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要谋求安全的时候，既可以采取增强本国实力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以对抗威胁。但是总体说来，当“国家”被视作指涉对象时，安全化进程中的规范建立与资源动员的范围都以“国家”这一共同体的边界为限，是内向的。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以规范为核心的关系基础对于安全的追求而言并不是必需的。
尽管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文化、宗教的差别，但在将国家作为指涉对象的安全化言辞中，这些分歧都将为一个更高的价值所取代，那就是对“国家”的政治忠诚。霍布斯与洛克的国家理论均认为，国家起源于自然状态的不完美。在前者看来，为了摆脱“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过一种安全的生活，人们就必须承认并授权“利维坦”“在有关公共和平或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命令他人作出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66]洛克眼中的自然状态虽然善意平和，却也需要一种被共同接受的权威来裁判纠纷、执行判决。因而，为了维持有序的公共生活，个体就有义务去接受、维护国家这一共同体。而当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后，对国家的维护又多了一层集体情感寄托的含义。尽管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民族往往寄托于“国家”这一实体而存在，一旦脱离，“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67]而且，在摩根索看来，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挫折感、不安全感越是严重，他们对国家、民族集体认同的情感需求便也更大。[68]
将“国家”作为指涉对象的安全化进程，常常是由其内部开始推动的，或者是政府、精英对大众的说服，或者是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说服，其目标便在于唤起上述维护共同体生活以及集体认同的共识。而且，这种共同体生活与集体认同必然是独特的、卓越的，是从与其他国家的区别中得到体现的，为保卫共同体而奉献因而也具有道德性。
在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的雅典士兵举行的葬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演说，他称，“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这就是雅典，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捐躯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脱离这个城邦就会不寒而栗。……公正地讲，他们为祖国而战的坚定信念，应当抵消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他们的优点弥补了他们的缺点，他们作为一名公民的贡献超过他们作为个人所造成的祸害。”[69]而丘吉尔在1940年临危受命，于下院发表就职演讲时，同样说道，“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没有胜利，就没有英国的存在，就没有英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奋勇前进的强烈欲望与动力”。[70]这两段战时演说间隔了几乎两千年，其内核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告诉公民，国家（城邦）是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最终寄托，当共同体的完整性、独立性受到威胁时，只有战斗并取得胜利，否则“就不能生存”。
在一些“非传统”的议题上，以“国家”为指涉对象的安全化过程也是相似的，即表现为发生在一国内部的说服行为，而其落脚点在于国家这一共同体受到了威胁。例如，2006年12月，美国众议院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首度通过了温室气体减排法案。一些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人士之所以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恰恰是被“国家安全”考虑打动的结果。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说，“我发现（保守派）在这一议题上持怀疑态度，但是当我说明了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后，突然如同拨云见日一般，事情看起来好多了。”[71]安全化推动者的逻辑是这样的，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是能源依赖于石油的结果，而在美国的石油来源中，俄罗斯、中东、委内瑞拉占据了很大份额。美国如果继续依赖这一能源，“不仅仅是在往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也是在往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国家的油箱里加油”。伍尔西等人宣称，美国在石油上的花费肯定有一部分进入了基地组织的钱包，“我们在支付反恐战争对立双方的费用，一个社会做这种事算是蠢到家了”。而之前在减排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员约翰·沃纳（John Warner）对这一说法欣然接受，认为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的视角之间的联系严丝合缝，从而改变了投票倾向。[72]议员们是否真心相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与打击恐怖主义密切相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显然，这一安全化的过程成功地使美国国内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不难看出，当以国家为指涉对象的安全化进程发生时，其“听众”范围以同属该国的公民为限。对国家来说，这一安全化的进程是发生在内部的。因而，国家在进行政策选择时的考虑往往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国家需要应对的威胁是范围有限的，以“本国的”或“本国家集团的”物质与非物质性存在为界。正如《新安全论》的作者们所言，国家是一种“有限集体”，与其他国家相对，彼此间往往存在竞争关系。[73]因而，当谈论维护“国家安全”时，行为体谋求的是对一个范围有限的集体的保护。即便在“我们”之外的人群可能受到同一问题的威胁，但那并不是国家关心的。例如，在上面提到的减排问题上，虽然温室气体的大量聚集造成海平面上升，从而导致一些太平洋岛国几乎沉没，但这显然不是美国国家安全要考虑的问题，在它看来，仅仅保证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切断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就足够了。
