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应对全球艾滋病传播上的多边国际合作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但是总体而言效果有限。由于国际组织的行动范围往往受制于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授权与支持，为了有效地开展合作，大国必须对国际共同体与人类的存续、发展负起更大的责任。
上文中提到的国际社会多边合作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国际社会的应对策略主要是“以宣传教育促预防”，其效果非常有限。无论是全球艾滋病计划，还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都将艾滋病传播的关键锁定为“个人的风险行为”（individual risk behaviors），[103]试图以在各国推进宣传教育、增强问题意识的方式来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这一时期，由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药物、帮助他们延续生命的做法，几乎从未被提上日程。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的医学专家与捐赠团体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只有预防是可能的，而治疗是不可能的”。[104]一来发展中国家缺乏医疗设施与医护人员，难以定期检测人体中的病毒发展状况并监督服药；二来当时ARV疗法仍然相当昂贵，每人每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以上，庞大的开支是国际社会难以负担的；最后，在西方国家看来，为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治疗可能鼓励“风险行为”，使得感染率进一步上升。但是，如前所述，仅仅依靠宣传的手段是收效甚微的。尤其在非洲地区，一些儿童尽管知道自己的父母死于艾滋病，但他们长大后仍然重复父辈的命运。而且，当发达国家内部逐步开始普及ARV疗法时，这种双重标准就更加显得虚伪，让人难以接受。一些研究者将发达国家的立场总结为“把药物留给我们，把安全套留给你们”（drugs for us，condoms for you）。[105]
其次，资金来源匮乏是两个组织面临的共同难题。全球艾滋病计划成立初期，得益于乔纳森·曼“极具说服力的演说，以及少见的让听众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106]这一项目一度收到来自发达国家政府数量可观的捐款。但是，全球艾滋病计划赖以开展项目的资金均来自自发捐赠，缺乏世界卫生组织常规预算的支持。由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全球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有增无减，似乎看不到项目效果，这让许多捐赠者丧失了信心和兴趣，他们“认为项目的实际效果不如曼宣传的那样快”，因而终止或削减了对项目的援助。在曼离开以后，他的继任者迈克·墨森（Mike Merson）在工作方式上墨守成规，无法激发起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使得资金来源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财源枯竭是全球艾滋病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面临同样的问题。它自身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每年的预算大约为6 000万美元，雇员130人，基本都供职于位于日内瓦的总部。要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还是必须依靠合作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其他多边组织以及捐赠国家的财政支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开始运作时，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艾滋病的资金大约为2亿美元，彼得·皮奥特说，“拿这么点钱去阻止世界范围极度复杂的艾滋病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107]但是，从1996年到1998年，平均每年用于发展中国家艾滋病项目的资金也只有1.5亿美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依据疫情的严峻程度……（这些资金）不足一半”。而且，捐赠增长的幅度远远跟不上疫情的发展，从1988年到1997年，平均到每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上的国际援助下降了50%。[108]
不难看出，国际社会在艾滋病问题应对上的局限有着共同的根源，即发达国家并未积极地承担起国际义务。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一样，如何行动往往取决于国家的授权，而其行动的力度与范围又受制于国家对组织的贡献。除了通过正式的程序外，发达国家还能够通过自身强大的实力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世界卫生组织三分之二的预算来自发达国家政府的自愿捐赠，这使得它们对于该组织采取的政策、策略，包括主要使用哪些途径应对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传播，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109]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艾滋病感染状况的漠然态度，才导致了国际组织采纳政策的狭隘以及资金不足的困窘。1999年时，乔纳森·曼评述说：“现在孤立地思考和孤立地生活似乎变得可以被接受了。生活在富国的人们能够接受最新、最优的科技提供的治疗。而且北方国家的政府还在对抗艾滋病传播的国际援助上继续奉行‘慈善事业’一般的狭隘政策”。[110]
但是，通过对艾滋病传播对全球安全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将本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试图独享安全与繁荣的做法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不可能真正实现，而且长远来看反而不利于北方国家的利益。对于大国而言，必须扭转这种观念，真正认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威胁，并作出切实的努力，才是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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