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田野调查

这是我第一次做民族志田野调查，因此在这次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所应用的方法，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从最初的兴奋、好奇到田野过程中的成就感、挫折感、焦虑、矛盾、无聊到对离开的期盼心情（这让我有些许叛离感），都在我的日记中得到了宣泄。

人类学知识告诉我，田野调查不仅是收集资料的活动，而且是对资料进行整理和思维加工，从中概括出理性认识的过程。田野调查主要是运用归纳法，从观察开始，然后得出暂时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又指导研究者进一步观察所获取的新资料，再得出新的结论或完善原有的结论。

这样，在田野调查初期，我的重点工作是观察、了解这个村寨的社区结构。首先，是绘制村寨地图。房东的一个念初中的侄子成了我的向导。他带我参观全寨每户的家庭住宅，告诉我这家户主的名字（当然他更多的是告诉我这家孩子的名字，回去后我再请房东告诉我户主的名字）；有特殊作用的建筑：学校、小商店；特殊的地点：水井、公路、水田和旱地；属于本寨的小山（当地叫“坡”，去田地里干活叫做“上坡”）；墓地（分得很散）。接下来，进行全村寨的人口普查工作，对全寨65户人家逐户完成了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家谱与族谱记录，并且以较严谨的方式收集基本亲属称谓。通过逐户对这些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使我能够较快地融入这个社区，并与大部分家庭建立人际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我认识了寨子里的人，也让他们认识了我，以后在别的场合见到我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调查工作的第二个重心是“双喜婚”。我非常幸运地参与观察了一场“双喜”婚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做田野调查的七八月份正是农忙时节，很少有人在这段时间举行婚礼，举办婚礼的高峰期在秋收以后。另外，当地较为流行把婚礼过程请摄影师录制下来，做成光盘，以作纪念（介绍我去这个村寨的人正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摄影师）。我完整地看了四户人家的婚礼光盘，并征得一家户主同意把他家的光盘复制了一份。这份复制的光盘，我在房东家放过几次，其中有些细节请房东帮我解释、翻译。仅其中的苗歌部分，我和房东整整忙了三天。还有，就是对多种类型的人们进行详细访谈。对象包括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他们对“双喜婚”有何看法；已小婚（“双喜婚”的一个过程）但没办“双喜婚”的新婚夫妇（房东的女儿就是典型的小婚，孩子有十个月大了，还没有办“双喜婚”，我详细访问了她与丈夫相识、相恋、小婚一直到现在的情况）对“双喜婚”的看法；访谈已举行过“双喜婚”的夫妇，及四五十岁左右的夫妇，他们举办“双喜婚”时的细节；最后还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能回忆起“双喜婚”大概从何时在寨子里兴起。

在完成前述两项研究主题的过程中，我其实就在参与当地人的生活。与他们一起生活、欢笑、劳作（我做的都是较轻的活：偶尔挑水、编烟、赶场、喝酒等）。虽然寨子里的人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我对他们的一切都感兴趣，但他们已经知道我是一个爱凑热闹的人，婚礼、葬礼、修新房、小孩的命名见我凑过去，还会上烟、倒酒，不会把我赶走。住在村寨的两个月中，我对鞭炮声特别敏感，因为我知道这意味着又一次观察的机会来了。对于村寨所属的区域及地区历史的了解，我除了尽量收集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外，也去镇政府、县政府打些交道。由于我所居住村寨村支书的热心关照，我与镇政府的一些交往较为顺利，也可以直接去相关的办公室查阅档案记录，此外，我还走访了临近的村寨。

就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而言，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以下两点：第一，由于我的调查时间很短（两个月），并没有完整地观察到当地生活的至少一年的完整周期，这肯定对我想要理解当地完整的社区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这就导致了致命的第二点，怎样深入理解当地的这种“双喜婚”对社区生活的意义。由于时间的局限，更重要的是个人学术积累的浅薄，注定我在这篇论文中的分析是探讨性而非结论性的。这也是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面临的艰巨挑战。但我想，作为一个学习的环节，作为学术积累的一种方式，探讨性的分析也有它自身的价值。

除了田野调查之外，在本次研究过程中还常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文献研究法。所谓文献研究，就是利用现存的第二手资料，侧重从历史资料中发掘事实和证据。文献研究的特点是它不直接与研究对象接触，不会产生由于这种接触对研究对象的“干扰”，因而不会造成资料的“失真”。因此它也称为间接研究或非接触性研究。文献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1．统计资料分析；2．内容分析；3．历史—比较分析。而在本篇论文中，主要应用的是历史—比较分析，这是由于在导论部分提及的本次调查有一定的文献基础。

【注释】

[1]凤凰县民族志编写组编：《凤凰县民族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4页。

[2]姚金泉：《婚俗中的人伦》，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3页。

[3]这类著作很多，如：［美］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和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美］S．南达：《文化人类学》，刘燕鸣等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

[5]参见刘锋：《论婚姻理论歧异性之由来》，载《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5月，第63页。

[6]［清］沅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婚义第四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80页。

[7]陈立、吴则虞：《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

[8]许慎：《说文解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9]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84页。

[10]［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11]［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俞宣孟、谢维扬、白信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12]［美］S．南达：《文化人类学》，刘燕鸣等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

[13]张雪慧：《拉德克利夫的结构功能》，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55～56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15]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16]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17]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1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1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2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