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一词最早是从葛兰西(A．Gramsci)的名著《狱中札记》中的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而来，意指欧洲社会那些从属的、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社会群体，葛兰西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底层阶级认可的过程中得到的[1]。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底层”远不止于阶级的意义，它有了更深的内涵，也容纳了更多的边缘群体。在中国，底层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底层研究处于零散化的状态，缺乏系统性，单从概念上来讲，“底层”本身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词汇，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与底层有关的概念比较多，被压迫阶级、底层阶级、群众、弱势群体、劣势群体、特殊困难群体、他者等等，虽然所指各有不同，但有一部分是重合的，那就是农民、农民工及其他下层劳动者等[2]。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底层群体”实际上只是客观描述那些社会地位处于分层底端的群体，但其所体现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却是非常丰富而复杂的。
“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1982年，古哈(Ranajit Gu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哈蒂曼(David Hardiman)、阿诺德(David Arnold)等6位研究南亚历史的历史学家站在批判精英主义、强调底层“自主”意识的历史观上提出了“底层研究”这一研究命题。他们致力于探索一套通过对文本进行批判分析、考察底层政治的研究方法[3]。近年来，底层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被不同地区的学者所接受，其基本研究取向就是放弃了精英、民族资产阶级的视角，试图去听见那些被忽视的人的声音，如农民、工人、特殊困难群体和散落无组织化的人群。作为一种重构历史与现实的全新价值取向，他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呈现和解释历史。
通过对以往相关底层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西方学术界对底层社会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取向[4]:
1．以一种激进史学样态而呈现的底层社会研究取向。“底层学派”是底层研究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底层学派”反对“底层无政治”，指出底层群体不必非得进入精英的政治场域才能变成“政治阶级”，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就可以进行有政治意义的抵抗。底层研究学者们希望通过对上层精英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底层自主性的凸显来重塑底层历史，实现对西方学术话语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因此，底层研究确立了一种批判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底层意识立场。古哈认为，在整个印度殖民时期，人民政治是与精英政治并行的领域，人民政治的主角不是社会统治集团或殖民政府，而是由城乡广大的劳动者和中间阶层所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人民政治具有“庶民性”、“底层性”与一定的“自主性”。因此，印度的底层研究对底层民众是否具有自主性的追问实际上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即底层是否具有“政治性”。
2．以关注微观行动逻辑为主要特色的底层社会研究取向。斯科特的抗争性政治与反抗性策略研究是同“底层学派”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底层社会研究理论。斯科特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强加给被统治阶级行为的同时也强加给他们的意识。斯科特关注的是第三世界的底层群体——农民的微观行动逻辑。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一书中，他所观察到的马来西亚农民为了回避风险，更多地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诽谤等等，也就是所谓的“弱者的武器”，这是个体式的自助形式[5]。在其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论证了“安全第一”是农民最基本的生存伦理原则。“农民追求的并非是收入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这一原则不仅是农民经济的特定产物，而且具有规范的或者道德的意义”[6]。正是农民的生存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这些所谓的道义经济理念，受到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发展催生的租佃税收制度的冲击和侵害，才发生了农民的反叛和起义。所以，当被内化为农民奉行恪守的规范和生存指向受到冲击时，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秩序。
3．以聚焦底层群体的实证研究为特色的底层社会研究取向。在美国，对于底层研究主要分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视角，保守主义者多从道德改良的角度来寻找产生底层阶级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认为贫穷是代际遗传的产物;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底层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更多地从宏观角度，如社会环境与制度上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威尔逊反对“制度性底层”的观点，他认为底层社会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威尔逊所指称的“底层”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断裂的内涵，即聚居区底层与主流就业体系的断裂及其与主流社会行为模式和规范的断裂等。威尔逊在大量实证调查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经济组织的结构性转型和社会组织的结构性转型这两个变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威尔逊界定了“生活机会结构”的概念。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对韦伯所提出的“生活机会”概念的延续与发展。