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可直接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对气候问题的重视最早来源于美国，R.A.布赖森、T.J.默里所著《饥馑的气候——人类与变动着的全球气候》指出：饥馑的气候即变化的气候，运用历史、考古、生物、地理和气象学的知识，深入浅出地分析历史上和现代的纷纭复杂的气候现象，认为气候倾向于疾速而非缓慢地变化，地球以其气候变化限制着我们的人口和活动。[5]
对唐代气候问题的具体探讨，中国物候学家竺可桢功不可没，他首先初步恢复了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史，通过对梅树、柑橘物候和农作物生长期的对比，从物候学角度得出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时代的结论，认为公元600—1000年属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隋唐五代宋初的年平均气温要高出现在1—2摄氏度。[6]此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温暖时期的观点，在长时期内为大多学人所接受。文焕然指出唐代属于近8000年来中国气候相对温暖的时代。[7]吴宏岐、党安荣《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对隋唐温暖期的起讫时代作了修正，并认为：隋唐时期以温暖为主，当时年平均温度比现代气候高1℃左右，气候带的纬度北移1°左右，在持续约400年的隋唐温暖期中有渐趋寒冷的趋势。[8]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指出：唐代有138年发生了大小程度不同的水灾，占总年份的48%；有114年发生了旱灾，占总年份的39%，据此得出唐代气候特征总体上属于温暖的结论。[9]陈可畏《唐代河患频繁之研究》认为黄河河患骤然增多、决溢次数频繁并终至改道，主要原因之一即气候转变为湿润多雨，特别是黄河下游多大暴雨造成的。[10]还有学者研究唐代关中地区的水涝灾害的降水规律及其原因，认为唐代关中气候暖湿，降水偏多且集中持久，是发生洪水的主要原因。[11]
随着唐代气候研究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初，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对唐代气候处于温暖湿润期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唐代中期以后气候转冷，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温暖期。[12]其后，他又详细论述了唐代气候冷暖两方面的证据，主要包括长安梅树、橘树、驯象带有人工保护措施而不能作为气候温暖的指示，并对农作物生长期作了重新解释，提出唐末五代前后两段气候有明显差异，唐朝中后叶气候向寒冷方面转变，由此造成寒冷事件的增加和温暖事件的减少。[13]有的学者在支持唐代处于温暖期的同时，也对其时气候波动作了研究。王铮等提出：唐代气候属于混沌（Chaos）状态，气候不稳定。[14]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认为：从隋唐时代到1230年（或1260年）止，中国进入了中世纪温暖期，这一阶段以880年发生的气候突变为界分为前、后两时期，前期基本上是温暖的，但796—830年间为一较低温期，其后气温则再度上升。[15]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赞同8世纪中叶气候有一个由暖转冷过程的观点，认为气候转寒造成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16]费杰等《历史文献记录的唐五代时期（618—959AD）气候冷暖变化》发现9世纪上半叶，约公元794—844年，存在一个突兀的寒冷期。[17]赵景波等《唐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研究》从唐代中期泾河流域洪涝灾害为多发期出发，认为唐代中期降水量较多，气候较早期和晚期湿润。[18]马强《唐宋时期西部气候变迁的再考察》则利用诗文笔记等材料考察唐宋气候变迁，认为唐代西部气候从贞元、元和年间趋向寒冷，至五代、北宋时期则有一个气温回升期。[19]
唐代的气候到底如何？温暖说与中期转冷说，孰是孰非？已经基本可以明确，唐代总体上处于温暖期，但中期开始转冷。除了上述诸位学者所提唐代后期转冷的记录，我们可以从当时比较少见的“雨木冰”现象为切入点来分析这一问题。
《旧唐书》卷95《睿宗诸子·让皇帝宪传》：开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树，时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
《旧唐书》卷37《五行志》：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冻冽，数日不解。宁王见而叹曰：“谚云‘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其月王薨。
《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巳，雨木冰，凝寒冻冽，数日不解。辛未，太尉、宁王宪薨，谥为让皇帝，葬于惠陵。
