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对象
在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1]。对于个人来说，其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变更也是同时完成的[2]。但在中国，这几个过程却是相互割裂的，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市场化却严重滞后。一方面，进城农民和土地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土地不仅为他们提供经济上最后的保障和心理上最终的慰籍，也成为其市民化的羁绊;另一方面，由于户籍以及与之相依存的各种福利制度的存在，以及城市居民对“外地人”的偏见和歧视，进城农民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了多年，也无法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无法产生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归属，因而也就无法真正完成市民化的过程。于是大量进城农民只有周期性地流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成为游离于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之间的“边缘人”、“两栖人”，形成中国特色的“民工潮”现象。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城农民的流动开始出现新的动向，即进城农民流动的家庭化，而且呈现继续发展的态势。过去，受城乡之间往返费用及生活成本、职业稳定性以及农村土地等因素的制约，进城农民举家流动的很少，多数都是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独自外出打工，然后将挣到的钱寄回家乡(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飙，1997[3];李强，2001[4])。随着进城农民在城市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的日益放松，土地在他们生活中保障作用的降低[5]，再加上夫妻感情、子女管教、返乡的时间及成本的耗费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流动开始出现家庭化的趋势。在上海市流动人口中，有28．3%是举家搬迁。武汉市150万流动人口中，家庭式流动超过50万，占武汉市流动人口的33．3%[6];安徽省农村住户中，举家外出务工户数也达55万户，占全省农村总户数的5．4%，举家外出的人口约213万人[7]。家庭的迁移对人口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对农民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有重大影响，有学者甚至把家庭的迁移看作是农民流动的转折点[8]。
这样，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开始受到关注，特别是进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的研究更加迫切。笔者来自经济落后地区，很多亲戚也是全家都在沿海城市打工。这些进城农民的社会适应、未来的心理归属和人生着落就更加引起笔者的关注。促使笔者把研究旨趣从较为宏大的城市化研究移向了更为具体的进城农民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问题，后来便把视线投向了笔者所熟悉的金华涡阳籍个体运输户群体。这些在金华的涡阳籍个体运输户居住地点相对集中，仅居住在婺城区七里殿社区的就有二三十户，已构成了一个小群体;通过姐姐的引荐，我可以方便地进入这个群体;方言的共同性，便于消除陌生感、拉进距离，获得更多信息。这里的“金华涡阳籍个体运输户”是指来自安徽省涡阳县域内各个乡镇，在金华从事个体运输，并举家(核心家庭)在金华居住达半年以上，自己拥有运输车辆的运输户。这样就限定了研究对象的来源地、居住地及所从事的职业，同时也排除了自己没有车辆而给亲戚和其他人开车的个体。
(二)研究框架和假设
对金华涡阳籍个体运输户的研究主要想达到以下研究目的:
1．了解研究对象来金华从事个体运输的原初动因。这些个体运输户为什么选择来金华?是偶然的选择还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先期进入的运输户的经济示范还是亲戚朋友的引入?这里的假设是:除了最早进入的运输户，后来者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跟进的，也就说初级关系网络在这些运输户的城市进入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了解他们社会融入过程中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建构及其作用发挥的机制。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状况怎样?是有意识地参与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并与当地居民进行日常交往，还是将交往范围局限在同乡所组成的“初级关系群体”之内?他们对所流入城市的主观感受是怎样的?仅仅将自己当作“过客”还是有“家”的感觉?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所意识到的当地人对他们的评价是怎样的?他们的消费安排是怎样的?是否开始注意到精神文化生活的消费?他们与所在社区及政府管理部门(如公安、交通、教育等部门)的交往状况如何?有没有受到不公平待遇或歧视?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向谁请求帮助?有没有想过求助于社区及政府职能部门?他们内部有没有实际的或潜在的自发组织?我们的假设是: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建构仍处于初级状态，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考察家庭社会资本对他们心理归属的影响。他们最终的心理归属在哪?是流入地还是自己的家乡?影响他们心理归属的原因是什么?是在流入地的收入水平?适应流入地生活的程度?还是家庭成员流出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是单身进城、夫妻一起进城、夫妻带着小孩进城还是夫妻小孩及父母全部进城)?或者是考虑到孩子以后的生活和教育问题?我们的假设是，家庭是否一同迁入对运输户的留城决策有决定性影响。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最终是为了探讨社会资本在这些外来移民的进入、适应和融入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从而为政府部门在建构制度性社会资本方面提供有益的建议。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由于是针对特定群体的个案研究，通过个案研究来深化既有理论的内涵、检验既有理论的适用范围，同时结合调查资料揭示进城农民社会资本的特点和生成机制，这一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群体的规模都决定了本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深度访谈。深度访谈是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根据被访者的简要经历、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是否愿意配合等情况对其进行长时间的访谈，一般至少半小时以上，对个别访谈对象的采访有三次之多，时间达2小时。笔者首先是通过姐姐的引荐认识了李(个案1)妻和周(个案12)。这两个人及其家属都是最早一批到金华跑运输的个体户，又由于为人热情大方，因此在所调查的群体内人际关系较为广泛。通过对这两人及其家属的深入访谈，又通过他们的引荐，笔者先后对群体内的21位对象进行了访谈，其中男性12名，女性9名;21至30岁的有5名，31至40岁的有11名，41至50岁的有3名，50岁以上的有2名;文化程度基本为小学或初中，个别为高中或技校毕业。访谈是半结构式的，访谈前拟订了一个提纲，但又不拘泥于提纲，通过与被访者的双向互动，以及随机的相互启发，获得的资料有时比预想的更为丰富。
(四)研究意义
