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艾滋病问题的定位与发展

本书探讨了美国自1999年以来在全球艾滋病问题上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它对国际合作形式的选择。根据是否以“普遍性的行动原则”来进行组织，国际合作可分为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多边合作意味着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行为者通过事先商定的原则组织彼此间的合作关系，而双边合作则意味着国家根据合作者、权力分配状况等具体因素挑选合作者，并因具体条件不同而分别制定合作政策。通过分析，本书认为，美国在2001年之前主要采纳了多边合作的形式，而在此之后则转变为以双边合作为主。

不同的安全化逻辑可以对美国政策的转变作出解释。“安全化”的概念强调了安全议程的动态性，根据不同的指涉对象，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塑造国家安全议题与塑造国际安全议题。尽管两者并非彼此排斥，但国家的政策选择依然会有所侧重，并能因情势而改变选择。由于追求的目标不同，不同的安全化进程在规范塑造与资源动员两个方面有着不同的要求。以此为依据，国家将在多边与双边两种形式之间进行选择。本书认为，当行为体意图维护国家安全时，一般认为威胁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且往往需要独立行动、不能完全倚重国际组织，此时国家的政策将相对偏重于国家内部的整合与动员，在国际合作形式上则将偏向于选择灵活性更强的双边合作；而当国际社会的稳定被当作更高的价值时，必须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合作中，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应对威胁，因而，国家在国际合作形式上则将偏向于选择更具束缚性的多边合作。

通过对政策文本、国会听证、领导人讲话等等“言语行为”的分析，本书发现，在2001年以前，美国对艾滋病问题的定位主要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认为艾滋病流行将威胁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削弱维和行动的效力，并进而对整个国际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在此认知框架下，美国强调世界各国协同行动的重要性，在对外政策上表现为利用并新建多边合作机制开展应对活动。但是，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的国家安全重心发生了转移，反恐成为头等大事。美国对艾滋病问题的定位也随之改变，将在发展中国家应对艾滋病问题看作反恐的战线之一。艾滋病问题在美国安全议程中由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由于定位发生了改变，美国在国际合作上也进行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开始以本国意愿至上的方式在国际上行事，在经美国挑选的地方、按照美国偏好的方式进行合作。与此同时，它也将刚刚建立起来的多边合作机制——全球基金抛到了一边，不仅限制了对它的财政支持，还试图破坏其运转的多边主义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国将艾滋病问题定位在国际安全事务，并采取多边合作的手段时，在这一问题上投入的资源并不多，有时甚至不太积极。但在它将艾滋病问题与国家安全挂钩以后，由于在国内团结了各方力量，使得在该议题上投入大量资源成为可能。尽管如此，美国这一阶段的具体政策却不得不受制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成效大打折扣。

而且，通过对美国政策对国内、国外批评意见的反馈来看，这种合作框架下政策的纠错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因而，这种合作形式尽管能够部分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但有时也会损害其政策的效用，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此外，从长远看来，这并非解决全球艾滋病传播的最佳途径。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尽管美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同将艾滋病传播看作“安全问题”，但其安全化的逻辑却是不同的。艾滋病传播并不会从内部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反，其影响是间接的，从而为美国定位艾滋病问题留下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可以在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之间迅速转换。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转换并非随意为之的，而是与美国国家安全的整体战略密切相关。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安全战略中塑造民主、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成分浓重，因而它对艾滋病问题的定位也更为侧重国际安全的层面；而在恐怖袭击后，本土安全成为小布什政府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它对艾滋病问题安全含义的阐释也随之围绕这一核心任务展开。

第二，就美国本身的政策而言，以双边合作形式应对全球艾滋病传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艾滋病传播，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敌人，美国对待两者却都采取了以我划界的态度。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美国建立了典型的“中心—轴幅”式的双边合作模式。虽然表面看来美国能够掌控合作进程，实现自己的战略偏好，但是，事实证明其政策在保障安全上并非是最合理有效的，往往因为顾及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偏好而牺牲了应对全球艾滋病传播的实际需要。

第三，就世界其他国家该如何对待美国政策而言，如同基辛格所言，冷战之后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浮现，但它仍然有待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领袖们加以建构。面对全球治理的客观需要以及美国矛盾的对外政策时，负有国际责任的国家不应当随波逐流，或“只破不立”地批评它。目前许多国家在艾滋病传播问题上仍然以双边合作为主，它们将或多或少地与美国一样，受制于应对范围的狭隘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从长远看来，一个真正稳定、能有效协调相关各方对于安全与正义要求的国际体系，必须建立在以平等、对话、协商为核心的关系基础上。此外，与二战后多边主义的兴起不同，新的秩序不可能完全由美国一国来提供，而是需要各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国际社会中新兴国家的参与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