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关于劳动力移民的研究都是将其置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连续统的对立两极进行考察的。此类研究预设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农村与城市的对立，而迁移到城市的移民必须通过同化完成向现代性和城市性转变的适应过程。这里，我们尝试打破以往移民研究中强调适应迁入地文化和融入迁入地社会的同化—非同化的二元对立预设，回避将移民仅仅置于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宏观背景下和将其接受和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前提，而是从移民仍然部分或全部认同原先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出发，参照“非零和型适应”理论模型，研究移民非同化式适应当地社会而表现出来的“反移民化”倾向;并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结构系统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还原造成“反移民化”倾向的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过程中，在“推”和“拉”的相互作用下，农村或者中小城市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被吸纳到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而中国国内移民中这么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就是笔者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劳动力新移民。
目前学术界对劳动力新移民[1]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视角:第一，以城市化、市民化的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为视角研究劳动力新移民，将其置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层面进行考量，关注职业转变所加速的工业化进程和身份转变所加速的城市化进程。第二，以流动性、暂居性为视角研究劳动力新移民，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迁移者迁移出去后并不预期能够在迁入地长期居住下去[2]。第三，以移民化为视角研究劳动力新移民。法国人口学家阿尔佛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其1966年出版的著作《人口通论》中认为，外国移民在接受国的融合要经历定居(settlement)、适应(adaptation)和完全同化(total assimilation)三个阶段[3]。
(二)既有研究的回顾
尽管到目前为止，反移民化研究还只是一个刚刚引发关注的领域，但在不少经典移民研究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反移民化的研究片断。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研究发现美国的波兰移民在与仍处于波兰的家庭成员的互动中表现出不认同原有价值、文化体系而试图重新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行为，而在与美国的波兰人或者美国社会的互动中却又表现出强烈的尝试回归原有文化体系的行为。K·C·金(K．C．Kim)在对美国“韩裔社群”进行调查研究后，认为韩裔美国人虽然在文化上适应了美国的文化，但是还不能说在社会方面已经同化于美国的社会结构中的中枢部分。日本社会学家广田康生以日本横滨市鹤见区的日裔巴西人、日裔秘鲁人等日裔南美人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越境移民族群的特有的拒绝同化的生活方式、形成于他们及其互动者之间的社会性世界——越境移民族群网络以及他们对于日本社会制度性环境相接触和冲突的过程，着重以“异质共存”为背景理解城市共同体的含义。
国内学者江立华在《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中指出有的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务商的过程中采取了在城市中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的适应模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柏兰芝、潘毅在其《跨界治理:台资参与昆山制度创新的个案研究》中指出在很多移民比较集中的区域，移民文化已经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而本地人则逐渐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刘玉照第一次在国内研究中提到“反移民化”这个概念的，作者通过对农民工与大陆台商两个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发现，如果把“移民化”理解为本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同化与融合，那么现实中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Alfred Sauvy，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1966，pp．460-461;转引自王春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观察到的却是一种“反移民化”的现象。具体来讲，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4]:首先，新移民变得越来越不像本地人;其次，新移民的行为方式日益非正式化;再次，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日益封闭。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1．移民概念的界定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到2010年年底，国际移徙者人数为2．14亿[5]，同时近年来移民总人数的增长率一直在上升。
移民是包括地理学、人口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社会学主要关注移民社会的构成要素及其变迁，并讨论移民的文化变迁、文化适应和族群认同。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下，笔者将移民区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主要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不同国家中迁移的跨境移民，此类移民分布于各个民族国家之中;第二类是受全球化在经济、文化传播层面的影响，在国家内部迁移的境内移民，此类移民多见于受各种身份、制度(包括户籍等)等限制的发展中国家，笔者所关注的劳动力新移民则属于后者。
2．劳动力新移民概念的界定
这里以文军提出的“劳动力新移民”的概念为基础，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对移民的界定，以实际在迁入地居住为社会事实，同时结合上海市关于常住流动人口的定义，将劳动力新移民定义为在上海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定居意愿、有固定住所和收入、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非技术或低技术工作的外来人口。其具有以下特征: (1)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体力劳动为主，这使他们区别于具有较高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外来的白领群体;(2)具有相对固定的住所和收入、在上海至少居住满一年且有定居意愿，这使他们符合一般意义上关于移民的定义，区别于暂居人口; (3)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外来人口，在制度框架里仍然不是上海居民，这使他们区别改革开放之前通过政策安排进入上海的老移民以及通过教育流动获得上海户籍的正式移民;(4)他们是后期迁移到上海的新移民，随着迁移者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新移民区别与劳动力移民的关键在于，相较先期迁入上海的劳动力移民，后期迁移的劳动力新移民可以很好利用业已存在的移民网络资源。
(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1．族群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族群概念区别于一般的群体概念，它强调一个共同体区别与其他共同体的特征，包括语言、宗教、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区域的地方化、专门化的职业及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等。尽管劳动力新移民不完全具有族群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特征，但是笔者还是会以族群的称谓来定义劳动力新移民，一来是为了凸现这个群体自身的认同;二来以族群和族群社会学的分析框架来考量劳动力新移民可以保持研究的价值中立，抛弃迁入地文化中心主义的预设、抛弃以同化适应为前提预设，而是以保持自身族群特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视角来研究移民社会适应过程。同时，还将借鉴族群社会学中常见的研究分类来探讨劳动力新移民的异质同存，包括从居住空间、语言惯习、族群认同等分野来描述劳动力新移民的“非零合型同化”模式。
2．社会适应的中立解释