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是为个人行为提供或不提供发展机遇的系统。不过，威尔逊意在通过实证研究剖析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分析对聚居区底层群体生活机会结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解释社会断裂凸显的问题[7]。此外，在美国学者看来，印度底层研究学派把“底层”概念视为无差别的整体概念，无视底层内部各群体的差异性。斯皮瓦克在《底层能否发声?》一文中对印度底层学派强调底层之政治性与独立性提出了质疑，而“如何从底层的碎片化的历史痕迹中构建底层的整体性形象”的发问，更是“逼迫”着以古哈为核心的底层研究学派对自身研究理路进行省思与推进[8]。杜赞奇则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来复原那些被遮蔽的、被压迫的历史，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去发现人们的生活等更多的内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市场化、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在日趋明朗。在社会转型与结构分化过程中，资源重新分配和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城市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中国底层社会的问题也逐渐受到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底层研究”在199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后，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现正在实现向关注现实问题的“底层视角”转化，并逐步成为城市社会学家研究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视角和领域。正如著名学者于建嵘所说:“底层社会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底层社会有自己的政治逻辑，国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底层社会”[9]。
在近些年发生在城市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分配不均、社会政策不公等往往是主要的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当前，我国城市底层社会正面临着结构性壁垒、社会排斥与不断边缘化的处境。而大面积底层社会的长期刚性存在是任何倡导和谐发展的社会都不能容忍的。面对城市底层业已形成的事实，需要我们运用公共治理的策略积极地采取措施“消减”底层的蔓延。消减底层不仅是在数量上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在基本权利上的公正、公平;底层的本质不在于社会分层居底，而在于权利保障的不均衡，或者是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我们认为，底层的生产与再生产虽然受到“底层文化生产”的影响，但当前底层社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中层制度的缺陷或空白。底层话语的消音、底层权利的缺失与剥夺是阻碍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限制因素。我们希望社会能更关注城市底层，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关注他们的权利表达，揭露在城市化华丽帷幕下那鲜为人知的城市底层生活，并呼吁建立起面向底层社会开放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通畅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通道，不断完善体制内解决渠道与公共治理方式，降低体制外社会运动与抗争风险。通过加大社会政策扶持和有效的公共治理来调整相关领域的结构，挖掘个人潜能，为底层社会群体增能，从而实现有效的城市公共治理。这些都是本书的编写目的。
当前，中国学界对底层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两种取向上来展开的[10]:一种是以社会分化与分层为主要着眼点来考察底层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例如，李强认为，当代社会是各社会利益群体处于不断分化的社会，底层群体主要是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社会人群，是无论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处于最低下位置的阶层，主要由三部分人群构成:贫困地区的农民、下岗工人中生活极端贫困者以及大批流入城市居无定所的农民工[11]。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在职业类别的基础上，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占有程度，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他认为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上述三种资源，其来源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按照这个标准这样，中国有百分之七十八以上的人口都将被划为底层[12]。而孙立平则指出底层社会日益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底层呈现出断裂的结构性特征。从整个中国社会结构上来看，还出现了一种“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13]。可见，底层研究的这种取向更多关注的是“分层”而非“底层”。社会分层理论只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群体的结构性地位作出了宏观的描述，提供了社会各阶层划分的标准。严格地说，社会分层理论中普遍使用的“底层”概念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概念。
另一种研究取向则是运用国外底层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来建构本土化的底层社会经验研究。此种研究取向主要是沿袭国外学者对底层社会研究的两个取向，即以斯科特为代表的研究第三世界对抗性政治与印度的底层庶民研究学派。这两个研究取向对中国本土底层社会研究给予了理论支持，是中国底层社会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国特有的国情使得底层社会研究与斯科特研究的南亚农业人口有一定的相似度，故而斯科特通过研究底层(即农民群体)所提出的“生存伦理”、“弱者的武器”、“隐藏的文本”等概念分析工具，对中国大都市底层社会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借鉴与指导意义。因为抗争性政治的分析框架，突出了历史和国家的重要性，其研究对包括诸如宗教、情感、时间、空间以及领袖等主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以多元公共治理的视野来对待底层群体的制度化或反制度化行为。它是相对于传统精英政治的一种新解读方式，即以底层社会眼光看待底层民众的行为[14]。
