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理冤狱，史称录囚，是虑囚的一种，[333]指皇帝或上级官吏定期或不定期直接详审囚犯，以平反冤狱或督办久系未决案件。它始于汉朝，至唐朝形成制度，明清两代发展为朝审、秋审等会官审录之制。[334]因有时在市场举行，也称虑市。如仪凤三年（678）四月，高宗以旱亲虑市，城系囚悉原宥之。[335]
唐人认为冤狱的存在是天灾示警的原因之一。贞观十七年（643）三月久旱，诏：“今州县狱讼，常有冤滞者，是以上天降鉴，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县科简刑狱，以申枉屈，务从宽宥。”[336]大和六年（832）夏旱，宦官王守澄方宠郑注，又诬构宋申锡，人皆侧目。文宗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司门员外郎李中敏借机上言：“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斩郑注而雪申锡。”[337]咸通十年（869）六月，懿宗制：“今盛夏骄阳，时雨久旷，……油云未兴，秋稼阙望，因兹愆亢，轸于诚怀。矧复暴政烦刑，强官酷吏，侵渔蠹耗，陷害孤茕，致有冤抑之人，构成灾沴之气。”[338]这是唐人冤狱致灾观念的具体表达。
由于唐代将冤狱与灾害相联系，因灾录囚、申理冤狱成为常见的弭灾举措。如：武德四年（621）三月，高祖以旱亲录囚徒，俄而澍雨。[339]开成五年（840）六月丙寅，以旱避正殿，理囚[340]。乾符元年（874）四月，以旱理囚。[341]因旱灾大赦的诏令中，也常降囚徒之罪。永徽三年（652）正月，以去秋至是月不雨，高宗避正殿，降天下死罪及流罪递减一等，徒以下咸宥之。[342]乾符三年（876）二月，以旱降死罪以下。[343]唐人认为“少阴者，金也，金为刑、为兵，刑不辜，兵不戢，则金气毁，故常为旱”。[344]唐代因灾害录囚以因旱灾虑囚的数量最多，[345]包括皇帝亲自录囚、遣使录囚和有司录囚三种类型。皇帝因旱灾录囚徒主要发生在唐前期，共16年次，包括：高祖武德四年（621）三月、[346]太宗贞观三年六月（629）、[347]高宗永徽元年（650）七月、永徽四年（653）四月、[348]乾封二年（667）正月、总章二年（669）二月、[349]总章三年（670）二月、咸亨二年（671）六月、[350]仪凤三年（678）四月、[351]中宗神龙二年（706）正月、[352]神龙三年（707）正月、景龙三年（709）六月、[353]玄宗开元二年（714）二月、开元六年（718）七月、开元七年（719）七月、天宝九载（750）五月。[354]其中，高宗因旱录囚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近一半。唐后期皇帝较少亲录录囚。
因旱遣使虑囚在唐代亦多，[355]太宗贞观十二年（638）、[356]十七年（643）三月，[357]高宗永徽四年（653）四月、乾封二年（667）七月、咸亨元年（670）七月[358]都曾因旱遣使申理冤狱。此后，史载唐帝因灾遣使虑囚大多较详，常派遣朝廷高级官员。开元二十一年（733）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陆象先、户部尚书杜暹等七人往诸道宣慰赈给，并令黜陟官吏，疏决囚徒。天宝六载（747）五至七月不雨。以旱，命宰相、台寺、府县录系囚，死罪决杖配流，徒已下特免。[359]永泰元年（765）久旱，七月，代宗遣近臣分录大理、京兆囚徒。贞元十一年（795）五月，以旱故，德宗令礼部尚书董晋巡覆百司禁囚。[360]长庆三年（823）三月，淮南、浙东西、江西、宣歙旱，遣使宣抚，理系囚，察官吏。[361]大和七年（833）七月，旱，恐有冤滞或感伤，敕“委左仆射李程及御史大夫郑覃同就尚书省，疏理诸司囚徒，务从宽降，限五日内毕闻奏。其外州府为有稍旱处，委长吏速准此处分”。壬子，又以旱命吏部尚书令狐楚、御史大夫郑覃同疏决囚徒。[362]大中元年（847）春旱，诏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系于尚书省。[363]大中八年（854）三月，敕以旱诏使疏决系囚。[364]
有司虑囚纯属分内之责，本最常见，史书书此者次数反而不多。如：元和七年（812）三月，以旱，敕诸司疏决系囚。[365]长庆二年（822）十二月，缘少雨雪，恐妨农耕，诏：“委御史台大理寺及府县长吏自录囚徒，仍速决遣，除身犯罪应支证追呼，近系者一切并令放出。须辨对者，任其责保，冀得克消沴气，延致休祥。”[366]宝历二年（826）六月，以京城灾歉，诏京兆府“各勒诸县令长疏理见禁囚徒，除首罪外，余支证并责保放出。其有法不得原、情有可恕者，府司一一条举，当为蠲免，御史台、大理寺，亦委本司长官亲自覆视，准前处分，炎炽方甚，狴牢可矜，京城及畿内诸狱，亦宜并与除放，冀得存活”。[367]文宗诏有司虑囚似较他帝为多。大和元年（827）六月，“自夏少雨”，诏差清强御史各就诸司巡勘见禁囚徒，速理闻奏。[368]大和四年（830）五月、大和八年（834）六月、开成二年（837）七月，都以旱诏命诸司疏决系囚，[369]可见当时灾害之频繁。
除旱灾外，还有因水灾录囚。贞观八年（634），山东及江、淮大水。秘书监虞世南认为：“山东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狱枉系，宜省录累囚，庶几或当天意。”[370]太宗遣使赈饥民，申请狱讼，多所原赦。有时则直接因灾减免刑罚，如：开元十六年（728），玄宗制：“今秋京城连雨隔月，恐耗其膏粒，而害于粢盛。抑朕之不明，何政之阙也。永惟久雨者，阴气凌阳冤塞不畅之所致也。持狱之吏，不有刑罚生于刻薄，轻重出于爱憎邪？……好生之德可不务乎？两京及诸州系囚应推徒已下罪，并宜释放，死罪及流各减一等。”[371]但史载唐代因水灾虑囚远少于因旱灾虑囚，因水灾遣官虑囚十多次（见图表3.2—2：唐代水灾虑囚简表），除前期几次因水灾录囚外，录囚地点以关辅为主，其次为东都。
图表3.2—2 唐代水灾虑囚简表
续 表
因唐人相信冤狱致灾，因灾录囚颇多。高祖、太宗带头，后代皇帝也纷纷效法。有学者统计，唐代共有67年74次举行因灾虑囚。其中，又以高宗录囚次数最多，达16次，其次，玄宗、文宗虑囚次数分别为16次和10次。[372]唐代因灾录囚中，绝大部分是因水、旱灾害录囚，其中，又以旱灾录囚数量最大。还有因水旱并行而虑囚的，如大和六年（832）正月，文宗“诏以水旱降系囚”。[373]除了皇帝经常亲自录囚外，唐代还时常因灾遣使虑囚。但这并非一件皆大欢喜之事，冤者原之，犯法者则应给予相应惩处，不区别情况分类细致处理案件，显然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好转。[374]其实，申理冤狱与自然灾害毫无联系，并无助于消弭灾害，两者之所以能在唐人心中产生因果关系，多由于录囚可达申理冤狱之目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政治，稳定民心。因此，自然灾害的发生，在当时成为不定期审理冤案的契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