由于目前社会学界对社会适应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定义[6]，很多时候其相近概念“顺应(accommodation)”、“同化(assimilation)”等就成了对社会适应的注解。顺应、同化都有被动、消极适应的含义，社会适应概念较之更具中立性，它强调的是行动者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后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包括同化接受新社会的文化和传统、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和传统或者两种社会的文化和传统相互涵化、整合等，而没有顺应、同化概念中只能接受新社会的文化和传统的预设。因此，从再社会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适应是行动者对改变了的社会环境在社会、经济、心理等层面所做出反应的一个动态过程，包括主动或被动的融入、融合、调适、改变、整合、保留等行为表现。
这里将在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一般操作化为两个取向(一是以生活空间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移民融入城市的进展，二是以移民在迁入地社会使用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程度来观察其适应的过程)的基础上，将集中在职业结构、语言惯习、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等四个方面进一步研究劳动力新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
二、移民化:移民社会适应的一般路径
(一)西方移民适应理论的回顾
西方社会学界对移民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种范式[7]:一是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范式，二是结构—历史—功能主义的范式，三是随吉登斯(Giddens)、布迪厄(P．Bourdieu)等提出的“主体—实践”范式(agent-practice)。而在有关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中，美国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可以区别为“同化理论”与“文化多元理论”两大分野。
1．同化理论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是移民适应同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30年版)中认为“社会同化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一些具有不同种族源流、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共性至少应当达到足以使国家得以延续的程度[8]。”同化理论认为，移民在迁入地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移民进入迁入地时，由于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在定居、适应的过程中，有的移民可能较先获得“成功”而得以提升自己在移入国的社会地位，其表现往往是在居住地点上进入当地社会的中上层住宅区;在社会交往中进入主流社会的交往网络，在文化认同上以主流社会的为样板，最终褪尽自己的“异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9]。
2．文化多元理论
尽管同化理论基本主导了西方移民社会适应研究的方向，作为抗衡这种“熔炉论”观点的代表，尽管有其局限性、尽管遭至批判，但文化多元理论还是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多元理论认为个人与族群的关系取决于祖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移民族群也有保持自身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权力。作为对“同化理论”的反叛，20世纪70、80年代文化多元理论在移民学界成为了一种时尚。
(二)移民化:同化适应的结果
移民化概念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移民化是移民成为“当地人”的过程，它是一个适应的动态过程;其次，这个过程是以移民同化适应当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为结果的。移民化是以同化理论为预设和前提，强调移民从适应到同化并成为当地人的过程和结果。换言之，同化理论的社会适应过程就是移民成为“当地人”的过程，即移民化的过程。
芝加哥学派对于美国移民的研究是以移民化模型研究迁移人口的代表。他们认为移民化就是迁移人口告别农村传统文化范式获得“城市性”最终成为“城市人”的过程。在研究移民和迁入地当地城市社会的关系时，他们特别强调“传统社区”与“城市社区”这一对概念的差别，他们认为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就是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从而融入到当地社会的过程。在有关移民适应的研究中，同化适应的移民化研究模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同化适应是移民化的过程，移民化是同化适应的结果，两者双向紧密关联。
(三)中国迁移人口的移民化路径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口迁移政策经历了从自由迁移到通过户籍身份加以限制的变化过程。1978年之前，中国的人口迁移是受政策影响的政治决定型迁移，国家政策的更替和变化对于人口迁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国内人口迁移虽然仍然长时期受到户籍身份的限制，但是迁移已经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常态得了政府的默许。
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政治决定型迁移人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对于自己的迁移行为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这一时期中国早期的劳动力移民的社会适应模式一般遵循着移民化的同化路径。对于早期进入城市的劳动力移民，相对分散式的进入、居住、工作形态使其尚不具有较强的群体性。劳动力移民为了要在自身所能依赖的社会网络相对薄弱、所能得到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所能提取的社会资本相对匮乏的情境下尽快适应迁入地社会，他们必须尽量接受、认同、融入迁入地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充分利用迁入地社会新的网络和资源完成自身的适应调整，而这样的社会适应路径就是以同化为结果的移民化模式。有学者在对上海都市移民的实证调查中发现，早期进入上海的移民(包括劳动力移民)往往都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而漫长的逐步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过程[10]。
三、非同化:劳动力新移民社会适应的新模式
随着移民群体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增大，他们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也不断拓展，以往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已经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的适应过程。
(一)所关心的对象: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
根据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11]，2009年在本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外省市流动人口达541．93万人，占总人口28．2%。
我们在个案访谈资料收集的初期采用了非概率偶遇抽样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后期采用了非概率配额抽样作为补充，综合考虑了访谈对象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来沪时间、从事职业、婚姻状况、迁出地来源等指标进行配额。最终访谈了20位来自不同省份的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男女性别比1∶1，其中安徽(N=6)，江苏(N=4)，浙江(N=3)，四川(N=3)，江西(N=2)，湖北(N=1)，河南(N=1);平均年龄32．9岁(最大值51，最小值21)，平均来沪时间9．9年;文化程度全部为高中及以下，初中文化水平的占到75%。作为个案研究的补充，以来沪时间超过一年、不具备上海户籍等指标为筛选标准，使用了文军主持的《普陀区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研究》中外来青少年群体的部分数据。调查数据中符合本研究的样本数为154，其中男女性别比接近6∶4，平均年龄27．0岁(最大值50，最小值17)，平均来沪时间2．75年[12]，文化程度以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为主，分别占到47．1%、37．3%，高中及以下的占到总样本的92．2%。
(二)劳动力新移民非同化的社会适应表征
1．职业结构:下层化