与以往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不同的是，此项对外来个体运输户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的研究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所创新:一是研究对象上的创新。正如前文所述，以往对农民工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从事建筑业、加工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等行业的民工，如1994年2月3月《中国青年报》在全国8省(甘、川、新、赣、鲁、黑、苏、粤)10地对消费支出所做的调查、1999年暑假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农民工调查、李强在1999年和2000年组织的对农民工汇款情况的调查等，而对自备车辆从事个体运输的进城农民的研究则较少涉及。与受雇从事建筑、加工、餐饮等行业的进城农民不同，个体运输户属于自雇群体，在经济活动和家庭生活上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与其他自雇农民，如个体装修工、小商贩相比，个体运输户丰厚的月收入(单次运输收入可达一两千元)足以保障其较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家庭成员的消费需要。这些因素都使得个体运输户更有可能提升其消费层次、改变行为方式、融入城市生活。而较高的收入，加上个体运输户工作劳累、精神压力大、饮食无规律，则为家属的跟入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在租住、购买或自建的房屋中重新安置起来的家庭就成了个体运输户在工作之余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一家庭也成为消费的主要单位。它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和心理归属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与以往主要以进城农民个人为调查对象有所不同，而是扩展到了个体运输户的家庭，尽管这个家庭可能并不是完全的(比如只有夫妻两个人)。二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差异。当以进城农民个人为研究对象时，研究方法不外乎是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调查地点也多是他们的工作场所或者是用工单位宿舍、建筑工地工棚等，从而获得书面的及言语形式的资料。而当把研究对象扩展到家庭时，我们就可以进入家庭这个一个私人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情感、成员互动与人际关系和在宿舍、工棚里呈现出来的是迥然不同的，这些都可以通过参与式观察加以获取和认知，这种方法获得的资料往往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及研究价值，也是对书面及言语资料的重要补充和佐证。
二、社会资本与城市融入
(一)社区背景与样本概况
涡阳县是人口和劳务输出大县，截至2003年底，涡阳户籍人口138．78万[9]，其中城区人口仅12万，农村积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每年都有几万人外出打工，大部分前往江浙沪一带。在大量农民外出从事制造加工、建筑装潢和餐饮服务等行业的同时，一批有驾驶技术和一定的资金积累，甚至有自备车辆的个体运输户开始向沿海沿江一些经济发达、运输需求大的地区谋求市场机会，如苏州、常州、南通、宁波等地。这些运输户因为能吃苦，且能接受比当地运输户更低的运价，从而很快占领了当地的运输市场。涡阳籍个体运输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金华的。
七里殿社区隶属于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地处西郊。社区范围向东经盐仓巷、河盘巷、河盘桥路至浙江爱斯曼食品有限公司西侧外墙，西至环城西路，北至规划中的长湖公园，南至金华江(当地人称婺江)。我所调查的小区位于该社区中心，是一个半封闭的居住小区，其东面和北面都是荒地，西面是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南面是河盘桥路。小区内有当地居民自建的3至5层的居民楼约30栋。
截至2004年底，社区户籍人口为604户、1 584人;外来人口4 382人[10]。外来人员主要在附近的食品厂、包装厂打工，其余的则是从事个体运输。从事个体运输人员主要来自河南、安徽、贵州等省份。其中安徽籍的又主要来自亳州市下属各县(涡阳、蒙城、利辛等)以及安庆下属部分县市。
此次研究所访谈的21位受访者来自涡阳县所属的西阳镇、楚店镇、龙山镇、石弓镇、闸北镇、双庙镇、公吉寺乡等。这些人中既有原先在老家就从事个体运输后来才转移到金华的，也有买车后直接到金华跑运输的，还有的是先给其他人开车，有了技术和资金后自己买车“单干”的。这些运输户在金华从事运输业的时间差距较大，最长的13年，短的只有半年多。10年以上的占42．9%(N=9)，5到10年的占19．0%(N=4)，5年以下的则占38．1%(N=8)(表3-1)。受访者中男性占57．1%，女性占42．9%。已在金华购置房产的有2户，占全部被访者的9．5%。
表3-1 在金华居留时间
在有子女的19位被访者中，子女在身边的有17位。47．4%的人有3个子女，42．1%的人有2个子女，占，有4个子女和1个子女的各占5．3%。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父母再苦再累也是为了孩子”的观念仍根深蒂固的社会中，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对家庭的重要决策有重要影响，这一点也体现在这些运输户的留城倾向和购房意向上。
(二)从进入到立足——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作用
1．进入流入地的决策影响——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最初功能
信息获得在农民外出打工、寻找就业机会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往的一些研究也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据蔡昉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65．8%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是靠亲缘和地缘关系获得就业信息的，75．4%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是靠这种途径找到第一份工作的[11];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公民社会项目资助的北京、广东、青岛调查显示，有63．8%的进城农民是通过亲戚或老乡找到第一份工作的[12]。也就是说，关系性社会资本在农民外出就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比制度性社会资本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就业市场还不健全，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信息发布渠道还没有建立，再加上进城农民对城市人的不了解和天然的“畏惧感”，使得进城农民很少通过正规渠道去找工作，而是将亲缘和地缘关系等非正式社会关系作为得到工作消息和机会的重要渠道。李来金华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个案1:李，1993年来金华，现有平头解放车一部，在当地属于跑的不错的。
一开始在家里跑运输的时候不仅不挣钱，还欠帐。后来熟人介绍让我去金华干。但那时候因为没有钱，拿的路费都不够，走到杭州的时候，车子还坏了，就找到一家维修站修车。在维修站的时候就碰到了临县蒙城的一个老乡，而且也姓李，就“拉”上了(熟识，结成朋友关系)。他就给我联系了一车货。货是装好了，但是没有出车的钱(路上需要带的食宿、车辆维护的费用等)。结果跟我一起装货的人把货送到又返回来了，我的车还在那。人家就问我是不是没有出车钱，我说是哩。人家就说，你讲啊，我给你拿两个，等你送完货回来不就有钱了吗?我就说不好意思。人家就说，不好意思不还得讲嘛，朋友在一起不就得互相帮忙嘛。人家就给了我1 000块钱。
就凭这1 000块钱，李便顺利地出车并挣到了在外面的第一笔钱。而当时金华从事个体运输的还不多，李的生意越来越好。不几年就挣了不少钱，到现在已先后换了3部车。
从李的例子可以看出，不仅进入金华的决策是受熟人所提供信息的影响，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地缘性初级关系为他解决了燃眉之急。李的经历在其他受访者身上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对几位受访者进行的群体性访谈中就有这样的对话:
问:为什么来金华呢?
