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行节俭是常见灾后补救办法，以此改过迁善以弭天谴。德宗时政论家陆贽就主张“补过实在于增修，救患莫如于息费”，[375]主张节俭以恤百姓。唐代因灾节约包括减膳撤乐、罢役、减御马粟、禁酒、损食、放鹰犬、罢宴会、减罢诸色用度、损不急之费等方面。例如：贞观十一年（637），大雨，谷水溢，冲入洛阳宫，毁宫寺、漂人家。太宗“令尚食断肉料，进蔬食”。[376]上元三年（676）八月，青州大风，齐淄等七州大水，诏停此中尚梨园等作坊，减少府监杂匠，放还本邑，罢两京及九成宫土木工作。[377]宝应中，方营泰、建二陵，用度广，又吐蕃盗边，天下荐饥，赵憬上疏宜遵俭制。[378]贞元二年（786），以岁饥罢元会，诏“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共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379]文宗时有《贺德音状》曰：伏以圣恩，缘时稍愆旱，特发德音，诚意忧勤，每事节俭，停罢进奉，降免囚徒，厩马宫人，既从减省，私率公债，又悉蠲除，戒长吏之贪求，禁远人之驱掠，大革时弊。[380]由此来看，灾害在唐代也不失为是一个改革时弊的良机。
灾后最常见的举措是减膳、撤乐。皇帝锦衣玉食，史言其日常膳食，“一饭之资，亦中人百家之产”，[381]确实奢侈靡费。开成三年（838）十一月，因“妖星见”下诏，提到“至于彻乐减膳，抑亦旧章，便当内自指挥，不复更形纶翰”，[382]证明减膳撤乐已成为唐代遭逢灾异的例行公事，不必形诸文书。两者与罢役、避正殿常共同施行。贞观十二年、十三年（638—639），以久旱不雨，减膳罢役，加以赈恤。[383]贞观十七年（643）六月，大旱，避正殿，减常膳。[384]永徽四年（653）四月、上元二年（675）四月，以旱，避正殿，减膳，同时减殿中、太仆马粟或撤乐等。[385]开元二年（714）正月、二月、七年（719）闰七月，以关内旱，避正殿，减膳，彻乐。[386]大历七年（772）五月，以旱大赦，减膳，彻乐。[387]文宗时，因水旱蝗灾连年不断，颇知“恶俗侈靡”，[388]崇尚节俭。大和七年（833）闰七月，以旱避正殿，减膳，彻乐。[389]开成二年（837）三月，诏“诸州遭水旱处，并蠲租税。中外修造并停。五坊鹰隼悉解放。朕今素服避殿，彻乐减膳”。[390]大中元年（847）二月，以旱避正殿，减膳，理京师囚，罢太常孝坊习乐，损百官食，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停飞龙马粟。[391]
由于酿酒耗费粮食较多，唐朝廷在饥荒年岁不时发布禁酒令。例如：武德二年（619），以谷贵，禁关内屠酤。[392]咸亨元年（670），水旱蝗疫并行，大饥，八月，以谷贵禁酒。[393]乾元元年（758）三月，岁饥，京师酒贵，肃宗以禀食方屈，禁京城酤酒。[394]次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贞元二年（786），复禁京城、畿县酒。大和八年（834），罢京师榷酤。[395]
灾害简省礼仪已见前述，唐朝廷还常因灾害罢宴会一类不急之务。贞元二年（786）正月，德宗“以岁饥罢元会”。[396]贞元十五年（799）二月，以年凶，罢中和节宴会。以岁饥，罢三月群臣宴赏。[397]会昌六年（846）二月，以旱，停上巳曲江赐宴。[398]
出于节俭的需要，一些冗官也会被罢免。开元二年（714）五月，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胡注：罢之，以其冗滥，且靡俸廪也），且“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399]而出宫人虽然出于调节和平衡阴阳的观念，但也有节约之效，后文将详述。除了朝廷在灾年厉行节俭，有的地方官员也能带头节俭。大和四年（830），河东节度柳公绰“遭岁恶，撙节用度，辍宴饮，衣食与士卒钧”。[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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