职业适应相对其他层次的社会适应更直接、更首当其冲，对于迁移者来说，职业获得是其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是其完成经济层面社会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职业结构所表现出的非同化社会适应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职业结构的进一步分层和职业网络进一步群体化。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流动人口职业构成数据以及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2003年外来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手册》中的抽样调查数据[13]，2003年上海外来劳动力数量达到375万人，呈指数模式增长，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达到1∶2．7，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比例近似1∶2。就业单位分布上，在私营企业工作和从事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力分别占到44．2%和19．5%;职业分布上，位于前四位的职业分别是生产加工工人、建筑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和餐饮业服务人员，分别占到34%、20%、14%和8%。
总体上说，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餐饮业、居民生活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人力资本要求低、进入门槛低的行业或产业，他们从事的工作大都处于职业结构分层的中下层。同时，他们从事的行业大多并未与迁入地社会当地居民就业形成直接或正面的竞争，甚至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上海低端产业劳动力的供求缺口[14]，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他们在职业分布上与本地居民形成分层。在个案访谈中，大多数被访者在工作中接触的同事也都是自己的同乡或其他外来者，同事中本地居民的数量微乎其微。
其次，随着劳动力新移民数量、规模的增长，其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成为其寻找工作的重要途径。
个案1:李先生(34岁，男，初中文化水平，1996年来沪，相框厂工人，安徽南陵人，居住在工厂租的房子)
1996年来上海我就在这里工作了，这个工作是我老婆的姐夫介绍的，她姐夫当时就在这个厂上班，我一到上海就在框王(一家从事制作相框的工厂)，一直工作到现在。我平时双休日还出去做做其他的活。一开始我的老乡在卖大米，他们是专门卖米的，97、98年的时候，大米突然上涨了，我就利用休息的时候跟着他们去批大米，然后卖。最近这几年，我老乡开始卖花了，我跟他们去浦东那边的苗圃批的花，都是很便宜的。然后拿到新村里去卖。好的时候一天赚几百块钱。现在卖的人多了，赚的钱不如以前多了。
李先生的职业经历在劳动力新移民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作为后期进入迁入地的移民，先期进入迁入地的同乡或者亲戚所具有的网络和资源对于其寻找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先生到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通过亲戚介绍的，至今没有换过，随后在休息天从事的小生意也是通过同乡介绍的，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通过利用和获取其所在群体的网络资源而得到的。同样的情况可以在外来青少年的调查数据中得到佐证(见表2-1)，近七成的被调查者是通过同乡或亲友介绍直接或间接找到工作的，只有2．0%是通过上海当地人介绍找到工作的。
表2-1 通过何种方式找到工作
在劳动力新移民职业获得的途径上，群体间的网络资源已经成为他们寻找工作的重要管道，这与移民群体数量、规模的扩大不无关系，移民群体性的特征不断成为移民个体寻找职业可利用的网络资源。不论有关职业信息的来源是出于劳动力移民还是本地居民，但最终信息资源的消化却大多在劳动力新移民群体中完成。劳动力新移民职业网络结构群体化的特征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自身群体社会网络的依靠和利用。
人力资本的限制使他们从事的工作位于职业分层的中下层、社会资本的利用使他们的职业场所远离了当地居民，正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作用使得劳动力新移民在职业空间和结构上表现出非同化的社会适应形态，他们可以远离迁入地当地居民的职业场所和职业网络而获得职业支持。
2．居住空间:隔离化
固定的居住场所是迁移人口成为移民的必要条件，由此形成的居住空间不仅是劳动力新移民栖身的场所，还包含了迁移者对于社会环境、交往对象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而由不同劳动力新移民个体的住所性质、居住地点等构成的群体居住空间又反映了他们非同化的社会适应形态:隔离化。
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和城市住房之间的联系尚未松动，劳动力移民基本仍被置于城市住房分配体制之外;另一方面劳动力新移民由于职业分层处于中下层，经济收入有限，因此他们一般以自行租赁房屋和居住在工作方提供的房屋[15]为主。其中，工作方提供的房屋包括单位或工棚的集体宿舍、工作场所[16];而不论是工作方提供的房屋，还是自行租赁的房屋，一般又以位于城乡接合部或城市中心的棚户区和老式公房为主，尤以在棚户区居住的比例为高。在20个深入访谈个案中，3人居住在工作方提供的房屋，17人是自行租赁房屋居住，每人每月房屋租金从100元到450元不等;4人居住在老式公房里，4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棚户区，10人居住在城郊结合部的棚户区，1人居住在老式石库门里弄房，1人居住在工作所在菜场搭建的平房里。
事实上，劳动力新移民与迁入地本地居民在居住空间上已经出现了隔离化的趋势。调查中，住在城郊结合部棚户区和搭建平房里的11人，他们周围的邻居基本上都是与他们或存在亲缘、或存在业缘、或同质的其他劳动力迁移者。居住在公房、老式石库门里弄房和中心城区棚户区里的9人与本地居民有不同程度的混居，但只有居住在公房里的4人周围有一定比例的本地居民，其他5人居住空间中劳动力新移民比重远远高于本地居民。不管是以租赁为主的居住方式，还是以设施相对破旧的棚户区为主的居住场所，劳动力新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迁入地本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形成了隔离，同时移民依赖这种居住同质性逐渐形成了移民聚居区。
尽管同化适应理论也研究移民聚居区，但他们认为聚居区只不过是移民的跳板，原来的族裔移民聚居区或随着其成员被主流社会的同化而慢慢消失，或因其成功人士的纷纷搬离而留下一个不断衰退的贫民窟[17]。但是，对于中国国内劳动力移民来说，这种隔离式的聚居仍将是其长期、主要的居住模式，进入当地居民的居住空间只会以个案而不是群体方式存在。此外，居住空间上的隔离化与以下两个过程有着互恰的关系，一来它可以使劳动力新移民在移民规模和数量上形成优势，从而使其可以充分获取自身社会网络中可利用的资源，尽快完成社会调适;再者还可以让移民在进入迁入地社会遇到不适时，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乃至建立自己的“族群”。
3．语言惯习:对象化
语言不仅是个体间交流的工具，更代表了群体所认同的文化，在某种层次上语言行为可以看作是文化认同身份的表达。社会语言学者邹嘉彦和游汝杰在考察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后，提出语言行为的演变与文化同化现象具有相互关系的假设。作为劳动力新移民与迁入地社会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语言的使用是考察其社会适应过程重要的指标。
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认为，移民在进入迁入社会后将会不同程度地改变原有语言惯习，学习、适应新的语言系统，最终完成语言同化。对于中国国内劳动力移民而言，移民化的社会适应过程在语言使用上表现为移民使用迁出地家乡方言的频率不断减少、使用普通话和迁入地当地方言的频率不断增加并逐渐开始使用当地方言的过程。移民化社会适应模式强调迁移者习得当地方言、去除家乡口音的过程，但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劳动力新移民，尤其是后期进入上海的迁移者，上海方言的习得已经不再是语言适应的最终目标，使用普通话、甚至家乡方言就可以在工作、生活、交往中顺畅交流。
在20个深入访谈个案中，有4人能够完全听懂上海话，7人能够基本听懂上海话，9人听不太懂上海话，2人能用上海话进行较完整表述，5人能在普通话中夹杂几句上海话，13人基本不会说上海话。在外来青少年的调查中，150个有效回答中能听懂上海话的占到44．0%，听不懂上海话的占到55．3%;在被问及在工作中使用何种语言时，26．0%的被调查者使用的是家乡话，71．3%使用的是普通话，仅有2．0%使用的是上海话。
个案2:小张(21岁，男，初中文化程度，2004年来沪，火锅店服务员，四川人，居住在店里提供的集体宿舍)
现在说四川话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在店里上班的时候同事基本上都是四川来的，我们之间都说家乡话的，当然和客人说的基本上是普通话，上海话也说不来，不过有时碰到客人是老乡的话他们还会主动和我们说四川话。在宿舍里基本上也都是说家里话的，出去碰到陌生人总是说普通话的，好像现在不会说上海话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有机会也可以学学的，呵呵，我现在也会说一些常用的上海话的，和老乡学的。
个案3:朱女士(35岁，女，初中文化程度，1997年来沪，个体卖布商贩，江苏泰兴人，公房)
上海话现在肯定能听懂，都来上海那么多年了。如果碰到上海人，他和我说上海话，我也能和他说些上海话，说不来的地方有时就会变成上海话和家乡话混在一起的样子。不过现在不少上海人也会和你说普通话了，不像以前就算你听不懂上海话他也一直和你说上海话。如果碰到自己老乡的话，总归是说家乡话的，这样亲切啊。
近几年来，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和上海语言政策对普通话的提倡，上海人“开国语”的情况越来越多了[18]，这是外部语言环境的改变。此外，劳动力新移民同质性网络规模的扩大，使得与同乡或者其他地区的迁移者的交往占到主导。因此，不论是在职业场所、居住空间，还是社会交往中，必须使用上海话的概率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能够使用方言的概率不是越来越低，而是越来越高;加上普通话的共同沟通平台作用，此消彼长的变化结果是，习得迁入地当地语言已不再是其完成社会适应必需的内容。就像被访者小张所说，周围的同事都是同乡，顾客又能说普通话，能不能说上海话并不那么重要。而当遇到来自同一地区的迁移者时，包括小张和朱女士在内的大部分移民，不论迁移年限的多少，使用家乡语言都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对于后期进入迁入地社会的劳动力新移民，一般都具有使用普通话的能力[19]。因此，劳动力新移民语言惯习呈现出这样一个适应过程，以交流对象的不同而选择不同语言，其中尤以普通话和家乡话为主;当然，随着迁移者来上海时间的增加，对于当地方言必然有所熟悉，因此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也会加入上海方言，这种改变大部分并不是出于要同化适应迁入地社会的初衷，而是为了沟通的方便或工作的需要。
