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而其对恐怖主义根源的理解使得艾滋病问题具有的安全含义，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应对疾病传播对美国对外政策所具有的意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美国将艾滋病问题主要定位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在安全化的第二阶段，美国应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最大特征，就是将其置于反恐的大框架下加以处理。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写道，“希望、机遇与疾病、战争、极端贫穷比邻而居。这既威胁到美国的核心价值——保护人的尊严，也威胁到我们的战略优先事务——抗击全球恐怖主义。”^[19]可以说，抗击艾滋病是美国为消除恐怖主义而进行的“理念之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布什总统甚至将艾滋病称为“疾病轴心”（axis of illness），与其反恐中的重点目标“邪恶轴心”相呼应。^[20]

从美国安全认知中的恐怖主义根源与艾滋病传播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来看，可以找到如下三条纽带：

第一，在小布什政府看来，艾滋病传播可能成为恐怖主义产生的“基本条件”。严重的艾滋病传播将造成人口结构的空心化，抹杀经济发展的成果，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停滞的泥潭，这恰恰是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根源之一。而且，尤其让美国担心的，是艾滋病传播在非洲地区造就的那一群没有家庭、不受教育的穆斯林年轻人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招募的对象。曾经担任美国驻南非与驻尼日利亚大使的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N.Lyman）在针对非洲恐怖主义问题召开的听证会上说：“我们必须记住，非洲地区的穆斯林比中东或东南亚地区还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仅尼日利亚一国就有6 600万穆斯林人口，与埃及相比只多不少。”^[21]美国需要警惕极端意识形态在此找到听众，但艾滋病传播对家庭以及学校教育的破坏却造成了一个十分不利的客观环境。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到2010年，艾滋病传播将在非洲造成4 200万孤儿，他们极可能成为一支庞大的恐怖力量后备军。^[22]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则在国会强调说，“我们想到市民社会的缺失，我们看到孩子们——那些可都是些好孩子，只是没有人教导他们，我们想到恐怖主义及其所具有的失序与充满风险的特征，突然之间，所有这些片断开始整合起来……”^[23]

第二，艾滋病传播对国家机构的削弱可能造成“国家失败”的现象，而这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艾滋病传播不仅削弱了军队、警察这类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核心机构，还让政府能力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都全面下降。这些没有能力维持国内基本秩序的政府将失去人民的信任，为极端主义组织提供了填补权力真空的机会，而且它们也没有能力遏止恐怖分子网络的蔓延。众议员贝蒂·麦科勒姆（Betty McCollum）指出，“非洲国家面临着许多挑战——贫穷、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它们在为保障人的基本需求而苦苦挣扎。这样的国家自己哪有能力提供并维持抗击恐怖主义的组织呢？”^[24]这些“失败国家”与“没有国家的地区”（stateless region），是恐怖主义理想的滋生场所，从而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心头大患。众议员马克·格林（Mark Green）认为，“如果我们不介入，这一流行性疾病将破坏整个大陆的稳定；一旦它们不稳定，将为极端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增大对我们以及我们生活方式的威胁”。^[25]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艾滋病传播与“失败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若听任其发展，这场传播将进一步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结构，将脆弱的政府与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有些人认为美国在这场疾病传播中并不利益攸关，那让我告诉他们，世界范围的失败国家毫无疑问对我们至关重要。”^[26]而且，海德还在国会的讨论中宣称，失败国家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已经在非洲一些地区成为了现实。“非洲是关注的中心。目前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在若干非洲国家中蔓延，尤其是在尼日利亚。这一威胁将中断民主进程并将尼日利亚变成一个失败国家。逆转这一趋势、尽我们所能地在尼日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建立民主的国家与繁荣的经济符合我们的利益。而艾滋病的传播却损害了这一重要的使命。”^[27]

