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价高涨与饥荒
自然灾害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最为直接，导致农作物减产、绝收，[280]进而引起粮价大幅上升。永淳元年（682）五月，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281]永泰元年（765）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至七月，以久旱，京师米斗1 400钱。[282]贞元二年（786）五月，连续四日大雨，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复千钱。[283]贞元十五年（799）天下大旱，人用乏食，百姓流离，京师米斗至500钱，父子兄弟不相保。[284]光启时期，淮南雨雪阴晦，“比岁不稔，食物踊贵”。[285]唐代物价上涨，自然灾害为三大影响因素之一。天灾人祸等诸因素交织，后果更为严重，甚至出现人卖人、人食人的惨剧。乾元三年（760）四月初至闰四月末，大雾大雨。史思明再陷东都，米价踊贵，斗至八百文，人相食。[286]这次饥荒除大雾、安史之乱，还有因战时经费不敷，币重货轻而引起的第五琦铸钱事件。[287]饥荒时期，连大将也得艰苦度日。贞元二年（786），河北蝗旱，米斗1 500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饿殍相枕。成德节度使张孝忠所食，豆
而已，其下皆甘粗粝。[288]检校尚书司门员外郎兼邵州刺史魏懿文之女魏氏，在丈夫歙县尉崔君卒后，独自抚育三子四女27年，“常有饥寒之苦”。开成中，属“近岁时荒，家计尤窘”。而至会昌元年（841）夏，更“往往绝粮，一家拱手相视”而已。魏氏在当年九月55岁时也撒手人寰。[289]至唐末，战争加以灾害，后宫、诸王有饿死者。[290]
（二）盗贼抢劫
尽管印度著名学者曾指出：“饥荒形势带来的衰弱和普遍无助，并不常常助长即时的造反和暴动。”它并不必然导致对法律和秩序的破坏，因为“成百上千万死于饥荒的人，一般都是以惊人‘合法的’和‘有秩序的’方式死去”。但他们也承认“抢劫、袭击及其他形式的无组织犯罪行为在饥荒形式下可能非常频繁”这一不争的事实。[291]饥民成为盗贼在古代中国十分常见，唐代也不例外。敦煌莫高窟45窟南壁西侧所绘盛唐壁画商人遇盗图，就如实反映了当时在丝绸之路上往来于中亚、西亚客商们的艰难生活和路途上的危险处境，很可能也对当时因饥荒而入山为盗贼的现象有所反映。
神龙二年（706），洛阳谷贵，盗窃甚众，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愿针对非常状况，“一切皆捕获杖杀之，积尸府门，远近震慑，无敢犯者”。[292]长庆二年（822）十二月，和州饥，乌江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293]一些人在饥荒时趁火打劫，对行旅安全造成威胁。开成五年（840）正月廿一日，来唐求法的日僧圆仁行至赤山新罗院时，众僧及押衙并村人都劝告他：“青州以来诸处，近三四年有蝗虫灾，吃劫谷稻。缘人饥贫，多有贼人，杀夺不少。又行客乞饭，无人布施。当今四人同行，计应太难。且在此院过夏，待秋谷就，出行稳便。如欲要行，且向扬、楚州界，彼方谷熟，饭食易得。若欲遂本愿，从楚州、海州直大路向北亦得。”[294]大家的好言相劝与善意提醒中，透露出由于开成年间连年灾害，旱蝗相继，百姓饥贫，很多人被逼当贼，很可能还有趁火打劫者，以致旅途的危险性大大增强，小路行走极不安全。
（三）灾民流离
吕思勉认为“人民自行迁徙者，以避乱及逃荒为多”。[295]有学者指出灾荒对唐代人口流迁不容忽视的影响。[296]对于安土重迁的百姓，走上奔波流离的路途，流离转徙异地逐食，需要承受严重的社会和心理压力，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永淳二年（683），关中旱俭，三辅之间“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以致“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297]武则天时期，“自剑南尽河、陇，山东由青、徐、曹、汴，河北举沧、瀛、赵、鄚，或困水旱，或顿兵疫，死亡流离略尽”。[298]肃宗时期，“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299]由于灾害、战乱交织，加上财政紧张，唐后期流民问题尤为严重。上元元年（760），江东新刳于兵，温州“郡旱，饥民交走，死无吊”。[300]唐代灾害严重时，百姓交走乃至走失的现象极为常见，由于人数很多，特别是到后期时，国家更是无力控制。