普遍的情况是，对于大多不会说上海话的劳动力移民，在遇到上海本地人时可以使用普通话，在遇到非自己迁出地的其他迁移者时也可以使用普通话，在遇到自己老乡时可以使用家乡话。因此，不会说迁入地当地方言，并不必然给劳动力新移民带来社会适应上的障碍;而在职业、生活交往中与当地居民互动的有限也使他们对于学习当地方言并不存在强烈、直接的意愿。通过对象化的使用普通话或家乡方言，即使不习得迁入地的当地方言，劳动力新移民在语言适应上同样不存在问题。
4．社会交往:内倾化
对于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而言，与迁入地社会的交往，尤其是与当地居民的互动是移民同化适应的重要途径。笔者将社会交往区别为一般交往和婚姻交往这两类社会交往，调查发现，劳动力新移民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更多是内倾化的特征，即互动对象大多是与自己同质性较高的人或群体，而非当地居民。
个案4:瞿先生(51岁，初中文化水平，1993年来沪，个体商贩，江苏海门人，居住在棚户区)
我们和上海人之间还可以的。出去以后他们也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们。反正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他们过他们的日子，对吧。我们同样在过日子，他们同样也是在过日子，没什么矛盾，就这样。
个案5:王先生(38岁，小学文化水平，1992年来沪，收购废品，安徽芜湖人，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
讲实话，我平时和上海人的接触很少，我总觉得上海人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他们好像觉得自己是老大，我是一个上海人，你是一个外地人，是一个穷人。我觉得外地人也有很多富人。上海人还有一点，就是认为外地人不是好人，外地人有的很坏的，有的也是好的。原来上海学生下放到我们安徽农村，毛泽东的时候，我们都对他们很好的，找点轻活给他们做。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瞿先生对于上海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反映出他没有与迁入地当地居民交往、融入当地居民的意愿和意识，在他的眼里他和上海人是两个没有交集的群体，他的社会一般交往中当地人并不占有重要地位。而王先生对于上海人的态度就有些反感了，他平时不喜欢和本地人交往，因为他觉得本地人看不起来来上海的迁移者。根据李路路等在济南对于劳动力移民的调查，在回答“进城打工后最亲密的朋友是谁”时，55．17%的进城民工认为是“一同来打工的老乡”，21．18%的民工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民工朋友”，只有21．15%的人认为是“进城后认识的城里人”[20]。定性和定量的研究都能得出这样的结果，劳动力新移民社会交往的对象以同乡和同质性的其他迁移者为多、本地居民为少。
总体而言，劳动力新移民与迁入地当地居民的互动因职业结构、居住空间、语言惯习等的差异而很少发生，即使有发生，这种接触也只是一种表层性的社会交往。劳动力新移民与当地居民交往过程中更多是一种偶遇式的接触，即使在工作上、生活上有所接触，也没有情感上、人格上深层次的互动，他们之间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撑点，因此这种表层性的社会交往因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而不可能深入和持久。但在与同乡或者从其他地区迁移来的移民进行交往时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相同的群体属性使得他们在社会一般交往上更多表现出内倾化的趋势。“容易认识、谈的来”就是这种内倾化的交往方式最通俗的注解。很多迁移者本身就是通过亲戚、同乡介绍来到迁入地、找到工作的，既然这个社会支持网络可以保证其完成进入迁入地的整个适应过程，那么他必然没有能动性去和语言不通、观念有别、生活方式不同的当地人进行人格投入式的社会交往。
在婚姻交往中，这种内倾化的社会交往特征更加明显。在20个深入访谈个案中，来上海后再结婚的6人其结婚对象无一例外的都是迁出地的当地人。不少劳动力新移民刚到上海的时候尚未成家，到了适婚年龄，回老家找朋友，结好婚再回上海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王先生就是通过在老家的亲戚介绍与现在妻子结婚的，回老家找对象对于劳动力移民来说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婚姻交往过程。
个案6:王先生(38岁，小学文化水平，1992年来沪，收购废品，安徽芜湖人，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
我和我老婆是她姐姐介绍的，她大姐的家在我们村庄，她就介绍我们认识了。1996年的时候，我回去见了，几个月后，我们就在乡下结婚了。结了婚，我老婆就和我一块来上海了。
个案7:小孟(19岁，女，初中辍学，2000年来沪，个体水果摊，安徽人，居住在棚户区)
我喜欢交朋友，但我主要看他们性格好不好。一般我都是通过朋友介绍、卖东西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认识朋友的，朋友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没有上海的朋友，因为和上海人很少接触，我不太主动和别人交朋友的，上海人的性格也和我们不一样，我不了解他们。找对象的话我还是想找家里那边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脾气性格。
对于尚未结婚的迁移人口，婚姻对象的选择上也大多以老乡为主，对于他们来说，找一个不是来自他们迁出地省份的迁移者作为对象已经是难得的例外了，更不用说找迁入地当地人了。“找对象还是要找家里那边的人”，小孟对于婚姻交往的态度代表了大多数年轻劳动力移民的想法。
不论是一般交往，还是婚姻交往，劳动力新移民与同乡或同事群体交往的同质化和与迁入地当地居民交往的表层化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劳动力新移民与同质性群体的交往成为常态，接触、了解、融入迁入地当地居民成为例外，最终形成了社会交往的内倾化。
四、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异质共存
对于移民研究大多有着这样一个先验的假设，既然移民已不再是他所来自的那个社会的成员，他就应该通过经济契约及对现在社会制度的依赖将自己同这个社会连在一起。但研究发现，这种移民化的适应模式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适应过程。作为一种不以同化为前提的适应模式，非零合型同化是劳动力新移民社会适应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新特征，而由此产生的与迁入地社会、文化体系异质共存的适应模式建构了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的倾向，我们将从一个反移民化的个案分析入手，以“非零和型同化”为理论基础阐释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异质共存的社会适应模式。
(一)非零和型同化、异质共存与反移民化
1．异质共存:基于一个反移民化个案的分析
正如上面所述，职业结构、居住空间、语言惯习、社会交往构成了劳动力新移民社会适应的四个主要维度。职业结构偏重于劳动力新移民经济层面的社会适应，而居住空间、语言惯习、社会交往通过移民外在行为的选择和行动反映了其心理、文化层面的社会适应，四个指标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反映了移民社会适应的过程和结果。
章女士今年32岁，小学文化水平，安徽南陵人，1991年上海，来沪时间已经接近16年，从初来上海的不适应到现在较安定、平稳的生活，她的社会适应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反移民化倾向的异质共存的适应个案。
个案8:章女士(32岁，女，小学文化水平，1991年来沪，工人，安徽人，居住在棚户区)
我很早就来上海了，那时候是1991年，在老家上学上的少，所以出来的早，当时只有16岁。那时候老家已经有不少人出来了，说上海好找工作，我是和我姐姐一起来的。到了上海后，我们到处打听工作，后来还是在老乡的介绍下找到一个在塑料厂的工作。我们在那个塑料厂是做灌模子的，每天除了做12小时，还要加班，一天大概要做15、16个小时。那时候一个月只有300、400块，但在当时已经不算少了。1996年开始塑料厂生意就不好了，1997年厂就倒掉了。现在工作的框王(相框制作厂)是我姐夫介绍过来的，他工作的地方离这个厂不远，听到招人，就帮我们介绍过来了。最近这几天这里效益不是很好，人越来越少了，现在就我老公负责主要的活，我给他打打下手，两个人一个月大概有2 000块不到。
刚来上海的时候，我和我姐姐住在老乡家。后来到塑料厂工作，住宿是厂里提供的，是那种很多人住的集体宿舍、小阁楼。刚到框王的时候我已经和我老公结婚了，单位考虑到我们的情况，就给我们租了一个南达路公房，三房一厅的，我们住里面的一间，一个月450块。后来房主把房卖了，我们就住到现在别人搭的房子里了，一个月100块，钱是单位出的。
现在，我和周围的邻居处得还不错。和这里的婆姨们先熟的，她们很多也是来自安徽的，她们的老公在这里开长途车、修长途车，她们在家带孩子，不上班的，我和他们接触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有回收废品的，我把这里的一些废铁、废木头卖给他们，就和他们渐渐认识了。平时还是和外地人打工的接触多，因为和他们认识很容易，也比较谈得来。以前我们有段时间住在公房的，那时候邻居很多是上海人，但是说不上话的，人家一下班回来把门一关，很少接触的。好像上海人看不太起外地人的，开始来的时候听不懂上海话，也不适应，我们外地人说话带口音，出去买个东西，坐个车说外地话他们也听不懂，态度好像也不太好。
章女士与本地居民的互动甚少，而与同乡、邻居等同质移民群体的交际和互动完成了其社会适应的主要过程，从通过老乡找工作、换工作到现在稳定的生活，从与周围同质移民群体交往寻求认同等行为方式都反映了她这种异质共存的反移民化倾向。