第二，国家往往需要单独行动。由于安全化将维护本国的主权作为最高目标，国家也不会接受在它之上，或在它之外的道德义务。这种关系是相互的，A国不会为了维护B国的主权而牺牲自我，反过来，也不能指望B国一定会出于道义支持A国维护主权的行为。“空白支票”式的安全承诺一般被看作国家的错误决策，在现实中也仅仅是历史的偶然。可以说，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是其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任何外部权威。因而，在为国家安全的保障而进行资源动员时，国家的政策主要是内向的，它需要说服国内的集团、个人，为了共同体的生存，必须贡献资源、乃至付出生命。
第三，国家往往并不认为通过多边国际组织是实现安全的必要途径。与国际社会协调可能有助于一国安全的实现，但却不是必不可少的。从内部增强自身的力量，或选择性地结盟，同样可以达到目的。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国家也会因为驱动力不同而无法以某种原则为基础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比方说，当其他国家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讨论主题时，美国却可能希望研究一下如何保证各国的石油资金不流入恐怖组织中去。而且，一旦美国在反恐上取得重大突破，它可能也就失去了减排的动力。在不改变安全化逻辑的前提下，很难想象美国会参与，并始终执行一个以减排为目的的多边合作机制。
第四，与对外协调相比，内部协调往往更加重要。正因为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的资源动员主要是内向的，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团体可能借此要求国家在政策中满足，或不损害其特殊的利益。这在长期的，或安全威胁暂时看起来不那么严峻的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对外援助的形式意图获得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政治支持，但迫于国内压力却往往附加一条“购买美国货物与服务”（Buy America）条款；而在美国通过的减排方案中，也并未严格限制电厂、汽车行业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74]
出于以上理由，当国家仅仅以本国的安全为政策考量时，在国际合作方面往往会采取双边合作的形式。双边合作以具体情势而非原则性安排组织合作方之间的关系为国家提供了诸多灵活性。
第一，国家能够有选择地挑选合作伙伴。多边合作在原则上要求非排他性，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对一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至关重要，也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与该国就安全问题进行合作。通过挑选伙伴的方式，国际合作更加容易达成，而双边协议确立的国际法权利有时也能充当斗争中的武器。例如，在尼罗河水资源问题上，埃及在1929年与英国签署双边协议，获得对于维多利亚湖与尼罗河水资源的排他性权利。这一协议虽然在1959年进行了修订，但保留了一项条款，即所有针对尼罗河水资源进行的安排都必须与埃及进行协商。[75]这一双边协议成为埃及宣布本国在有关事务上拥有权利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前总统萨达特宣称，“谁想打尼罗河的主意，谁就是向我们宣战”。[76]
第二，国家的政策工具大大增加。当国家被当作安全化的指涉对象时，其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根据“主权至上”的原则统一起来，但对外并不被任何原则束缚，在谈判中能够灵活地运用国家权力中的各种要素，采取议题联系、说服、利诱、威胁等手段。在美日两国的贸易合作问题上，美国不仅依仗经济大国的地位，通过“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单方面向日本提出经济制裁的方式，而且兼用政治、外交手段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开放国内市场，并遏制日本商品向美国市场的倾销。[77]因而，在两国的贸易摩擦问题上，日本始终处于下风。
第三，能够起到“分而治之”的效果。尽管小国在一对一的谈判中常常处于下风，但是在多边条件下，却能够通过联合起来的方式增加谈判的筹码，争取更好的结果。这恰恰是大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为此，大国更愿意选择双边合作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随着海洋法生效，西方国家纷纷采取双边协议的方式与临海发展中国家进行谈判，以获得在对方领海以及专属经济区捕鱼的权利。这种方式免除了发展中国家彼此联合，将资源汇聚起来与发达国家抗衡的可能性，使得本国在谈判中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78]当然，这种方式对于保护海洋资源来说，却是危害极大的。
第四，更易整合国内对合作的支持力量。如前所述，为了在国内动员资源，政治家们往往不得不就一些议题进行妥协，满足特殊利益集团或部门的利益。这与多边合作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双边合作中，国家能够通过对政策工具与谈判技巧的运用，让对方接受相关条款，从而扩大国内层面对合作的支持力量。“购买美国货物与服务”条款就是美国领导人说服国内支持对外援助项目的重要理由。
简而言之，当谋求国家安全时，政策的重心将倚重于国内，规范确立与资源动员两个关键性问题都是在国内层面进行的。因而，在对外方面，国家不受原则性的约束；在对内方面，往往需要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为了增加政策的灵活性，国家将更偏好于双边合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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