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施药治病
大灾之后往往有大疫。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医学亦取得了突出成就。出于救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考虑，唐政府大力提倡医疗治病，并推广医疗知识。大灾疫时，唐朝廷命令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实施政府的救灾职能。但政府对灾疫的救济毕竟是僧多粥少，实施面不广，且手续烦琐，其时效性未免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唐人主要采用修福和祈祷的方式禳除疾病。而唐代僧徒将医疗作为吸引信徒、显示佛法威力的主要手段，在救治疾病、灾疫方面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医疗救世是域外高僧普遍运用的弘教方法，唐代医僧将天竺医方明同传统医学结合以治病救人，是唐代释界重要的弘教与修行功德。唐代百姓多信仰佛教咒语，认为持咒、念经、写经是医治疾病的有效方法。唐人相信经书是治病的良药，可以驱鬼免灾。中古时期佛教医药学同巫术禁咒有不解之缘，因此被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10]但透过佛教神圣的外衣和史传作者的圣化，我们不难发现唐朝佛教的医疗济世功能，他们沿袭了前代释门治病救人、自利利人的传统。
许多佛教经典宣传诵念经咒能够治病，如《大悲咒》宣扬能“最早说速得成佛”，并声称有驱鬼避邪、医治疾病、脱灾免难等好处。据统计，仅《大悲咒》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就列出了20余种药方，能医治包括眼病、耳病、鼻病、咳嗽、食肉中毒、蛔虫、蛊毒、肛门痒、赤痢、大小便不通、心病、偏风、疟疾、丁疮、肿瘀、汤火伤、蛇蝎蜇伤、妇产病、小儿病等诸多疾病。[11]另外，在敦煌地区流行的佛教咒语中，也有针对疟疾、消肿、治蛊方面的内容。[12]从中可知一些僧人拥有较丰富的医学知识和高超的医治手段，虽然这有时仅是一种手段，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但仍显示出僧人在医疗救世方面的努力。青龙寺释法朗诵《观音明咒》，“理病多瘳”。[13]绛州释僧彻尝出行，于山间土穴中，有一疮痍臭秽的癞病人从其乞食。僧彻“愍之，呼出与归，于精舍旁为造土穴，给衣食，教令诵《法华经》。”至“诵一部毕，须眉平复，肥体如常”。[14]于潜人董吉“恒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诵经，所救多愈。[15]唐代潞州铜鍉县杜思讷，因持念《金刚经》，疾病得愈。[16]《报应录》中念经治病的故事也很多。如果说念诵佛经能治病，许多人都会怀疑，在医疗落后地区附之以饮食治疗，使病人痊愈，可能会帮助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但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弘教手段，这也反映出一些高僧医疗水平相当高明。
僧人的高明医术为患疾百姓带来了福音。梁州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敕勒之术，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17]可以想见，灾疫时请求智圆救治的患者会更多。长安僧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18]唐末雅州开元寺僧智广，医术通神，“凡百病者造之，则以片竹为杖，指其痛端，或一扑之，无不立愈。至有癵者则起，跛者则奔”，其他小疾更不足言。“病者填噎其门，日收所施二十万至三十万钱”。“其后益加神验，或遇病者，一掴一叱皆起。或令烧纸缗，掇散饮食。或遇甚痛恼者，捩纸蘸水，贴之亦差”。[19]民间救治还有富有传奇色彩的异域高僧。开元八年（720）五月，京师“人多疫病”。来自疏勒国的医王韦老师“施药以救，无不瘥”，玄宗称其为“药王菩萨”。[20]由于其医术高明，还留下了关于他行迹的神秘传说，云其尧舜殷汤周秦汉唐，凡七度化身来救贫病。高僧们的高超医术治愈了很多百姓，若有灾疫，他们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