从移民社会适应的职业结构、居住空间、语言惯习、社会交往等四个主要指标上分析，这种反移民化倾向表现为:在职业结构上，通过利用同乡或先前迁移者的网络资源，劳动力新移民大多从事着以制造业、建筑业、商业服务、餐饮业等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为主的工作，在职业分层上基本与本地居民形成分化。在居住空间上，由于经济收入的限制，劳动力新移民大多居住在城郊结合部、租金较低的棚户区或老式公房里，与本地居民形成居住隔离。在语言惯习上，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越是后期进入的劳动力新移民，其语言沟通障碍越不明显，使用普通话和家乡方言就可以与其他迁移者、甚至当地居民进行沟通，习得当地方言不再成为移民社会适应的必需。在社会交往上，一方面职业分层、居住隔离、语言不通等事实客观存在，另一方面陌生的环境、社会使他们在主观意愿上不认同迁入地的当地文化，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劳动力新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日益表层化，而越发表现出与同质迁移群体内倾化的社会交往。
总之，包括职业结构、居住空间、语言惯习、社会交往等在内的劳动力新移民社会适应模式是一种与移民化适应模式不相同的适应模式，劳动力新移民在适应过程中表现出的不是与迁入地社会接触、融入的加深，进而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越来越像当地人的同化过程，而是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非同化”的、“和而不同”的、“异质共存”的适应模式。
2．非零合型同化:反移民化社会适应模式的表征
K·C·金等在《国际移民评论》上发表的《美国韩裔移民的黏合性社会文化适应——少数族群适应的一个选择性战略》中将这种不以同化愿望为前提、“和而不同”的移民社会适应形态表述为“非零合型同化”(Non-zero-sum Model of Assimila-tion)。所谓“零合”指博弈双方中一方的利益或得分与对方的损失或失分之和为零，通俗的讲就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而非零合型同化就是不以融入迁入地文化为前提、保留自己文化的非同化适应模式。根据金等的表述，“非零合型同化”包括顺应性多元行为(Accommodative Pluralism)、节制性涵化[21](Controlled Acculturation)、非同化型涵化(Acculturation Without Assimilation)和多元文化整合(Pluralistic Integration)[22]。按照他们的分类，“顺应性多元行为”是一种以日裔移民为代表的适应形态:遭受歧视的少数族群一方面希望尽可能地被移居国社会所整合，另一方面却反抗自己被迫接受隔离角色的命运;“节制性涵化”是一种由某一宗教团体所表现出来的适应形式:某种文化在接受其他文化时巧妙地整合于现行价值体系，以此形式来吸收这个新文化;“非同化型涵化”体现在居住于芝加哥的犹太裔居民身上:他们虽然已在文化上高度涵化，但绝不丧失自己的族群意识和族群依附;“多元文化整合”象征了存在于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四种适应类型:他们虽然在当地居住了10年以上并不断谋求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仍然在家中讲母语，维系着传统的语言、文化和宗教。
“非零合型同化”是K·C·金等在研究国际移民社会适应时提出的模式，在对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研究中，这种“非零合型同化”的适应模式同样存在。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在社会适应过程中，不是变得与迁入地本地居民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像迁入地本地居民，而是变得与本地居民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不像迁入地本地居民，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
这种异质共存的适应模式就是本研究界定的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正是这种异质性的、非零合型同化的适应模式，使得劳动力新移民社会适应过程呈现出反移民化的趋向，即移民在社会适应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是一种以移民化为前提的同化、融合相一致的适应取向，而是一种反移民化的分化与隔离的趋向。
劳动力新移民所表现出来反移民化的异质性适应主要有以下三个表征。
第一，劳动力新移民与迁入地当地社会的互动表层化，甚至封闭。移民化适应理论认为，作为进入迁入地社会的个体，必须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互动来了解迁入地当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同化、融入当地社会。不论是职业结构上与本地居民的分层化，还是居住空间上与本地居民的隔离化，作为劳动力移民与当地社会互动的两个重要节点，职业和居住场所的空集化使得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变得稀疏。互动的稀疏使得互动的质量开始下降、层次变得单一，劳动力新移民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变得偶遇化、功利化、表层化，这样的交往使得互动中情感和人格的投入变得越来越少。于是，移民和迁入地当地居民互动的减少导致了他们与当地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减少，同化、融入当地社会不再必然。
第二，劳动力新移民与迁入地同质移民群体的互动内卷化，并成为主体。早期进入迁入地社会的移民，大多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适应当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过程。由于他们较少拥有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他们不但要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与当地人进行交往，还要努力学习当地方言，尽量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在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中努力寻求发展和生存的空间。随着移民数量上的积聚、规模上的扩大以及早期移民已经开拓的生存空间和网络资源，后期移民在迁移过程和进入迁入地就开始利用业已存在的移民网络中的资源了，调查中近七成迁移者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同乡、亲戚找到工作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职业和居住场所与本地居民的区隔，以同乡、同事、邻居为主体的同质移民成为劳动力新移民社会交往的主体，类似的身份、经历、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又使他们之间的互动情感化、人格化、内卷化。于是，移民和同质移民群体互动的增加从另一个层面造成了他们与当地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减少，同化、融入当地社会变得缺乏路径。
第三，移民群体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内置了移民各层次的需求。劳动力新移民能够在与当地居民互动变得稀疏的情境下仍能完成社会适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移民群体非正式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他们的需求。通过先期移民的资源积累和网络开拓，现在的移民群体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体系，他们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去原有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寻找支持了[23]。从经济层面的职业选择到物质层面的住房安顿，从社会层面的交往到心理层面的群体认同，劳动力新移民通过存入、支取的双向良性互动使得网络资源不断丰富，而不断丰富的网络资源又能基本上解决移民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需求。
一方面，与迁入地当地社会互动的封闭和与迁入地同质移民群体互动的内卷化，两个维度的此消彼长使得劳动力新移民对于移民群体形成了认同和归属，这是反移民化的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力新移民在社会网络良性运作下产生了日益多元的资源，这些为移民通过自身网络完成社会适应提供了更多可能，此为反移民化的关键。正是这种结构化的交织使得劳动力新移民在社会适应上呈现出了非零合型同化的、异质共存的反移民化模式。
(二)反移民化群体的“族群共同性”
美国城市社会学在移民研究早期就提出过有关社会隔离的命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非同化的适应现象，但他们的研究视野仍是以同化适应为取向的，认为隔离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来自传统农村社会的移民尚未接受、融入城市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而具备“城市性”，随着城市性的习得，最终同化适应的结果是隔离的自然消失。