答:这不都在这嘛(众人插话:老乡老乡)，很多老乡都在这。咱家里不是没活嘛。
问:那也可以去其他地方啊，比如宁波这些地方。
答:没在那些地方呆过，在这边习惯了。
问:就是说先听说有老乡，然后才过来的?
答: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当然很多运输户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来金华的，来自家乡的推力包括:运输市场狭小，运力过剩(即通俗讲的“拉不着活”);交通运管部门征收税费不规范，不合理负担重;运输报酬得不到及时支付，货主总是拖欠运输款。
个案15:刘，1995年来金华，现有两部运输车。
问:为什么来金华?
答:一开始在家里干的时候，老有欠账的，欠账欠得没法弄。不拉吧没办法，买个车总得跑，拉吧他就说，你再拉一趟，下一次钱一起给你。给也不给完，一千块钱给你五百。你不想要那五百块钱嘛，还得给他拉一趟，拉了他又欠，不欠没有活。
问:就是说不规矩?
答:对，咱那个不规矩。
问:为什么没想过去其他地方，而是来金华了呢?
答:金华那时候有熟人，其他地方没有熟人。
不规矩，人们没有规则意识，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恰恰是一个地区社会资本缺乏的表现，这些都导致当地人文环境的恶化，使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纷纷离开。与经济资本的匮乏相比，社会资本的缺乏才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这也是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原因。正是在城市的拉力和家乡的推力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的运输户来到金华创业安家，而这个逐渐扩大的群体本身也成为拉力因素和社会资本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个群体。根据对多位受访者的问询，这一地区的涡阳籍运输户最多达到上百人。这其中，关系性社会资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证实了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假设，除了最早进入的个别运输户，后来者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跟进的，也就说这些运输户之所以选择进入金华，主要是关系性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结果。
2．运输户相互之间的经济支持——关系性社会资本功能的延伸
就这些外来的运输户来说，在进入金华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落脚点、建立与货主或托运部的联系，在这些方面，关系性社会资本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部分运输户刚到金华的时候，由于人生地不熟，都是找那些已经在金华落脚的运输户，这样不仅可以在同乡的帮助下很快找到合适的居所，也方便平时的感情联络，在经济上出现困难时，也便于获取帮助。因此，在金华的涡阳籍运输户基本都集中在七里殿、河盘桥、石嘴山等社区，这些社区相互之间距离也不远。
个案5:文，1997年来金华，现有一部平头解放车。
问:为什么来七里殿呢?
答:这边咱那边的老乡多呀，有啥事也好有个照应。
问:那你们老乡之间平时交往多吗?
答:也怪多哩。要是不出车的话就找老乡来牌(打扑克)、拉咵(拉家常)。
问:那你们跟当地人没什么交往吗?
答:(跟当地人能有)啥交往呢?天天到家就睡能有啥交往呢?打交道的还都是咱那的人，跟咱家里的人一样。来牌了、玩了、说话了还都是咱家里的人，都是那一片哩。
可见，这些运输户虽然长期在社区居住，但是和当地人基本没什么交往，即使有交往也局限与和房东、社区商店的经营者或车辆维修人员的交往。更多的交往还是和同乡之间，主要是地缘相近、语言相同、情感相通，也有共同的话题，因此容易相互接近和交往。
个案4:2003年来金华，现有一部解放车。
问:你一开始怎么找活的呢?
答:像俺这后期来的都是跟着熟人来的，来了以后经熟人一介绍就管拉货了。
问:那你是通过谁拉的呢?
答:我现在是通过老王拉的。刚来的时候是跟宏子拉的。头一天来到的时候我都没停，我就跟着老杨拉了一趟到箫江(温州市平阳县下属的一个镇，盛产各种包装制品，特别是编制带)，拉一趟我不拉了。后来就跟宏子跑丽水，丽水不想跑了我又跟老王拉。
当问到平时遇到困难、需要钱的时候怎么解决时，大麻虾非常诚恳地说到:
你刚弄个车，手里肯定很急。我买了车以后刚来到金华的头一天，小张给我拿两千块钱，华子给我拿一千块钱，反正都是咱那一片的，这样给我拿了三千块钱。(那也比没有强)那是。都认识，好说话。
问:你买车也借钱了?
答:我全借的。
在和前面提到的李访谈期间就谈到了笔者的姐姐向李妻借钱的事。在姐姐向李妻借过钱以后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姐姐:跑两天(车)我就把钱给你。
李妻:你别急，我现在又使(用)不到钱，朋友就得互相帮忙。等明个我要说等着使钱，你能说不给使吗?