印度的庶民研究学派是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底层研究的学者们希望通过对上层精英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底层自主性的凸显来重塑底层历史，试图对西方学术话语进行本土化改造。庶民研究确立了一种批判精英主义、强调“自主”的底层意识立场。古哈认为，在整个殖民时期，人民政治是与精英政治并行的领域，人民政治的主角不是社会统治集团或殖民政府，而是由城乡广大的劳动者和中间阶层所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人民政治具有“庶民性”、“底层性”与一定的“自主性”。印度长期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其底层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而印度的庶民研究对底层民众是否具有自主性的追问实际上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即底层是否具有“政治性”。与印度底层研究者重塑底层历史、批判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不同的是，中国的底层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关涉到社会公正与稳定的现实难题。与印度底层在历史叙述中的话语缺失相似的是，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中，底层同样无法挣脱被表述的命运，如何开放底层话语空间，倾听底层声音，将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学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性资源，是中国底层研究所需考察的重点，当然这也是印度底层研究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底层社会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他者”，其内部的行为规范、价值规范、行为模式相对于主流社会群体被不断边缘化，其对象大体包括:无业游民、劳动力移民、一线工人、农民工、低收入的老人、残疾人、乞丐、同性恋等。研究城市中的这一底层群体的迫切性在于:城市常常为精英群体所掌控，底层群体由于其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可能“被失声”，甚至找不到诉说困难、表达怨恨的渠道而始终处于利益被侵害状态。而整体性社会结构中底层的“凹陷”可能成为阻滞社会良性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大障碍。因此，着眼于大都市底层社会的政治实践、生存策略和关系结构，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将有助于揭示和再现城市社会建设的深层动力和被遮蔽的社会事实，有助于理解和解释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底层研究”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发现了一种新的研究对象，而且在于倡导了一种新的社会研究价值取向。在研究的理论方法上，它主张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或者说新的研究策略来分析社会现象。这种研究策略的特点，目的在于抵制“精英主义历史观”(elitist historiography)，或者解构精英主义的研究法和理论[15]。“底层研究”主张社会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而是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这就要求研究者摆脱精英主义价值观的束缚，树立全新的底层意识[16]。就底层研究的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定量研究方法。而对于底层群体的抗争、日常生活经验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如口述史、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
这本书主要考察了处于中国城市中的底层群体，注重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的阐释与呈现，并且努力将这种资源转变为学术知识，尤其关注大都市中现存的社会结构压迫、支配和不平等问题，试图揭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现象和原因。编写这本书时，我们主要是考察处在中国城市中的两类底层群体:一类是“城市新移民”群体;另一类是城市的原住民群体。这两类底层群体的成因与表现都是不同的。因此，本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城市新移民中的底层群体研究;第二部分为城市原住民中的底层群体研究。我们希望对城市中的底层群体的生活样态、社会关系、权利状况进行描述与分析，勾勒出他们日常生活的大体图景，并试图将它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一章介绍了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指出农民工群体已不再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外来人口”与“流动人口”，而是成为了城市中的“新移民”，并给出了劳动力新移民概念，即主要是指通过非正式渠道来实现自我的劳动力区域转移，并在城市中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但已经获得相对稳定工作和固定住所且主观上具有长期定居于所在城市的新群体。这一章并不是对我国劳动力移民现象做整体性分析，而只是就劳动力新移民的动因进行多元分析。该章以城市劳动力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并从宏观的历史和制度设置层面、中观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层面与微观的人力资本层面对这一动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群体崛起的重大意义。
第二章主要阐述了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反移民化”倾向。作者通过以个案深入访谈为主，结合定量研究数据的研究方法，发现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与移民化适应模式不相同的适应模式，即并不是与迁入地社会接触、融入的加深，进而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越来越像当地人的同化过程，而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非同化”的、“和而不同”的、“异质共存”的适应模式。这种反移民化倾向表现在:劳动力新移民与迁入地当地社会的互动表层化，甚至封闭;与迁入地同质移民群体的互动内卷化，并成为主体;移民群体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内置了移民各层次的需求等方面。随后，作者分析了产生反移民化社会适应模式的原因。在迁移者人力资本偏低的背景下，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和作为社会结构的政策设置、产业格局相互契合、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