事实上，不能单纯地把这种异质性适应模式，尤其是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的异质性社会适应模式仅仅理解为一种移民与迁入地社会之间的隔阂。如果将这种反移民化的异质共存性置于社会隔离的角度而简单问题化，就必然忽视了反移民化中存在的积极、必然的结构性作用。“异质”中实际存在着“共存”，这种反移民化的适应模式里内涵了一种移民“族群”创立其独特群体社会的积极性现实，是一种族群共同性的促生。这种族群共同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并非仅是移民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其能动选择的过程。广田康生在研究日裔移民社会适应过程中提出，越境移民族群在进入一个完全异质的社会之初，其生活不得不以其自身所形成的某种共同性为基础，而正是这种支撑其生活方式的社会背景的存在才产生了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一种绕行或克服各种束缚以谋求自我实现的极具主体性的顽强行为[24]。以劳动力新移民职业选择为例，对于进入陌生社会的移民而言，利用包括同乡在内的现有移民同质群体网络资源寻找工作比开拓迁入地社会新的网络资源来得更有效能，这就是移民群体共同性的结构性作用，即主动的反移民化。劳动力新移民异质共存的社会适应是以群体网络资源的可利用性、有用性为前提的，这种选择并非只是移民被动接受的过程。不同移民个体在网络中能动地存入和支取各种资源，扩展和丰富群体网络资源。这种良性的互动又使得移民在网络中可利用的资源进一步多元，从而能够解决制度或社会层面的“歧视”而完成适应。这个适应过程不仅表现了反移民化的异质共存，还突出了作为支撑移民网络进行有效运作的群体共同性。
第二，移民群体网络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聚集的，同时在这个动态过程中，群体共同性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而相关增长。由于移民群体网络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下层，在包容性上它对整个社会开放。为了能使劳动力新移民这种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成为可能，移民群体网络就必须是外向型而不是内向型的体系，通过保持并扩大支撑这种异质性的适应模式的互动者(其他移民)的关系，以增加同质性网络资源为主并拓展异质性网络资源而纳为己用，不断建构和维系移民网络群体的共同性。
第三，移民群体的族群共同性通过场所得以联结。场所作为支撑移民社会网络存在的地点概念是劳动力新移民建立群体共同性的重要节点，它既是移民社会交往中的空间场所，又是资源交换中的网络结点。工作地点、居住社区等都是支撑移民群体共同性的重要场所，正是这些场所构成了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社会适应模式得以存在的网络基础。因此，职业、居住、交往空间不仅仅是地点的概念，这些网络节点的联结和交错不仅提供了群体存入、支取资源的地点，更提供了维系群体共同性的物质空间。
族群共同性为移民异质共存的社会适应提供了内在支撑，而异质共存的社会适应又为族群共同性产生提供了基础。两者互为结构、相互作用，即反移民化是族群共同性的前提，而族群共同性是反移民化的结果。
五、反移民化成因初探: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的双向契合
通过分析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作为社会结构的政策设置和产业格局入手，试图解读产生反移民化结果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双向契合的互动过程。
(一)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一个与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相对的，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学界关注的新近且重要的理论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讨论了社会资本，其中尤以布迪厄、科尔曼(J．S．Coleman)、普特南(R．D．Putnam)、林南(Nan Lin)的论述为代表。
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是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社会适应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波茨(A．Portes)较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移民研究，他认为移民的社会资本是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25]，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
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是以乡缘、业缘、地缘为纽带，以同乡、同事、邻居为主体的同质迁移者互动的复杂联系网。对于劳动力新移民而言，在这样一个联系网中，通过存入、支取网络中的资源和资本，可以降低迁移成本、增加收益、减少风险，完成职业、居住、语言、交往等方面的社会适应。
事实上，迁入地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不仅没有导致劳动力新移民以血缘、亲缘、乡缘为主的社会网络的瓦解，相反，这些社会网络在新的移居地对他们来说，在一定时期内会变得更为重要[26]。移民网络的重要性可以从社会资本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和效用进行认识:
首先，社会资本的同质交往原则使迁移者利用移民网络资源适应迁入地社会成为必然的首选。根据社会资本的同质交往原则，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倾向于在占有相似的或者邻近且稍微不同的社会位置的个体行动者之间发生，即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彼此接近位置的迁移者更可能发生互动。劳动力新移民可能是以因为使用相同方言的亲切感而进行情感投入式的互动为开始，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将其个人的资源带入互动情景之中，包括他们工作和社会地位、财富和社区的联系，以及他们的配偶、亲戚、朋友和同事的网络和资源。同质交往原则促使移民个体间的互动从最初的表面接触到逐渐的内化深入，而资源和资本开始不断在移民网络中积累、传递和被利用。
其次，社会资本对于移民的收入和经济地位获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物质保障是移民适应迁入地社会生活的基础。正如格兰维特(M．Granovetter)指出的，经济生活深深地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信息、影响、信任及其他的社会资源。对于大多来自传统农村社会的劳动力新移民来说，进入一个陌生、异质的城市社会后，使用正式制度或重新建立网络的成本必定是高昂的，而利用熟悉的、可得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获取资源、完成适应无疑是最为理性的行为选择。在20个深入访谈个案中，认识已经迁移的同乡或亲戚几乎是所有被访者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其中17位被访者是直接或间接通过移民网络中同乡、亲戚或同事的关系和资源找到工作的。
正是移民网络提供的社会资本为劳动力新移民提供了用于完成社会适应的资源，而这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迁移者可以在与本地社会、文化较少的互动、交往中完成社会适应。
(二)作为社会结构的政策设置和产业格局
如果说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是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社会适应倾向在中观、微观层面的一个成因的话，那么由迁入地社会制度层面的政策设置和经济层面的产业格局所形成的结构因素就是宏观层面的一个原因。
城市户口对于移民是否能享受迁入地社会经济资源的再次分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户籍制度就是影响劳动力新移民社会适应的重要政策设置。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获得允许，但户籍区隔却使移民在经济层面被迁入地接纳而在社会层面被排斥。尽管目前已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一了城乡户口，户籍制度似乎开始松动。但事实上，这样的户籍松动仅限于单个地方行政区域内部的公民，不同地方行政区划间依然存在户籍的区别和障碍，对于劳动力移民集中的发达城市而言，要想拥有与迁入地当地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力仍然障碍重重。上海自2004年10月开始实施《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所有在上海具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的外省市来沪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请。尽管《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把上海市人才居住证的申领范围从过去的“引进人才”扩大到了“在上海市居住的所有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似乎放低了劳动力移民获得上海户籍的门槛，但由于其职业和住房的硬性标准，实际上仍将大部分来沪人员(尤其是非技术工种的、低收入的来沪人员)排斥在外[27]。
迁入地户籍身份的确认是以法律形式认同移民的重要制度设置，虽然各地设有不同形式的户籍变更制度，但对于从事非(低)技术工作或简单服务业的劳动力移民而言，获得迁入地户籍身份的政策设置或缺失或门槛过高，他们仍然被迁入地社会排斥在制度层面之外。与之相对，同样作为影响移民社会适应的社会结构，经济层面的产业格局却不断吸纳着劳动力新移民。
城市产业格局调整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吸纳是劳动力新移民能够在政策设置上不被迁入地社会完全接纳而却能适应迁入地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其表现出反移民化社会适应的重要结构要素之一。