不仅平时需要钱救急时同乡亲戚可以及时帮助，有的运输户购车款也全部或部分来自于亲戚或同乡。在这里，初级关系网络在帮助个体尽快在流入地扎根立足，应对经济上出现的困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这些运输户喜欢择熟而居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限制了他们和当地居民的交往，限制了他们融入更广阔的城市空间。这在后面的分析中将做详细的阐释。
(三)事业的扩展——业缘性社会资本的构建
1．与托运部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业缘性社会资本的出现
格拉诺维特在对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时发现:在某个人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强关系)获得的，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弱关系)而获得。格拉诺维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社会交往理论，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某人有较强同质性的人才可能与他建立起比较紧密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也和他差别不大。而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有帮助的信息[13]。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运输户可以从其初级关系群体那里获取情感和经济的支持，当需要扩展业务或者需要和运管部门打交道时，同质性关系就很难提供有效的资源了，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于业缘关系。
就这些个体运输户来说，作为业缘性社会资本承载主体的另一方主要是给运输户联系货源的托运部老板以及车辆维修部的老板。和托运部老板搞好关系好处自不待言，在运输市场上已经出现运力过剩的情况下，和托运部搞好关系可以争取到更好的货源，这里的“好”不仅体现在量，也表现在质方面。因为跑一次的花费是相对固定的(包括油钱、过桥过路费)，车主总是希望单次尽量多拉一些。因为运费是按吨位算的，所以对运输户来说，货物最好是体积小、质量大，而且形状规整，易于装卸。而要想获得这样的货物就要和托运部搞好关系。而搞好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相互帮忙”。
因为对于托运部来说，他从货主那里接到的货物总是各式各样的，不可能都能合车主的“胃口”，比如有的货物体积很大，但质量很轻，拉这样的货物对车主来说是很“吃亏”的。而有的车主处于长远关系的考虑就会接这样的货，作为回应，下一次托运部就会优先考虑给他“帮了忙”的货主，通过如此这般的良性互动，良好的关系自然就会建立起来。通常经过一年左右的业务往来，一般每个车主都会有一两条较稳定的货源关系，而每家托运部也都会有一些可以“召之即来”的车主。可以说这种良好关系的构建直接影响运输户的经济效益:
个案20:刘，1995年来金华，有一部东风半挂车。
越好装的货，跑得越快，他一卸货，忽忽到那个装好了，装的时候正好可以睡觉，起来正好就可以跑了。要是货源不好的话，这个弄点(货)，那个弄点，三下两下，装到天黑了，还累得不轻。
也就是说和托运部关系好的话可以节约大量时间，从而可以有充足的时间休息，保证路上行使的安全。而如果没有关系很熟的托运部的话，就可能需要联系好几家托运部，到几个地方才能把货装好，费时费力。即使一次货装不满的话，关系好的托运部会主动通过其他托运部给你联系货源，而如果没这个关系的话就要自己联系了。可见，业缘性社会资本的运作状况直接决定着运输户的经济效益。
还有另一种维持和托运部良好关系的方式，我把它简称为“存钱”模式:
个案6:张，1997年来金华，现有平头解放车一部。
在问到如何联系到货物时，张谈到:主要是通过托运部，有时候也通过厂家直接联系。(笔者:也形成关系了)对，时间长了也就熟识了。我们还有7、8万在托运部呢。(笔者:托运部没钱给?)有钱。欠不着我们的钱，我们(现在)也使不着钱。(笔者:为什么有7、8万不拿回来呢?)因为它有我们这么多钱呢，就可以周转周转，就能从厂家多进点货，这样他们就能多挣钱，也能多(给我们)安排活，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而且同样拉货，你有车，我也有车，(托运部)不欠你一分钱，拉了就给你现钱;我可以欠钱，我价格(指托运部给的运费)还比你高，有货还得先让我拉。(笔者:那应该有什么凭证吧?)有。几月几日拉的货，都有记录。不会赖账的。每年到年底结一回账。平时没钱了，打个电话。我出车没钱了，给我送一千两千，他们开车就送来了。因为有长期的合作，也相互理解了。它要是不守信用的话，谁还敢给它拉。如果换车需要钱，提前半个月说一声，托运部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就是借高利贷也会把钱给你弄来。(笔者:那你们是和一个还是几个托运部打交道?)不只一个。但有一个关系最好的，其他托运部有活也会接。
这里我们看到了业缘性社会资本运作的典型例子:托运部可以利用车主存放的、不要求即时兑付的运费加快资金周转，而车主可以籍此获得优先拉货和资金帮助的承诺，大家各取所取，又可以互相得利，对于双方都可以节约运作成本。这种关系的扩展，不仅对双方都有益处，也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构建相互信任的、和谐的社会资本。
显而易见，在现代社会里，业缘性关系才是社会关系的主体，这符合整个人类社会由农村型转为城市型以及城市社会分工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业缘型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不是靠先赋的血缘、地缘、人情等因素，而是在日益广泛的经济交往中发生的，是为了实现彼此或者某一群体的共同利益，具有普遍主义特征。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性关系，依赖于关系的承载者对各自职责和义务的履行;破坏这种关系的结果将会是信誉的丧失和经济的困境，而不是传统社会里人们对越轨者道义上的谴责。对这种谴责，不讲道德的人是可以承受的，但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经济收入的断绝，因此，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都精心维护自己的经济信誉，以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可以自由地兑换经济资本。
2．应对“治超”的关系策略——社会资本运用的消极面
布迪厄是通过对家乡比安地区农民的婚姻策略的研究来探索策略在社会学中的重要作用[14]。他认为，所谓策略，是指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好的追求;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哪怕它们并未遵从有意识的规则，也未致力于完成由某位策略家安排的实现考虑的目标[15]。通过运用策略，行动者不仅能使自身的行动呈现出形式上的合理性，为社会、场域中的其他行动者所接受，而且也能符合自己的主观意图。游戏的参与者的策略决定于其资本数量及资本结构，而游戏的目的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去保持或积累更多的资本。
对个体运输户来说，他们应对从事运输业务时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麻烦时所采取的策略，并不会固定遵守某种规则，有时候反而会违反社会公认的正当的规则。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就是运用可以运用的一切资源，调动可以调动的一切关系去应对所面临的困难。这里的困难不仅包括前面说的车子故障、遭遇车祸，更为棘手的就是车子因超载而被查扣。特别是当前交通系统治理超载超限力度不断加大、对公路执法队伍的管理日趋规范的大环境下，应对“治超”成为除高油价以外，最令个体运输户头疼的问题。他们常常陷入一个“不超不挣钱，超了又罚款”的怪圈。但这些运输户是不甘心如数缴纳罚款的，他们会运用各种关系策略和执法人员周旋以减轻处罚。
个案8:朱，1996年来金，有一部东风半挂车。
问:他们(公路执法人员)罚款的时候是否按文件执行呢?
