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分析根据指涉对象的不同确定了安全化的两种类型：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这两种类型并非处于隔绝的状态，而是常常会发生转化。
从客观上说，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而且长远看来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国家的安全往往寄托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在传统安全领域，当体系动荡、战争一触即发时，国家安全的保障就失去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即便是没有直接介入战争的国家，也可能受到难民涌入、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影响。而在那些涉及人类生存的问题上，更加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成为安全的孤岛。在当代的条件下，“国家安全”不仅仅意味着本土安全，而是同时包含着国际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安全，甚至是缺乏安全感，都可能引起国际安全问题。譬如，“安全困境”表明单方面追求国家安全的努力，可能被另一方看作威胁，从而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而在经济领域，国家内部出现的问题也很容易传导到外部，形成国际性的危机事件。
正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将“国家”作为指涉对象的安全化实践与将“国际体系”作为指涉对象的安全化实践之间常常可以相互转化。本处所说的转化，意不在说明国际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后果，或国家追求安全带来的国际后果，而是强调特定情境下安全行为主体的具体的政策路径选择。
一方面，国家安全问题可能转变为国际安全问题：
第一，行为者常常将针对特定国家的安全挑战说成是对国际安全的破坏，以谋求道义上或物质上的支持。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并要求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苏联对此情况十分警觉，认为这将挑战自身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正统地位，并损害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并最终以武装干涉的方式粗暴打断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改革进程。但是，整个过程中苏联却都是打着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的安全的名义行事的。在1968年7月29日召开的切尔纳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指责捷共中央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目标，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陷入了危险境地。[47]而随后苏联出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将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力量保障“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侵犯”作为控制东欧国家的理论。[48]可以说，苏联正是打着维护共同体安全的名号为本国安全利益的实现提供合法性基础。
第二，由于某些问题是具有公共性的，单个的事例具有普遍性的含义，此时对某一国家的安全威胁也很容易被看作对国际共同体整体的威胁。“集体安全”就是这样一种基于“安全不可分割”的理念而将对个体成员的侵略看作对整体安全发动挑战的机制。国际社会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也属于将特定安全事件转化为整体性威胁的例子。例如，2009年7月17日，安全理事会主席针对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恐怖袭击事件发表声明，声明中称，“安全理事会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在何地、何时发生，由何人所为，都是不可开脱的犯罪行为”，“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及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为其规定的义务，在这方面与印度尼西亚当局积极合作”。[49]从表面上看，雅加达发生的事件仅仅威胁到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安全，但是，由于恐怖主义是具有全球性的议题，是主权国家的敌人，安理会对该事件的定位也是从国际安全的角度出发的。
第三，有些国家认为，只有当国际社会按照特定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时候，本国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换句话说，即认为应当通过保障国际安全来实现国家安全。例如，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民主国家联合起来，这对美国来说是件好事。不管怎么说，民主国家更加稳定，不太可能发生战争。”[50]为此，美国将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之一。虽然其目的归根结底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但这一政策的外在形式却是塑造一个主要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国际环境，并据此确保国家安全。
以上都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相辅相成的情况，与此相反，在少数情况下，国家还可能为了谋求本国安全而故意搅乱国际体系、破坏国际安全。法国大革命后，俄国试图引诱奥地利和普鲁士发动对法国的战争，以便自己能够在中欧放手扩充势力。凯瑟琳大帝说，“我正绞尽脑汁，力图使维也纳和柏林的朝廷陷入法国事务中……其原因我不能说出来。我想让他们卷入那一摊子事情，以便我能腾出手来。我有许多未竟事业，有必要让他们去忙乎，不挡我的道。”[51]
另一方面，国际安全问题也能够转换为国家安全问题：
第一，通过将国际安全的事态转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常常获得行动/不行动的权利。在国际法领域，一些学者认为不应当要求国家做损害其安全利益的行为，因为每个国家进行自我保护的权利要高于任何对其他国家负有的义务。因而，“国家安全”常常被当成国家自行其是的依据。1914年，美国政府指出，交战国家不得干预中立性的商贸活动，“除非这样的干涉显然是保护国家安全绝对必要的措施”。而在1939年，针对其巡逻人员登上驶入中国水域的外国船只进行检察的问题，日本的解释也是“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52]
第二，当一个议题由一国的间接威胁转变为直接威胁时，该国对它的定位也可能由国际安全问题转变为国家安全问题。二战中美国对待日本态度的变化就是一个例子。1931年，日军侵华，美国尽管谴责日本的行动，但却拒绝加入集体执行的行列。1937年，日本再度发动对华军事侵略，罗斯福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指出：“全世界十分之九的人口，其自由、和平与安全，均受到其余十分之一意图破坏一切国际秩序与法律者的威胁”。[53]至此，日本在美国眼中仍然主要是国际安全的威胁，美国要做的是“在日本的脖子上系上绳套，时不时勒他一下”。[54]但是，当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的本土安全直接受到威胁，它对日本的政策也绝非“时不时勒他一下”这么简单了，而是走上战场，全面投入太平洋的战事。此外，许多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虽然从本质上看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政治等等因素，有些国家受到的挑战更为严峻。对这些国家而言，也可能将这些议题优先看作国家安全而非国际安全问题。例如，虽然全球气候变暖会影响到各国，但是与内陆国家相比，岛国面临的威胁更为严重，而且已然迫在眉睫。海平面上升将使太平洋岛国图瓦卢从地图上消失，出于本国将被彻底淹没的恐惧，该国许多民众向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移民。[55]对于该国而言，全球变暖不仅仅是一个全球问题，更是迫切的国家安全威胁。
第三，行为体对同一问题的“威胁与脆弱性”不同的解读也可能让一个国际安全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如上文所述，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议题领域之间的关联变得日益复杂，安全逻辑的因果关系并非一目了然或一成不变的。行为体的认知变化是对问题定位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当讨论消除贫困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时，有些人将这看作是为了使人类社会个体成员之间的财富分配变得更加公平，或者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达到最起码的富裕标准或福利水平。[56]但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却将这看作实现本国安全利益的一种手段。例如，冷战期间日本将为泰国提供援助、帮助泰国经济发展看作阻挡共产主义蔓延的重要工具，认为，“东盟国家通过发展、振兴经济，提高坚韧性……关系到日本的安全保障”。[57]在本书讨论的艾滋病问题上，美国也是因为对它如何构成安全问题的因果联系认识发生了改变，才将这一问题由国际安全问题转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加以处理的。
由上述分析可见，具体的安全化进程往往是充满变数的。行为主体既可能将国家（本国）作为安全化的指涉对象，也可能将国际共同体作为指涉对象，这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目标、不同认识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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