大历三至八年（768—773），独孤及历濠、舒二州刺史，“岁饥旱，邻郡庸亡什四以上”。[301]贞元时期，天灾人祸比较严重。陆贽曾言贞元元年（785），“天灾作沴，……今谷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百姓“迫以荒馑，愁怨无憀。有离去井疆，业于庸保；有乞丐途路，困于死亡。乡闾依然，烟火断绝”。[302]贞元时期，“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303]其中所言的“户口减耗”中流离他境的不会少。贞元八年（792）夏，“江、淮水潦，米贵加倍，人多流庸”。[304]贞元十四年（798），夏旱谷贵，人多流亡。[305]这都是灾害导致的灾民自发流亡。有的官员也不例外，原洛阳令韦沨被谗言陷害，移归州，又移颍州。“属当岁歉，食度且屈”，因而“以其孥行，侨居弘农”。[306]元和四年（809），淮楚大歉，庐江里中啬夫之妇冯媪，因“穷寡无子，为乡民贱弃”，遂“逐食于舒”。[307]元和六年（811），淮、浙水旱，“人多流亡”。[308]大和八年（834）九月，淮南、两浙、黔中水为灾，民户流亡。[309]宝历中（825—827），庐州旱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310]大中六年（852）七月，淮南旱饥，民多流亡，道路藉藉。[311]因灾流离给广大百姓带来亲人分离之痛。白居易“时难年饥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312]就反映了灾害使得亲人离散的痛苦。
在因灾流亡较为普遍的背景之下，会昌六年（846）五月，武宗敕：“刺史交代之时，非因灾沴，大郡走失七百户以上，小郡走失五百户以上者，三年不得录用，兼不得更与治民官。增加一千户以上者，超资迁改，仍令观察使审勘，诣实闻奏，如涉虚妄，本判官重加贬责。”[313]而“县令非因灾旱交割之时，失走二百户以上者，殿一选；三百户已上者，书下考，殿两选。如增加二百户以上者，减一选；五百户以上者，书上考，减两选。可减者，优与进改”。[314]说明当时因灾流亡十分普遍，因此对灾民流亡的既成事实只好默认。
唐代百姓因灾流亡，一般是投亲靠友，或就近流亡到生存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从书面上很难统计出流民的具体数字，但其数量巨大无疑。元和十五年（820）二月敕：“天下百姓，自属艰难，弃于乡井，户部版籍，虚系姓名。”[315]其中灾荒流民当包括在内。大中末年，江淮连年水旱，百姓大量逃亡，竟“十室九空”。[316]尽管各种记载所指往往仅为局部地区，或未有详细记录，但其社会影响是很深刻的。王家范指出：中国古代在中央集权制下，士、农、工、商四业随户口固定，不得随意迁徙易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而“按社会学的范畴，流民问题属于社会‘越轨’（又称‘失范’）现象的一种”。[317]他将灾变型人口流动划为古代流民四种模式之一，说明了流民问题的社会严重性。
（四）因灾而死
此外，还有许多灾民死于自然灾害，水灾、火灾自不用说，[318]因大雪冻死的贫民就不乏其人。咸亨元年（670）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余，人多冻死。[319]因雪灾严重，行人冻死者官府“赠帛给棺木”，并允许富人可收养贫人子女，以作驱使。“令雍、同、华州贫窭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不能存活者，听一切任人收养为男女，充驱使，皆不得将为奴婢。”[320]不难想象，诏书所言不得将贫人子女收养为奴婢，最后很可能为一纸空文。武周晚期，长安四年（704）九月至十一月，昼夜阴晦，大雨雪，都中人有饥冻死者，令官司开仓赈给。[321]史书对此虽着墨不多，但很显然这次雪灾十分严重，冻死者很多，所以才会有开仓赈恤之举。同样的情形又至少出现过三次：贞元元年（785）正月，大风雪，寒；丙午，又大风雪，寒，民饥，多冻死者；元和十二年（817）九月己丑，雨雪，人有冻死者；会昌三年（843）春，寒，大雪，江左尤甚，民有冻死者。[322]
唐代也有些人死于雹灾。显庆二年（657）五月，沧州大雨雹，中人有死者；[323]长安三年（703）八月，京师大雨雹，人畜有冻死者；[324]元和十二年（817）四月甲戌，渭南雨雹，中人有死者。[325]开成五年（840）六月濮州雹灾则“雨雹如拳，杀人三十六，牛马甚众。”[326]还有人死于风灾。元和八年（813）六月庚寅，大风，毁屋扬瓦，人多压死。[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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