答:文件是有的，但要真按文件的话还能受了嘛?个体的谁不超?哪个车不违点章?你说说谁的车不(在车厢上)加一圈钢板，或者有的长一点，有的宽一点，(但是)这一点一星的，现在逮到都很厉害。上次在金华，多两片钢板，逮住了要罚一万，最后找找熟人，罚了5千块。罚款太厉害了。
问:执法单位里也有熟人?
答:也有。现在就是这样的。
当问到如何和当地的执法人员建立关系时，有被访谈者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个案14:韩，1993年来金华，有一部大货车(车型不明)，一部水泥罐车。
问:你跟那些查车的(公路执法人员)打交道有什么感受?
答:那些查车的“太孬太孬”了!有时候都想把车卖了，(跑车)没意思。交警、路政、运管他们都是“上帝”，他们说啥就是啥。
问:有时候也能找到人疏通疏通?
答:是哩。你没办法呀。有一次我那个水泥罐车因为超载被查住了，我去处理的时候，一开始问我要一万五。后来我又找找人，罚了五千块钱。
问:跟他们路政怎么拉上关系的呢?
答:也是通过朋友联系上的。
可见，一旦因为超载或非法改装等原因被查扣，这些运输户是不甘心如数交纳罚款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疏通关系、打通关节。而和执法人员建立联系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路子广”的其他运输户，或者通过和自己有经常的业务往来的当地人，包括托运部老板，修车部的老板等。
显而易见，这里业缘性社会资本发挥的是消极的作用，使超载、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逃避或减轻了处罚，从而使其屡禁不止、甚至不禁不止。那这里是否就可以说是消极的社会资本在发挥作用呢?
波茨在谈到消极的社会资本时说到:“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16]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波茨所认为的“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都是指社会资本网络对群体内成员的限制及对群体外成员的排斥，而没有提及社会资本的社会危害性[17]，而我们的研究证明这个社会危害性还是存在的。第二，到底是社会资本的消极方面还是消极的社会资本?因为一个是社会资本的属性问题，另一个则是社会资本的类型问题。其实根据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本质上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而资源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谁处在这个网络中，如何利用这个资源，因此这里所涉及到的社会危害性严格地说应该是社会资本运用过程中的消极作用，这有助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资本的属性。
(四)从适应到融入——制度性社会资本的作用
前述的情感支持和经济互助，以至对各种正常抑或不正常的罚款和费用的逃避所借助的都是个人间的关系性的资本，而有些目标的达成和危机的克服，靠这种关系性资本的力量就很难应对了，需要借助于群体和组织的力量。在调查中发现，这些运输户也意识到了个体力量的有限性和单打独斗的弊端，并在实际中确实发生了联合对抗执法的群体性行为。但这种集体意识和力量能否真正变成组织化的行为，编织起制度化的网络以切实维护自己的利益呢?