最后，小布什政府还认为，艾滋病传播还造就了一种绝望的精神状态，而这与恐怖主义背后那种“阴晦的世界观”刚好吻合。艾滋病在医学上无法治愈，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治疗费用，面对生命的消逝无能为力。鲍威尔为此将艾滋病毒与暴政相提并论，称两者同样残酷，将“击垮人民的精神”。^[28]在2003年初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着力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人民面临的这种状态：“对艾滋病的诊断被认为是死刑判决”，“那些试图寻求治疗的人几乎都黯然而归”，“许多医院对（人们）说：‘你得了艾滋病。我们帮不了你。回家等死吧。’”^[29]这种绝望是恐怖主义的沃土，同时也是“自由”的敌人。小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指出，“在无望（hopelessness）的阴影之下，极端主义兴旺繁荣。而那种极端主义最终将沸溢而出，诉诸暴力，跨越国境，在世界范围内夺去无辜的生命”，“要克服这种无望，就必须应对其起因——贫穷、疾病、无知。”^[30]美国全球艾滋病问题协调员兰德尔·托拜厄斯（Randall Tobias）也强调，“我们知道，不安定与恐怖主义发芽自无望之地。而在艾滋病存在的地方，希望是稀缺之物”。^[31]而恐怖主义的对立面、美国为之奋斗的“自由”，在非洲大陆就是意味着“免于对这一致命疾病的恐惧”。^[32]因而，美国在这些地区所进行的艾滋病防控项目，就是在提供希望，提供自由，这与它的反恐目标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因而，对美国而言，艾滋病传播这一产生恐怖主义的环境不除，就无法在反恐问题上真正取得成效。比尔·弗里斯特在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强调，美国“必须有一个全面的对外政策”，这意味着“不仅仅抵御那些直接的威胁，而且要处理那些导致、推动那些威胁的深层问题”，只有这样，美国才算“展示了智慧”。^[33]

本质上，美国对“反恐”的理解主要是“保护美国”以及捍卫其视作核心利益的“民主的价值与生活方式”，^[34]即主要是一个“美国的”问题。而它将应对全球艾滋病流行视作实现“反恐”目标的必要措施，因而，在这一阶段，艾滋病问题在美国安全议程中的定位也主要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就连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竞选演说中也十分明确地点出，艾滋病传播造成的种种恶果“不仅是国际秩序的问题，而且是关键性的国家安全问题”。^[35]许多议员也赞同这一说法，他们认识到，艾滋病传播既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国家安全威胁，“也是我们的”。^[36]因而，应对全球艾滋病问题对美国来说是“迫切的国家安全需求”。^[37]在非洲投入巨额资源“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原则与人类的同情，也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假如不介入非洲艾滋病危机将带来的国家安全后果”。^[38]

在新的安全定位下，美国不再笼统地关注受到艾滋病威胁的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安全，而是认为其中那些非民主国家本身就阻碍了防止艾滋病蔓延的努力。这是它将艾滋病问题看作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第一个表现。2002年的国家安全报告提出，要解决艾滋病问题，“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源是必要的，但只有在……诚实的治理下才能发挥作用”。^[39]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提出，“有效的民主政体能够比压制人民的、治理不良的国家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传染性疾病要求有力的、完全透明的公共卫生体系，而这是脆弱的政府与那些害怕自由的政府不能，或不愿意提供的”。^[40]从这两段表述中可以看到，美国已经按照自己的标准对“主权国家”的类型作出了划分——民主的与非民主的、自由的与压制人民的。后一种类型的政府显然不是美国认为受到艾滋病传播威胁、应该被保护和被加强的对象，相反，它们是应对威胁的阻碍。这正好颠倒了前一阶段中认为艾滋病传播是“造成”民主失败的认知逻辑。按照第一阶段的判断，应对艾滋病的目的在于加强这些处于转型阶段、前路不明的政府的力量，引导它们走向“民主”。而现在，美国则需要首先辨别出哪些政府是属于“我们这一边”的，哪些则是“我们的对立面”，然后再加以区别对待。

小布什政府将艾滋病问题视作“国家安全”威胁的第二个表现，是不再强调这是国境之外的发展中世界面临的问题，而是开始塑造艾滋病传播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意象。这与之前美国的观念是不同的，即认为自身的艾滋病问题必须在外部环境改善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解决，同时其关键利益的实现也受制于外部环境。先前的观念强调的是全球化带来了一种美国不得不接受的结果，艾滋病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破坏作用“影响”了美国；而现在，则强调这种破坏作用同时“就是”对美国的威胁。众议院民主党督导员斯腾尼·霍耶（Steny Hoyer）在国会强调，在艾滋病传播的问题上，美国“无需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们而鸣”。^[41]小布什总统的态度也有了转变。2000年，在总统竞选的第二次公开辩论中，他对非洲问题的看法是“非洲很重要，……但我们得有个优先秩序”。^[42]而现在，他则反复强调帮助受到艾滋病威胁的非洲人民应对艾滋病问题“符合作为美国建国基础的那些价值”。^[43]美国观念的转变与其对艾滋病传播造成威胁的理解不无关联。既然美国代表了“自由”、“希望”，而“希望与自由的推进受到了艾滋病传播的威胁”，^[44]那无论这一威胁具体发生在哪里，都意味着美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了挑战。本书希望在此指出的是，这种观念与“安全共同体”并不是一回事。“共同体”应当是一种关于“我们”——不仅包括美国，还包括非洲各国——的集体认同，但美国的认知却是以“我”——美国以及美国的价值为原点构建的，因而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个体主义的。