佛教寺院的圣水疗疾之方不得不提。初唐以禅业见称的密州僧慧融，“山居服食，咒水治病”。[21]又，汾隰西河人有疾，释代病“给予净水，饮之必瘳”。[22]大中时期，越州释神智持《大悲心咒》，“恒咒水杯以救百疾，饮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给无算”，[23]外号大悲和尚。懿宗时，彭州茶陇山安国寺僧知玄，膝生“人面疮，眉目口齿俱备，每以饮食餧之，则开口吞啖，与人无异”。[24]后用山泉水治愈。这说明唐人对山泉水含有杀菌成分、富有药效已有一定认识。[25]值得一提的是，唐末江都开元寺僧惠镜于淮南和州吴江县发现含有矿物质泉水的医疗功能，朝廷敕赐汤泉院70余间。他亲力亲为，“手刬荆棘，躬舍瓦砾”，“挥锸运斤，为土为水”。温泉洗浴效果显著，“澡身而渐失疮痍，饮腹而都忘热恼”，“男女淄素，道路累累，呻吟而来，笑语而去。……前后蠲除疾疹二万其徒”。[26]据陈寅恪考证，温汤沐浴是中亚胡俗之一种，具有疗疾之效，[27]因此能造福于人，并非无稽之谈。
关于圣水治病，一些记载富有传奇色彩。高宗龙朔初，僧伽曾以澡罐水治愈驸马都尉武攸暨之疾。[28]后被中宗尊为国师，据传“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病疾皆愈”。[29]苏州灵岩山寺有灵岩和尚画像，远近或“焚香礼叹”，或“祈福禳灾”。先天二年（713），陆鲁公之子疾，灵岩显灵，索水器含水喷之，“即时病间”。[30]这些富有神话色彩的文字，说明当时存在以药水治病之法，且富有神效。有时圣水疗疾也成为一些利欲熏心之徒骗取钱财的手段。宝历二年（826），“亳州浮屠诡言水可愈疾，号曰‘圣水’，转相流闻，南方之人，率十户僦一人使往汲。……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转鬻于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数十百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亳州圣水状》[31]奏论其妖，汴宋观察使令狐楚亦言于上，宰相裴度判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命观察使令狐楚所在禁塞。[32]亳州僧人欺民惑众，很多人受骗上当，以致江淮已南，远来河南奔凑求水。圣水疗疾并非无稽之谈，只是民众的崇佛心理被一些狡猾僧徒利用来生财取利了。
除了僧人外出救治病人，病人还可在寺院悲田养病坊养病和疗疾，这是唐代新设置的慈善机构，脱胎于佛寺的悲田养病院，其历史雏形可远溯至南北朝时的孤独院和养济院。[33]所谓“悲田”，是佛教“三福田”之一，提倡救助贫弱病苦之人。佛教悲田是由僧尼职掌、朝廷管理，用于恤贫宽疾的慈善事业。唐朝廷重视“矜孤恤穷，敬老养病”，武则天长安年间之前，至少在两京地区的佛寺已普遍设置养病坊。由于其影响扩大，长安年间朝廷特置悲田使以监督寺院病坊。[34]因此，寺院具有社会救济功能，病患者为其基本服务对象之一。武周时期的洪昉禅师就曾在陕州城中，选空旷地建龙光病坊，常养病者达数百人。[35]《玉堂闲话》中所记的一则故事则从侧面说明了扬州福田院收养与医治患者的情况：
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临刑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置患者于密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36]
总而言之，因为佛教徒以治病活人为自己的使命和修行方式的一种，讲究利人利己。这样，僧徒的医疗特长在社会遭遇疾疫时，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疾疫经常是伴随着大的自然灾害而发生的，在社会上瘟疫流行的时候，往往是大的自然灾害过后，佛教徒治病救人的功效更为明显。[40]
（二）施粮救饥
自然灾害和粮荒一直威胁着唐帝国的生存与发展，唐前期皇帝多次带领百官到洛阳就食，后期甚至倚赖江南财赋而生存。前已述及，虽然唐朝廷常以义仓、常平仓等仓储赈贷饥民，但赈贷必须经过县、州、府逐级申报尚书省，其烦琐手续及部分官吏的渎职行为，导致了赈贷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施舍粮食作为佛教寺院的一项功德，起到了救急作用。
济贫布施主要来源于朝廷资给予信徒布施。李德裕《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提及“至（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以给之”，[41]清楚地说明了朝廷对悲田坊的资助。僧人布施救饥穷颇多，寺院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饥人和过路人饭食。玄宗时，剑南道汉州开照寺僧鉴源讲《华严经》，号为胜集，日供千人粥食，其仓箪中米粟才数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涉秋，未尝告匮。[42]其中自然不乏贫人来寺就食。五台山都检校守僧长释智頵“于世资财，少欲知足，粝食充腹，粗衣御寒，余有寸帛，未尝不济诸贫病”。元和中，遇岁饥馑，寺宇萧条，华严寺“巡游者颇众，供施稀疏”。至释智頵主讲《华严经疏》，大众云集，日供千僧，食无告乏。