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的:他们在流入地的社会适应状况是怎样的?是有意识地参与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和与当地居民的日常交往、还是将交往范围局限在同乡所组成的“初级关系群体”内?他们与所在社区及政府管理部门(如公安机关、交通部门、教育部门)的交往状况如何?有没有积极地寻求正式组织的保护?有没有实际和潜在的自发组织?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调查，主要就是想了解他们社会融入过程中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建构及其作用发挥的情况。
1．社区适应——社会融入的重要环节
无论是在初级关系群体内寻求经济上的支持，还是努力维持和托运部的良好关系，以及动用各种关系应对车辆遭遇的查扣和罚款，都是为了在经济上更好地立足，从而为以后长期的事业拓展和生活安定打下基础。而这些方面按照朱力的说法还都属于经济层面的适应，而在经济上立足以后不可避免地就涉及社会层面的适应。
社会层面的适应主要指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互动的行为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18]。而社区是外来进城农民城市生活的落脚点，他们和城市居民的交往主要是和社区居民的交往，特别是这些忙时跑车，闲时就呆在社区的运输户来说更是如此。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个人生活的形式与特点，它具有鲜明的群体性，并且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包括闲暇时间的安排、与社区居民的交往、在流入地社会参与，对流入地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和感受等[19]。
(1)闲暇时间安排。通过对这个运输户群体日常生活的观察和访谈了解，他们闲暇时间的利用仍不具备十分明显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除了部分家庭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将相当一部分时间投入子女的教育以外，其他闲暇时间主要是群体内部娱乐或仅仅是自我消磨时光，如打牌、看电视、聊天、逛街等，或者出去联系货源，和托运部结结帐。总体来说，这些运输户的业余生活是单调乏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所在地距市中心尚有不少距离，娱乐设施贫乏;二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没有精力娱乐;三是文化程度低，缺少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四是缺少消费、休闲引导，他们的消费方式几乎是沿袭其他早来一步的朋友、同乡。
(2)与社区居民的交往。这种社会交往是一种比生存适应更高的需求，显示了进城农民主动适应城市、在城市获得发展的积极性。通过日常的交往活动，进城农民可以发展新的私人关系，这在其社会适应的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邻里的活动、仪式的参与能够使新来者感觉是被接受的，从而产生对自己所在社区的认可，即社区归属感。相反的，他们会觉得被社会所拒绝。英克尔斯(Alex Inkeles)认为农民与城市接触的经验“也许能成为促进现代化的学校”[20]，在实际调查中，虽然这些运输户跑车返回后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社区内，但他们和社区居民基本上没什么交往，即使有交往也局限与和房东、社区商店的经营者等的交往。大部分交往还是一种功能性的交往，如和房东就房租、房屋修缮进行交涉，和社区里超市的老板的商业来往等，仍然带有朱力所说的“内倾性”和“表层性”特征[21]。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基本上是农村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空间转移[22]。
(3)社会参与和认同。参与所在地社会组织的程度是衡量外来者社会性和地区归属感的重要尺度。通过参加社会组织内的活动可以“满足社区成员社会交往与参与的需求、满足社区成员自我教育与自我发展的需求以及满足社区成员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的需求”，从而使外来移民“获得城市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现代城市的社会文化心理，并且在城市生活中获得职业选择、技能培训、民主选举等城市生活机会，逐渐完成向城市人的转变”[23]。但遗憾的是，在这些运输户所在的社区以至整个金华范围内，并没有面向他们的、适合他们参加的组织，即使有也不为他们所知晓。虽然目前很多大中城市的工会组织已将农民工纳入发展范围[24]，但这些从事个体经营的运输户，显然是工会发展计划的盲区，至少从金华目前的状况来看是如此。在访谈中发现，没有一位受访者参加了当地的社会组织。这说明这些运输户只是处在自然聚居状态，也没有主动的社会参与意识。
(4)与政府的关系和感受。政府管理部门对外来人口在流入地社会的社区认同的形成具有一般的社会组织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如果外来人口要在流入地社会形成完全的社区认同，首先取决于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将他们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并给予相应的待遇。在很多大中城市，进城农民之所以在城市定居多年，也不能产生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和归属，就是因为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各方面得不到政府的公正待遇，更多见诸报端的是政府执法人员对进城打工者、特别是个体经营者的言行歧视、甚至拳脚相加。一项调查表明，在遇到生活处于特殊困难无力自救的情况下，会向“街道办事处”、“救助站”等政府机构求助的进城农民仅占2．8%[25];在另一项调查中，不仅大多数的进城农民(61%)觉得当地政府根本不可能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助，还有5．9%的人认为，他们的困难正是来自“受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的欺负”，也就是说，一些政府管理部门本身就是进城农民的困难制造者。对这些运输户来说，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感受不到来自政府的歧视性待遇，但也很难谈得上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好感。因为一方面，作为他们所认为的“对立面”的公路执法人员本身就是代表政府的，而且部分执法人员确实存在不按章罚款、和不法人员勾结等行为，因此自然形象不佳，很多司机干脆就称那里执法人员为“鬼子”。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也确实没有为外来人口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职能本来就分散在计划生育、劳动与社会保障、卫生、公安等几个机构，而且这些机构对外来人口主要还是传统的管理，帮助外来人口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入的服务项目几乎是空白，一些有限的服务项目也没有广泛的知晓度。
2．自组织——制度化网络的重要载体
无论是关系性社会资本还是业缘性社会资本，其所依托的都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自发性，其作用也往往是满足个人的直接需要。但有时候即使是个人的需要，通过关系性资本也难以满足，更不要说一些群体性的共同利益的实现。这时就有赖于制度性的社会资本，也就是存在与个体与所属的组织、团体以至国家之间的制度化网络中的资本。而流动人口自组织是近几年来形成的制度化网络的重要形式。
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形成是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必然产物。流动人口不仅有打工挣钱的经济需要，也有情感交流、心理归属的社会需求。无论是经济互助还是情感支持，靠单个人都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联合起群体或公众的力量，互帮互助、共赴难关。对于城市外来人口来说，最方便、最有效的组织方式就是在自然聚居的基础上，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结伙成群、互帮互济，形成小团体，甚至制定出一定的规章制度来约束自身，以团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从而有效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我们把流动人口中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以满足个体情感归属和维护共同利益为目的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称之为流动人口自组织[26]。
自组织是由于个体共同的血缘、地缘属性，同样的工作生活经历，同样的情感需求和利益的一致性而自发形成的群体。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建立在情感需求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是一种自由民主的人际关系。成员间的交往和友谊是互助的和真诚的，比正式组织成员间关系更广泛、更深入。第二，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强制的规章，主要是靠共同的情感来维系。第三，没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系统，但有“核心人物”。有没有一个核心，是一个群体能否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及高效率地实现组织利益的关键。这个“核心人物”并非自组织任命，而是自然形成的。它靠的是个体的奋斗经历、自我修养、领导能力和威望等综合因素。“核心人物”虽然没有强制性行政权力，但有很高的权威和无形的影响力。
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情感功能，是个体充分表露个人情感和思想的场所。二是经济功能，在遇到困难时，成员可以向其提供必要的帮助。三是政治功能，“对内民主，对外专政”是这一功能的最好概括。四是社会功能，这是自组织最终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因此，自组织是将分散的个体力量联合起来的好形式。在初级关系群体中，个体一般只需对和自己有直接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承担义务，而在自组织中，个体之间相互都要承担互助责任，不仅因为有组织规范的制约，每个成员也都期待着其他成员的帮助。通过这种组织，可以将每个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积存起来，增强自组织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
那么这些个体运输户群体中是否有自组织的存在呢?我们先从2004年年底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谈起。这次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在2004年4月30日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实施以后，各地都加强了对超载超限运输的治理，而尤以浙江省实施力度最大，导致运输户们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个案12:周，1995年来金华，有一部解放半挂车。
去年(2004年)年底的时候，交警查得太厉害了，出现过一次罢工(这里准确地说应该是“罢运”)……那时候一辆车只准你拉十来吨……交警查了车都得停在他们指定的停车场去卸载，这样的停车场停车一天是一百块钱。而且卸载也得找他们(指停车场经营者或其直接利益群体)卸，自己卸也得给他们钱[27]。
问:后来结果怎么样呢?