小布什政府将艾滋病问题视作“国家安全”威胁的第三个表现是，由于美国反恐战略的根本落脚点是保护本国不再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牺牲品，因而，在这一视野下看待艾滋病问题时，它优先考虑的也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安全，而是其自身的安全。这主要反映在美国对于重点关注的国家与地区的选择上。

非洲毫无疑问是艾滋病问题最深重的地区，与此同时，它在美国全球反恐战略中的地位也骤然上升。这一地区不再像鲍威尔从前说的那样“不与国家的战略利益相契合”，而是成为“美国的战略聚光灯必须照射到的地方”。^[45]90年代中期，非洲各地的混战与流血给了基地组织扩大影响的机会。^[46]“9·11”事件之前，美国在非洲地区的存在就已经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随着“9·1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基地组织日益将触角转向非洲。尤其是地处非洲之角的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仅次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恐怖威胁重点地区。2002年，“基地组织”再度出击，在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针对一家以色列人经营的旅店发动汽车炸弹袭击，造成15人死亡，并同时对该地机场起飞的一架以色列航班发射两枚导弹，所幸没有击中目标。艾滋病与恐怖主义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非洲国家成为美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听证会上，议员贝蒂·麦科勒姆说道，“艾滋病、贫穷与失败国家是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当我们在这里讨论恐怖主义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基地组织和针对我们国家的威胁”。^[47]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大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国内的艾滋病问题在此时反而逐步淡出了美国的安全视野，这与其前一阶段的安全认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重力推出的全球艾滋病防治计划中，这些大国无一被纳入关注的重点。当这一安排受到质疑的时候，鲍威尔回答说，“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他们不需要美国的资金，他们自己有资源可以做工作。”^[48]可见，美国行动的依据并不仅仅是艾滋病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而是疾病传播与脆弱国家两者的结合。

作为小布什政府将艾滋病问题视作“国家安全”威胁的最后一个表现，它在决定具体的援助对象时也是以自身的立场为坐标来选择的，力求与反恐的大目标相协调。美国将“民主”视作抗击恐怖主义的对策，也将这作为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的前提，在提供援助时也要求接受国必须满足美国确定的“自由”、“良治”的标准。此外，美国也将在“反恐战争”中与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作为提供援助的必要条件之一。^[49]这些附加条件显示，与服务于国际社会整体的安全相比，美国更加看重本国安全的实现。而且，美国还精心选择了抛出新的艾滋病倡议的时机。2003年1月，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其与入侵伊拉克的计划一起提出，即指望体现同时以“硬”的手段和“软”的手段反击恐怖主义的做法。^[50]国情咨文发表三天之后，小布什在一次针对艾滋病问题的讲话中说，“世界看着我们，说，‘他们很强大’。是的，我们在军事上很强大。但我们拥有比那更大的力量。”^[51]在美国看来，在艾滋病问题上有所作为，同样可以服务预防恐怖主义的目标。

从小布什政府对艾滋病问题的阐述来看，它对艾滋病问题的定位依然与其整体的安全战略相吻合。

首先，显而易见，美国对于艾滋病问题的定位是围绕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展开的。在“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袭击发生后不久，小布什总统就表示，今后美国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来服务于这一目的。^[52]恐怖主义作为安全威胁的性质很特殊，如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的，“它并非单个的政体、个人、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被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53]换言之，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一场不知道敌人会在何时、何地出现的战争。而且，“9·11”事件带给小布什政府的启示是，面对安全威胁绝不能坐等其发生，相反，应当主动出击，不仅需要识别并捣毁现有的恐怖组织，也要“消除恐怖主义得以滋生的基本条件”。^[54]正是由于小布什政府在艾滋病流行与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议题才得以在其对外战略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并获得大量的资源投入。

其次，这一阶段美国对“本土安全”的重视也影响到它对艾滋病问题的看法。“9·11”恐怖袭击的发生挑战了美国对于本土安全不受撼动的信心，如何夯实这一国家安全的根基成为其政策考量的根本落脚点。不过，重视“本土安全”并非意味着美国对外战略收缩，或仅仅以国境为界筑起防御的铜墙铁壁，而是意味着它在制定安全战略，尤其是其对外政策的部分时，更强调自我中心，从而与第一阶段美国看待这一议题时的整体主义取向形成对照。例如，在非洲，它前一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如何通过加强维和行动的能力从而维护地区稳定，现在，却转移到了如何防止这一地区成为美国的敌人——基地组织的新家园。

综上所述，自2002年开始，美国将对艾滋病问题的理解更多地与正在进行的反恐事业联系在一起。这也再次说明了，美国对艾滋病问题这一新的安全问题的定位，是与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设计相吻合的。在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艾滋病问题主要被看成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竭尽全力地使应对全球艾滋病问题服务于美国反恐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