[43]开成五年（840）七月二日，五台山中设斋，不论僧俗男女大小尊卑贫富，皆平等供养。凡俗男女乞丐寒穷者尽来受供。[44]僧人常以布施所得救济饥民。释代病凡属荐饥必募粮设食，于赵州救荒歉，作施食道场，前后八会。[45]天台山国清寺释清观，或施财宝，皆回入常住，罄无私畜。且贵人所施，皆充别施。开元间，五台山清凉寺设“粥院”，供游方僧兼济贫民。[46]这并非特例。开成五年四月廿四日，“（两岭普通）院中曾未有粥饭，缘近年虫灾，今无粮食”。[47]说明寺院常岁常备供作施舍的粥饭，只是当时长期蝗害，造成了无粮可施的非常状态。大中七年（853），江表荐饥，殍踣相望，释清观逐并粮食施之。[48]这种施舍能速见成效，体现了佛教的无量功德。安史之乱初期大饥，至德元载（756），内侍高力士奏在成都城南市，僧英干“于广衢施粥，以救贫馁”。[49]又，唐末宰相韦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50]
僧徒施舍饥民和贫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佛教盛行于唐代，其时寺院广布，[51]信徒群体十分庞大，成为社会上一股相对独立的势力，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独立的经济来源。[52]开元五年（717），宋璟曾奏：“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53]这说明悲田养病坊是佛教寺院主持的一个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由国家置使专知。武宗时，大力灭佛，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54]即使在武宗灭佛的特殊时期，寺院仍由官府负责主管，所谓灭佛仅限制了僧众及寺院的数量，施粮舍粥以救济饥民始终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慈善事业。另外，道教徒亦有救饥之举，如肃宗上元岁，安史乱后“五谷不登，天降凶灾，人受冻馁”，检校两县威仪兼永仙观主田尊师出食救济饥人，“凡所蒙活，数逾千计”。[55]
（三）抢险与兴凿水利
在水灾毁屋溺人的关键时刻，有的僧人还带领村民勇敢地进行抗洪抢险的斗争。贞元季年（805）夏大水，“熊、武五溪斗决于沅，突旧防，毁民家”。有僧愀然焉誓于路曰：“浮图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于溺，我当为魁。”他带着“狎川勇游”的“里中儿愿从三四辈”，“乘坚舟，挟善器。……大凡室处之类，穴居之汇，在牧之群，在豢之驯，上罗黔首，下逮毛物，拔乎洪澜，置诸生地者，数十百焉”。[56]史载，此年“朗州武陵龙阳二县，江水暴涨，漂万余家”。[57]这次洪水来势是非常凶猛的，这个不知名的僧人带着人抢救出几十人和牲畜，这种精神如其所言是最大的慈悲为怀。
唐代僧人还参与到兴修水利中来。《五灯会元》载僧人修河堰曰：“因作清凉河堰，僧问：‘忽遇洪水滔天，还堰得也无？’师曰：‘上拄天，下拄地。’”[58]白居易《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对唐僧道迈开凿水利利民进行了高度赞美，其序曰：“东都龙门潭之南，有八节潭、九峭石，船筏过此，例反破伤。舟人楫师，推挽束缚，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会昌四年，有辈智僧道迈，适同发心，经营开凿，贫者出力，仁者施财。呜呼！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穷之苦，忽乎一旦尽除去之。……因作二诗，刻题石上。以其地属寺，事因僧，故多引僧言见志。”诗云：“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石剑棱摧。竹篙桂楫飞如箭，百筏千艘鱼贯来。振锡导师凭众力，挥金退傅施家财。他时相逐四方去，莫虑尘沙路不开。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59]
由于资料及事实所限，僧人参与救灾的材料比较零散，参与较多的救治疾病也被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发现：佛教讲究慈悲为怀、济世救民，在唐代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在治病、救饥及兴修水利及抢险救人等救灾济民行动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显示了自己生存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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