答:后来就是交警答应说不查(超载)了……因为查得太紧的话，运费又涨不上去，赚的钱都不够油钱。
问:你觉得这次怎么会成功的呢?
答:谁都不敢跑，大家都一心，谁敢跑的话，就一起数落他，孤立他。
在这里，超越个人关系之上的社会资本发挥了一定作用，即群体成员一致对抗外部的威胁和挑战，这种联合可以抑制群体成员的异常行为，产生一致行动的结果。但是否可以说制度性社会资本已经形成了呢?还没有。一方面，这里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是受到外部压力的结果。当压力减小时，群体成员考虑到继续抵制或抵抗的危险，不再积极投身于群体行动。另一方面，这次群体行动中对越轨者或试图越轨者的惩罚和控制是依靠群体其他成员的谴责和孤立，而不是靠明确的规章制度。还有就是在这次群体行动中我们看不到核心人物的作用，群体行动的参与者都发挥着几乎相同的作用，只是参与的积极程度不同而已。这些特点都使得这起集体事件不过是长期积存的对公路执法者不满的群体性爆发，从性质上讲更像是一起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同时也难以预测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而并不是一种事先有计划、有步骤的、由已确立的规则和秩序控制的组织行为(Organizational Behavior)[28]。
通过对个体运输户群体的社会适应以及自组织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本基本仍属于关系性社会资本，其主要功能是满足群体中个体在情感归属、经济援助等方面的需要，还没有产生制度化的网络以及制度性资本。这也证实了我们的第二个假设，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建构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没有发挥作用。偶尔产生的群体性行为具有外生性和自发性的特征，而不是组织化的行为，究其原因，核心人物的缺乏是关键，同时群体内部经济交往不多，利益交织不明显，影响了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动机。这种状况就决定了这些运输户的利益保护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其效果自然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涉及到群体性利益时。我们期待这一群体中自组织的尽快形成，将社会网络组织化、制度化，以更好地维护群体成员的利益。同时，通过组织内规章制度的协商，通过一致行动的采取，也可以让这些运输户体验城市社会的民主自决，增强市民意识，以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29]。
(五)心理归属——对家庭社会资本的考察
外来移民是否会积极主动地适应和融入流入地的社会生活，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经济收入状况、人际关系网络、家庭关系等外显因素，也受到其心理归属的影响，即这些外来者在主观上有没有长期留居、积极融入的意愿和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一主观意愿是外来人口社会适应的客观状况在心态上的反应。
一般地说，经济适应比较好的人会更有条件也更有意愿留居迁入地。当然也有工作条件很差、收入很少的人顽强地扎根于城市而不愿意返乡，这说明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甚至有一定的能动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新生代或第二代流动人口来说。在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的研究中就发现，“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不同的是，他们中(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有一些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他们参加当地社会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与当地人建立经常性交往关系，甚至加入当地的一些社会组织，渐渐地适应甚至习惯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逐渐生发出一种家的感觉。这些人显然就更有可能不会(或不愿)重返他们的家乡。”[30]朱力也认为，“农民工作为个人存在着重新回到农村的可能性，但是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可能再回归农村、成为农民。”[31]本项研究根据调查群体的特点，重点考察家庭社会资本对他们心理归属的影响。我们的假设是，家庭是否一同迁入对运输户的留城决策有决定性性影响。
1．影响心理归属的因素(乡土认同、土地、家庭成员)
表3-2显示了21位受访者中留居意向的分布情况。从表中数据可见，除了9人明确表示以后不会留在金华外(占样本数的71．4%)，表示会在金华留居和不明确去留的各占28．6%(N=6)。
表3-2 留居倾向
分析有意留居的6位被访者的情况，具有很大的共性:
第一，来金华的时间都比较长。除一人是5到10年外，其余5人都在10年以上。这可能是因为，在金华时间较长的运输户，经济基础一般较好，有的甚至已经在金华购买了商品房。这部分人各方面适应能力都比较强，也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对家乡的感觉反而很淡漠了。
在访谈中发现，那些在金华时间较长的运输户、特别是居留金华十年以上的，和家乡的联系已经很少，他们很少回家，有的距上次回家竟然有十年以上。问及为什么不经常回家看看，多位受访者淡淡地表示:没事回家弄啥?从“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到现在已演变成了没事就不回去，即使到了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时也是如此。很多运输户的子女从在金华出生到长到十几岁，就没回过老家，他们仅仅从父母的交谈和偶尔从家乡来的亲戚那里了解一些家乡的情况。仅靠这样的联系，当然很难指望他们对家乡还有深厚的情感依恋，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影像。这种景况已迥然不同于民工潮涌起之初，那时候进城农民周期性地往返于流入城市和家乡之间，一年至少两次:一次是春节，举家团圆的节日，外出农民是无论如何都要回去的;另一次是农忙时节，这时候在外奔波的农民再忙也要回去料理农事的[32]。