所谓“木冰”，即附着在物体上的冰状物质，是突然降温导致物体周围水汽凝结而引起的，其出现意味着当时天气寒冷已达到一定程度。这种“凝霜封树”的寒冷现象一定并不常见，以致引起宁王李宪的恐惧。当时学者还对此进行讨论，认为《春秋》所书“雨木冰”即这种现象。当然，宁王的恐惧是将雨木冰现象与大臣联系起来的那句谚语“树稼达官怕”，而达官很多，独宁王害怕尤甚，说明他内心另有忧虑之事，值此之时，木冰的出现才引起其恐惧。“树稼达官怕”，唐代前期也有记载，《唐会要》云：仪凤三年（678）十一月十四日，雨木冰。其下有小字标注：其月三十日，黄门侍郎同三品来恒卒；明年正月十日，户部尚书许圉师卒；庚戌，尚书右仆射戴至德薨。[20]关于雨木冰，《汉书·五行志上》曰：“今之长老名木冰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21]宋人赵与时以为：“余谓稼字，义不可通，特介声之讹耳。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达官怕之，谚本此。”[22]此说有助于我们理解宁王的恐惧。后来王安石挽熙宁时期在“华山圮，雨木冰”后薨的韩琦，挽词亦云：“木稼尝云汏官怕，山颓今见哲人萎。”[23]因此，对“凝霜封树”这一现象，两晋南北朝谓之“谏树”，唐俗呼之“间树”，[24]“间树”当是“谏树”而流传转误。
恰巧的是，开元二十九年正是开元时期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属于唐朝前期向后期过渡的时间段内。而此前这种“雨木冰”现象也并非没有出现过，而且至少出现过六年次。《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载：
永徽二年（651）十一月甲申，阴雾凝冻封树木，数日不解。刘向以为木少阳，贵臣象。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亦谓之树介。介，兵象也。
麟德元年（664）十二月癸酉，氛雾终日不解。甲戌，雨木冰。
仪凤三年（678）十一月乙未，昏雾四塞，连夜不解。丙申，雨木冰。
延载元年（694）十月癸酉，白雾，木冰。
景龙四年（710）三月庚申，雨木冰。
又据《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
龙朔二年（662）十一月甲戌，雨木冰。
由上可见，这六次“雨木冰”的时间间隔，除麟德元年那次与上一次相差仅两年外，上下相隔都有十多年，有五次是在冬季，而且发生的月份有逐渐提前的趋势，并多在此前一天或当天伴随有大雾出现。大雾形成水气，遇降温易凝结，这不难理解。而最后一次则发生在晚春，说明当时的气候是逐渐转冷的。“雨木冰”现象说明当时气候寒冷，还因为“雨木冰”还常会伴随霜降，麟德元年（664），终南山原谷之间有早霜伤苗稼的记载，[25]而此年亦有木冰现象的记录。证圣元年（694）六月，穆州殒霜，杀草。史言“吴越地燠而盛夏陨霜，昔所未有”。[26]
开元二十九年那次凝霜封树即雨木冰之后，据《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又有10年11次发生“雨木冰”现象：
大历二年（767）十一月，纷雾如雪，草木冰。
贞元元年（785）十二月，雨木冰。
贞元二十年（804）冬，雨木冰。
长庆三年（823）十一月丁丑，雨木冰。
宝历元年（825）十一月丙申，雨木冰。
大和七年（833）十二月丙戌，夜雾，木冰。
开成四年（839）九月辛丑，雨雪，木冰。十月己巳，亦如之。
会昌元年（841）十二月丁丑，雨木冰。
会昌四年（844）正月己酉，雨木冰。庚戌，亦如之。
另据《新唐书·德宗本纪》：
贞元四年（789）正月，雨木冰于陈留。
这11次“雨木冰”记录中，8次发生在冬季的十、十一、十二月，仅有一次提前到晚秋九月，两次退后到正月。其发生年次表明“雨木冰”的时间间隔有明显缩短的趋势，由前期的十多年发生一次，转变到后来的不到十年，甚至两三年发生一次，可见唐代气候逐渐转冷。
另外，韩愈为河南令时，曾作《辛卯年雪》一诗，描写元和六年（811）二月末的一场大雪：“元和六年春，寒气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27]白居易在此后两年又作《村居苦寒》，描写元和八年（813）十二月的大雪：“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辛苦。”[28]固然，前诗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但两诗却足以说明当时大雪寒冷天气的罕见，尤其在唐代冬无雪屡见的情况下，这表明唐代后期气候开始不稳定，冬季温度相差较大。而且，《新唐书》卷34“常燠”所载唐后期冬季异常温暖、夏季异常炎热现象，也比同书卷36“常寒”所载唐后期冬春寒冷现象少得多，也可作为唐代后期气候转冷的佐证。
图表1.1—1 唐代冬无雪情况简表
注：《唐会要》简作《会要》、《旧唐书》简作《旧》，《新唐书》简作《新》，后同，不另出注。
由于气候状况会影响到自然灾害的发生，自然灾害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成为气候状况或其变化的一个指示灯和标志。两者应当可以相互证明。据我们的统计，唐代旱灾发生计173年次，以安史之乱发生的公元755年为界，前期80年次，后期93年次；水灾计170年次，前期81年次，后期89年次。唐代前、后期旱灾和水灾的发生频率分别为：旱灾前期平均每年发生0.580次，后期平均每年发生0.612次；水灾前期平均每年发生0.587次，后期平均每年发生0.586次。可知唐代前期水灾频率高于旱灾0.7个百分点，而后期则低于旱灾2.6个百分点，如果温暖期较易发生水灾成立的话，后期气候开始转寒就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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