在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经济全球化的外在推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不论是城市自身的更新建设，还是产业格局的调整转变，都对劳动力有着持久的需求:城市规模化建设对于建筑类产业工人的需求，跨国、民营资本进入市场后对于劳动密集、低技能重复劳动型产业工人的需求，城市第三产业分化后对于餐饮、家政、物业等在内的简单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需要等等。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劳动力需求又不能完全通过城市所在地的户籍人口进行消化。
首先，城市产业结构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率远远高于城市户籍劳动力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这是客观上的需求缺口。根据学者的分析，按照目前的户籍管理政策，上海户籍人口的自然演变和机械变动可以提供的劳动力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28]。其次，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劳动强度较大、经济收入较少、职业地位较低的非技术工作为主。与劳动力新移民形成直接竞争的是本地失业或下岗人员，而这些户籍劳动力人口又往往不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29]。
因此，劳动力新移民正好处于这么一个产业格局的结构性需求空间中。以每年春节在大城市出现的“保姆荒[30]”为例，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表明了劳动力移民所占据的家政服务业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结构中的组成部分了，即便是暂时离开城市，一旦他们离开，这个产业空间就会产生需求真空。
(三)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双向契合模型
1．一个前提预设:人力资本的限制
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双向建构导致的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社会适应倾向的一个重要前提预设就是其人力资本的有限性。
人力资本是一种通过教育、培训等活动形成的，体现于人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的资本。劳动力新移民人力资本相较迁入地当地人口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三低”，即年龄结构偏低、教育程度偏低、职业技能偏低。根据2000年上海实施第五次人口普查同时开展的流动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市常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阶段，初中占了53．9%;小学及以下占27．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只有16．1%[31]，整体教育程度偏低。本文20个深入访谈个案中，教育程度都在高中及以下，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到了75%。事实上，受教育程度偏低、职业技能偏低已经成为学界讨论劳动力移民的一个基本前提预设。
根据笔者对于反移民化成因的双路径分析，劳动力新移民人力资本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从移民网络角度来看，迁移者进入迁入地的初始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在迁入地社会的地位结构，而偏低的人力资本也决定了其进入当地社会交往网络的有限性，其在陌生的迁入地社会较少具有与当地社会网络互动的机会，而更多的与同质移民群体互动、交往。其次，从政策设置和产业格局角度来看，缺乏相应职业技术和文化水平又使其从事的职业以非(低)技术工作或简单服务业为主，而这又恰恰契合了迁入地产业格局的经济结构。
2．劳动力新移民网络资源的存入、支取和迁入地政策排斥、产业吸纳的相互契合形成了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结果
劳动力新移民的社会资本与迁入地当地的社会结构的双向契合最终形成了其反移民化社会适应模式的倾向。作为社会资本的移民网络和作为社会结构的政策设置、产业格局在迁移者人力资本偏低的背景下，相互契合、相互作用，形成了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见图2-1)。
图2-1 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社会适应模式
具体来说，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双向契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移民网络与制度层面的契合，即劳动力新移民通过利用自身网络资源中的社会资本绕行政策设置上的制度排斥。总的来说，对于移民来说，尤其是处于社会阶层较下层的劳动力新移民，通过改变户籍身份在制度层面正式进入迁入地仍然有较大限制和阻碍。此时作为对于正式制度的拾遗补缺，移民网络就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契合作用。不能通过正式制度途径完成迁移及迁移过程的适应，移民就以与自身网络中占据节点位置的其他个体进行互动而获取网络中的社会资源为绕行制度限制的突破口，完成包括职业选择、居住安排、语言使用、社会交往等在内的各方面社会适应。针对制度设置的缺位，移民网络提供了一种有效、有用的迁移路径和适应方式。
第二，移民网络与经济层面的契合，即劳动力新移民通过利用自身网络资源中的社会资本寻求产业格局上的结构位置。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产生了大量劳动强度大、职业技能要求低、服务性强的岗位需求，而本地户籍劳动力人口又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这为迁移者提供了众多工作机会。此外，随着移民规模和数量的扩大，包括餐饮、娱乐、商业等在内的与迁移者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兴起，又为移民提供了另一层面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移民网络在迁移者寻找上述工作时又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工作相关的信息资源逐渐在网络中形成回路并不断累积，为移民支取资本提供了有效的通路，通过亲戚、同乡、同事等在内的同质群体网络找到工作已经成为劳动力移民重要的就业途径。
第三，在上述两方面结构化的作用下，即移民社会资本与迁入地社会结构的契合形成了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模式。面对迁入地制度层面的排斥和经济层面的吸纳，劳动力新移民利用自身网络中的社会资本，采取了客观接受和主观能动的适应方式。既然客观上无法改变制度层面的政策设置，迁移者就通过充分利用移民网络中累计和存入的各类信息、资源来寻找城市经济结构中对移民开放需求的工作。于是，即便劳动力新移民在制度层面未被社会认可，但通过移民网络已经契合到迁入地城市经济结构的事实却勿庸置疑。
正是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如此的契合关系，使得移民网络成为劳动力新移民社会适应的重要资源和场所，由此以往同化适应的移民化模式开始出现了变异。与迁入地当地居民交往、接受当地文化、认同当地价值观念、适应当地生活方式不再成为必需，通过利用自身同质群体的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同样可以完成社会适应，而这样的适应过程无疑让移民保留了自身群体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从而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
六、结论与讨论
第一，异质共存适应模式是对同化适应模式的补充和完善。不论什么社会，如果以是否“同化”于现存社会为轴来考虑移民问题的话，人们就会犯下意想不到的错误[32]。大多对于劳动力移民的研究都是将其置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对立两极进行考察的。此类研究预设了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对立，而迁移到城市的移民必须通过同化完成向现代性和城市性转变的适应过程。本文对于上海市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倾向的研究打破了移民社会适应研究中“同化—非同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建立了一种更显价值中立的“异质共存”的二元互动适应模式。劳动力新移民的社会适应模式是一种非同化的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强调了迁移者自身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异质性”的呈现和保留，是一种与本地居民异质共存的适应模式。简而言之，从“同化—非同化”的二元对立到“异质共存”的二元互动的转变，是研究方法论上的一种突破，是对以往从同化角度研究移民适应问题的一种突破。
第二，反移民化是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双向契合下劳动力新移民社会适应的结果。我们以劳动力新移民个案深入访谈所获得的定性资料为主，以外来青年的问卷调查所收集的定量数据为补充，从职业结构、居住格局、语言惯习、社会交往等移民社会适应的四个维度进行考察，研究发现，随着移民网络规模和数量的扩大，劳动力新移民可利用网络资源日益多元和丰富，而移民社会资本又与经济上接纳、制度上排斥的社会结构双向契合、双向作用，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同化的、异质共存的反移民化的社会适应倾向:劳动力新移民与迁入地当地社会的互动表层化，甚至封闭;与迁入地同质移民群体的互动内卷化，并成为主体;移民群体非正式人际关系网络内置了移民各层次的需求等方面。