第三章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视角，通过对进城农民社会融入过程的考察，从关系性社会资本和制度性社会资本两个方面探讨社会资本在外来人口进入和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为外来农民的市民化研究提供新的个案，进而试图揭示进城农民社会资本的特色和生成机制。作者指出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经历从进入、适应、融入到最后和城市居民完全融合这样几个阶段。这期间，市民化过程要受到外来人口的人力资本、经济因素、人际网络、家庭关系、组织关系以及城市中各种物质和文化因素的制约。而在这些因素中，除了城市方面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环境，基本都和社会资本有一定的联系。该章最后分析了进城农民社会资本的“中国特色”以及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提出了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的建构策略。
第四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有着特殊身份的女性劳动力移民群体的城市适应过程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从女性日常的经验出发，尊重当事者的经验和主体性，即站在这些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立场上，了解她们的生活，把握她们的思想脉络。该章首先探讨了女性劳动力移民的个人经历和迁移动机，接着根据作者对社会适应过程的界定，将女性劳动力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中的特定生活情景操作化为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一定的场域，即选取家庭与社区关系、城市职业与经济成就、文化异同三个方面结合具体的个案来分析女性劳动力移民在三个层面的城市适应过程的特性，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女性劳动力移民独特的社会适应过程，并概括出女性劳动力移民城市适应过程的三个特点。
第五章是对农民工群体消费结构的研究，作者源于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选择了以家庭流动方式来上海务工经商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消费结构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法、结构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等研究方法，运用消费社会学相关理论对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二元性问题，并论述了新生代来沪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表现与特征，指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生存型消费仍占消费的主导地位，但他们的消费观念已呈现出现代城市消费观念的特征。后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家庭消费结构二元性的原因，与这种二元性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促进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却制约了农民工自身的城市化进程。
第六章是对上海进城农民子女的社会适应进行了研究，采取的是典型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作者把农民子女的社会适应操作化为生活环境的适应、学校环境的适应以及社会环境的适应三个方面。该章先是对调查对象的家庭及自身状况做了整体性的介绍。然后再分别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描述，并从整体上测量他们社会适应的进度。最后，作者指出，要提高进城农民子女的城市适应性，既要靠他们自身的努力，更要靠整个社会为他们创造条件。
第七章研究了城市自雇用群体对其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选择行为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该章主要从以下几个问题为重点来展开论述，即自雇佣群体对子女这一阶段的教育机会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有何共同特征、与其他社会群体会有何不同、他们的选择是否遵从共同的逻辑、所作选择是哪些社会结构力量和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该章以浙江绍兴城镇的自雇佣群体为调查对象，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以舒尔茨等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场域—惯习”理论为基本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对该群体的选择行为作深入的解读。
第八章关注的问题包括动迁矛盾的症结是什么?动迁矛盾为什么难以化解?动迁矛盾上访人为什么选择越级进京上访或非法上访?动迁居民的上访行为持续的动机和动力何在?该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动迁矛盾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动迁矛盾是政治信任缺失所导致的一种结果。文章通过对上海市P区动迁矛盾的分析发现:长久以来动迁矛盾持续不断，并出现了转化和升级，有些矛盾化解之后又重新反弹，动迁矛盾变得很难甚至无法化解，基本上成了“死结”;政治信任被视为动迁矛盾的解释框架，政治信任的缺失状况导致了动迁矛盾的突显和僵持;动迁居民利益表达行为的常态化和维权抗争行动的激进化也与政治信任有密切的关联。
