinster Sisterhood”，LivesChinese Working Women.Mary Sheridan and Janet W.Salaff e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等等。

[9]韩启澜（Emily Honig），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滋分校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中的社会性别、性形态以及族群、当代劳工史、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性形态，以及口述史。其著述主要包括：论文类：《社会主义的性别：重探文化革命》（“Socialist Sex：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Modern China，29.2，April 2003：153- 175.）；《毛泽东时代社会性别的描绘：重估红卫兵》（“Maoist Mappings of Gender：Reassessing the Red Guards”，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editors 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Wasserstro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再见铁姑娘：文化大革命中工作中的社会性别和政治》（“Iron Girls Revisited：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Work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arbara Gutwisle and Gail Henderson，eds.，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of Work，Households，and Gen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专著类：《建立中国族群：苏北人在上海》（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 1980.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个人的声音：1980年代的中国妇女》（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with Gail Hershatte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姐妹和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 1949.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0]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Introduction.

[11]即Introduction，The Warp and Weft of Shanghai History，Inside the Mills，Origins of the Workers，Making Connections，Contract Labor，The Working Day，Working Lives，Visions of Change，Conclusion等十部分。

[12]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10.

[13]Ibid.：Introduction.

[14]Ibid.：96- 98.

[15]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104.

[16]Ibid.：6- 7.

[17]Ibid.：57.

[18]Ibid.：57- 68.

[19]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70- 74.

[20]Ibid.：Preface.

[21]Ibid.：78.

[2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94。

[23]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14、22、60- 61、108.

[24]Ibid.：Introduction.

[25]Ibid.：Acknowledgements，viii.

[26]Ibid.：Introduction.

[27]叶汉明，《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社会史》，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合编，《性别学与妇女研究》：113。

[28]这三位学者是研究中国家庭、妇女、父权制度，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者，她们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官方史风格，即过分偏重对中国官方政策和政治运动的分析，而缺乏对真实、具体的社会情况的探讨。

[29]Emily Honig，Gail Hershatter，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该书直接刊载在中国报刊上的读者来信和文章，以传达中国妇女的声音，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来反映中国各阶层妇女的生活经历，使得美国学术界能更客观、准确地了解当代中国妇女。

[30]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Present，No.85（Nov.1979）.

[31]叙事史学是西方史学一贯的传统，劳伦斯·斯通在此文中指出，到了19世纪末，科学派史家（Scientific School of History）的崛起引发了叙事与分析两派史家之间的论战，标志着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史学的没落，分析式的历史书写成为主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叙事史学重现生机，有抬头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