第三，反移民化劳动力新移民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而存在。如果将反移民化区分为主动反移民化和被动反移民化，那么本文界定的劳动力新移民反移民化的倾向决不是移民单维度被动接受的后果，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成群体共同性的、型塑为社会结构的“族群共同体”。城市共同体理论认为，移民族群并不是被城市社会制度排斥的、游离于城市社会结构之外的边缘群体，不能单纯地把他们这种异质的、非同化的“生活方式”理解为一种处于迁出地与迁入地社会之间的“夹缝”状态，事实上，它内涵了一种“移民族群”创立其独特世界的积极性现实。劳动力新移民的反移民化社会适应不只是迁移者对迁入地社会制度设置做出的被动反应，更不是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的简单后果。在反移民化社会适应的过程中，通过移民网络的良性互动以及网络资源的叠加、累积，一个在“非制度性”层面上、依赖网络建立起来的移民群体开始出现，而群体的共同性不断得以体现和加强。即当他有能力选择时，他也更倾向于做出与移民群体互动而不是与迁入地本地居民互动。因此，反移民化的劳动力新移民群体不仅能够与本地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同时也能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良性地存在下去。
【注释】
[1]劳动力新移民是本文使用的一个特殊概念，但在不少研究中，关于这一群体的定义使用着诸如“农民工”、“剩余劳动力”、“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不同概念，下文会对这一概念做详细分析和界定。尽管不同学者对于这个群体的称谓有所不同，但研究对象仍然是相近的。
[2]蔡昉: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4 期。Alfred Sauvy，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Inc．，1966，pp． 460-461; 转引自王春光: “温州人在巴黎: 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6 期。
[3]蔡昉: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4 期。Alfred Sauvy，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Inc．，1966，pp． 460-461; 转引自王春光: “温州人在巴黎: 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6 期。
[4]刘玉照:“移民化及其反动——上海农民工与大陆台商反移民化倾向的比较分析”，《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
[5]联合国秘书长于2010年12月18日在国际移徙者日上的致辞，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 migration/2010migrantsday-sgc．pdf。
[6]之所以社会学没有专门定义社会适应，笔者的理解是社会适应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进而分解为若干个操作化的概念。
[7]Goldring，Luin Penelope(1992)D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TransnationalMigration:A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Mexico-USMigrant Circuits，Dissertation，Cornell University．Shaw，Paul(1975)Migration Theory and Fact: AReview and Bibliography of Current Literatuie．Reg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廖正宏著:《人口迁移》，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转引自项飚:“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8]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9]同上。
[10]刘玉照:“移民化及其反动——上海农民工与大陆台商反移民化倾向的比较分析”，《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
[11]上海人口数据:2009年人口自然增长情况，http://rkjsw．sh．gov．cn。
[12]由于数据来源于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中符合本研究定义的劳动力新移民，因此平均年龄相较上海市2005年对于常住流动人口调查中30．9岁的平均年龄显著性偏小，而本研究使用的个案研究由于被访者来沪居住时间较长，年龄相较30．9岁又偏大，因此青年调查数据的使用可以作一个有效的弥补和参考。
[13]袁志刚、封进、张红:“城市劳动力供求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4]同上。
[15]调查中发现，一般工作方提供给劳动力新移民的住房都是免费的。
[16]调查中发现，一些从事服务行业的劳动力新移民，其经营或工作的场所就是其居住的场所，生活和工作在同一个空间内。比如经营个体餐饮的劳动力移民，他们经营的小饭馆到了晚上不营业的时候就是休息、睡觉的地方。
[17]周敏、林闽钢:“族裔资本与美国华人移民社区的转型”，《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8]张晶晶:“外地来沪白领青年的语言选择”，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19]对于进入城市的劳动力移民，其人力资本一般比仍在农村的劳动力要高，主要体现在他们平均受教育程度比仍在农村从业的劳动力要高，一定程度的教育水平使他们一般都具有说普通话的能力。
[20]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21]所谓涵化包括三个方面:1．两种文化长期交往后，一种文化引用、融合及利用另一种文化的过程;2．某人或某团体经过文化接触而接纳新文化的特质或模式的过程;3．少数族群融合于多数族群文化的过程。
[22]广田康生:《移民与城市》，马铭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8页。
[23]刘玉照:“移民化及其反动——上海农民工与大陆台商反移民化倾向的比较分析”，《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
[24]广田康生:《移民与城市》，马铭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6页。
[25]Portes Alejandro(1995)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pp．1-41 in the Ee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Editedby Portes Alejandro．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转引自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6期。
[26]文军:“制度、网络与资本:劳动力移民的动因系统及其行为选择”，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三届(2005)学术年会获奖论文，载《当代中国:转型·发展·和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45页。
[27]引自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按照《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申请居住证的条件是“在上海具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即签有半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或办理了工商执照，同时又在上海拥有产权房或签有半年以上房屋租赁合同的外省市人员。《居住证》的持有人按照上海市有关规定参加综合保险或者其他社会保险的享受相关待遇，并可以在子女就读、计划生育卫生防疫证照办理科技申报资格评定、考试和鉴定等方面享受相关待遇。目前存在的现实是，一方面居住证申请流程相对繁琐，需要申请人员提供居住登记证明、婚育状况证明、健康状况证明、综合保险证明、稳定就业证明或者投资、开业等相关证明，由于办理居住证并非政府的强制措施，不少证明需要工作单位出具，对于从事低(非)技术工作或简单服务业的劳动力移民而言，要想收集全这些证明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居住证有一定的时效性(分为1年、3年和5年)，需要反复申请更是其设置的一大门槛。
[28]引自袁志刚、封进、张红:“城市劳动力供求与外来劳动力就业政策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根据作者计算，如果上海“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为8%，则到2010年上海对劳动力的需求约为1 182．19万人，而同期的户籍劳动力预计为960万人左右，供需缺口为260万人;如果GDP以10%的速度增长时，到2010年劳动力需求为1 358．10万人，供需缺口约为400万人;如果GDP年均增速为12%时，到2010年上海市所需劳动力将达1 555．98万人，供需缺口将可能达到600万人。
[29]本地失业或下岗劳动力享有基本社会失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这些非技术工作往往收入不高，当其工作收入并不远远高于其失业后的保障收入，碍于经济原因和职业地位所造成的面子原因他们往往宁愿选择不工作。
[30]由于不少从事家政服务的劳动力迁移者会在春节前后暂时离开大城市回老家过年，每年春节期间都会造成城市家政保姆格外紧张的局面。
[31]丁金宏:《上海常住流动人口特征及其户口政策研究》，人口世界网站，www．popinfo．gov．cn。
[32]广田康生:《移民与城市》，马铭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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