第九章探讨的是在社会变迁城市化背景下，由于征地事件而引发的上海市郊村落共同体的变迁过程。该章以中国城市化进程为背景，以上海市郊村镇在征地前后的社区结构变化为线索，探讨社区结构变迁的特点和机制以及社区变迁与宏观社会变迁的联系，同时对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做出一定的思考，并运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孙立平的“事件—过程”分析策略做出一定的分析，同时对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想法。这不仅对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农村体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第十章的研究选取对象，主要是我国自1964年开始的一场重大工业经济战略转移所造就的近17年的大移民——“三线”建设移民。该章选取陕西省汉中市部分回沪“三线”职工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访谈与观察，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分析，来研究这部分群体对自身群体身份的认同和建构。文章着眼于在记忆与现实的双重型塑下，他们如何看待过去和历史，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通过关注个体的自我认同与群体的社会定义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从“三线”职工的讲述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求建构其身份认同的路径。文章认为，回沪“三线人”通过在不同历史情境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中，寻求参与身份构建的合理途径和对于自身身份的有效解释，从而成为构建起“三线人”这一集体身份的重要主体，形成了其特有的身份认同。
第十一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社区青少年群体的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分析总结该群体文化消费的状况、特点，并深入考察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其是否以及如何通过文化消费来增加文化资本的拥有量，以此来获得在社会场域中的有利位置。并且就这一群体文化消费的社会脉络进行分析，剖析其在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下，如何创制本群体的文化消费行为，界定自身的社会存在地位。该研究采用抽样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法相结合进行，以布迪厄的“资本—场域—惯习”分析框架为主要研究视角。同时亦从消费认同和亚文化角度分别探讨社区青少年文化消费实践的意义和亚文化对该群体文化消费行为的影响。
总之，本书各章独立成篇，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关注和分析当代中国城市的底层群体。对底层群体行动逻辑的观测与剖析不仅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前提，也是提炼中国市场化改革经验的重要基点。本书各章的研究通过对在城市化华丽帷幕下那些鲜为人知的城市底层生活的“深度在场”的民族志研究，结合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等相关理论，旨在从实践层面寻求城市社会的治理之道，即从调整相关的社会政策以及公共治理结构等入手，建立面对底层社会的社会流动机制、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通道，不断完善体制内解决渠道与公共治理方式，降低体制外社会运动与抗争风险。可以说，当前中国城市底层群体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政策层面的缺陷或空白，而底层话语的消音、底层权利的缺失与剥夺等也是阻碍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限制因素。因此，消减底层不仅是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在基本权利上。但是，由于中国学术界的底层研究才刚刚起步，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转型社会的底层研究尚未获得开阔的想象空间和深厚的学理支撑。究其原因，在于各种理论范式的束缚和分析框架的约制，使本身根植于底层社会的各种研究议题陷入宏大叙事、结构秩序的窠臼之中而不能自拔[17]。就此而言，中国底层群体与底层社会的研究还任重而道远，而本书所展现的一系列研究也仅仅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2]刘旭著:《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3]赵树凯:“‘底层研究’在中国的应用意义”，《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4]郑广怀曾将底层社会的研究概括为四种主要视角:(1)消极的底层。认为底层在政治与文化上是缺乏主动性、消极生活与不会抗争的文化群体;(2)寻求生存的底层。强调底层以独特的生存方式积极地适应社会;(3)组织都市运动的底层。强调底层也是政治的行动者，并以发动都市运动的方式来体现底层的政治意义;(4)日常抗争的底层。强调不同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反抗行为，底层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来进行反抗。参见郑广怀:“社会转型与个体痛楚: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5]［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6]［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7]贾玉娇:“从制度性底层到结构性底层:由威尔逊《真正的穷人》思考中国底层群体管理问题”，《社会》2009年第6期。
[8]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Donna Landry，Gerald M．MacLean(1996)The Spivak reader: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New York:Routledge．
[9]于建嵘著:《底层立场》，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10]王庆明:“底层视角及其知识谱系——印度底层研究的基本进路检讨”，《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1]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学术界》2000年第3期。
[1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3]孙立平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4]于建嵘著:《底层政治:对话与演讲》，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15]赵树凯:“‘底层研究’在中国的应用意义”，《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16]于建嵘:“精英主义束缚底层政治”，《人民论坛》2010年第21期。
[17]刘威:“‘朝向底层’与‘深度在场’: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立场及其底层关怀”，《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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