就这些运输户来说，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调查和分析，他们很少返家的原因可归结为如下几点:(1)由于经济收入远远超过一般打工者，使得这些运输户有实力独立租赁套间，并逐步将妻子、儿女，甚至父母接来同住，免除了思乡之苦，也使得回家乡探亲没有太大必要。(2)家乡土地收入在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微不足道，使得这些运输户不必再牵挂家乡农业收成，也因此摆脱了对土地的经济和情感依赖。(3)由于家乡皖北地处江淮平原，地势平坦，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推广机械化作业，收割、播种都已无需多少人力，也使得外出农民不必返乡劳碌。(4)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运输业务繁忙，收入可观，无暇返乡。特别是在早几年，油价较低，再加上运管部门对超载超限运输稽查不严，这些运输户收入相当可观，单次运输收入(中长途，300—500千米，两天来回)可达2 000元，月收入可至一两万元，而回家一次就要耽误五六天，也就是要损失四五千元，所以没事的话他们就不愿意回家。有些运输效益好的运输户请了几个司机，已经不需要自己跟车了，但还是不肯轻易回去，因为一旦车子需要大修，或者被交警查扣，还是要车主自己出面处理。
由此可见，对这些事实上已在流入地定居的外来农民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已经渗入了流入地，他们和家乡的联系反而由于各种原因逐渐淡漠了，他们的子女更是和老家没有实际的联系。对他们来说，老家只是填写各种个人资料时籍贯一栏的名称而已。
第二，子女均在身边且子女数普遍较多。其中有4人有2个子女，2人有3个子女。子女是否同在及其数目是怎么影响父母留居倾向的?这可能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对这些来自农村而且还无法摆脱农村传统观念的运输户来说，虽然已经没有多少人期待“养儿防老”，但晚婚晚育或者节制生育的观念还没有市场。他们的子女数一般都在2个以上，甚至还有4个孩子的。即生之，就要养之。在皖北农村，父母对儿子的责任就是给儿子盖好房子，这样才能娶到儿媳妇;对女儿的责任就是给她找个好婆家，体面地嫁出去。如果儿子的新房盖不起来，女儿找不到好婆家，邻里乡亲嘲笑的不是子女不争气，而是其父母没本事，这种观念给父母带来很大压力。在这种传统文化下，父母本身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使命设定成为子女而操劳。而在金华时间较长的运输户，子女年龄一般也都比较大，有的甚至到了找工作的年龄。对这些二代移民来说，他们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有的甚至掌握了当地的方言，回家乡就业显然不太现实，这样父母就要想办法留在当地，以为子女就业创造良好的条件。而已在金华购置商品房的几位运输户中，他们的孩子虽然都不是很大(初中和小学)，但他们之所以作出定居的选择，最主要的考虑就是当地相对于老家有好得多的教育条件和人文环境。在访谈中，笔者就多次听到受访者对家乡生活环境的抱怨。
个案13:戴，来金华12年，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女儿是老大，已结婚成家，孩子3岁多;大儿子在开车;小儿子在金华上学。
问:跟这边比起来，你觉得老家怎么样?
答:家里你看去吧，哪里都脏，还乱。而这边生活已经习惯了，孩子在这边生活更习惯了，因为就是在这边出生的，到现在还没回去过。
问:说话呢?
答:他们会说当地的话，就是不跟我们说，只是和当地人说。而且也和当地小孩一样，不乱跑，在家一呆就是一天。
第二代外来人口，特别是那些在流入地长大的移民，已经从情感、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完全脱离了家乡，而融入了流入地。他们不像父母那样对家乡有割舍不掉的感情，有经济上的联系(比如很多在老家还有土地，还有父母需要赡养)，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老家只是停留在父母嘴边的话语和自己脑海中模糊的形象，而把“妗子”(家乡当地特有的对舅妈的称呼)误听成“镜子”的故事，说明他们自身的文化已经和家乡的文化产生了隔膜，有时甚至是冲突。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依托更多的是和流入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人际交往已经本地化了，实现这一结果的主要途径是语言的本地话。正是因为掌握了当地的语言，他们才得以方便地结交当地的朋友，学习当地的文化，进而被渲染上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对这部分人来说，回归老家是不现实，也是不大可能的。他们的生活轨迹已经城市化了，可能正因为有这种情况的存在，才更使得其父母决心要留在当地。这和笔者当初的预想是不一致的。
2．家庭社会资本的影响
这里主要想探讨一下家庭社会资本对运输户子女教育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运输户购房决策的影响。
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在于“家文化”[33]，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中国社会本质时也指出: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任的成分”[34]。中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载体首先是家庭，其次为单位、学校、家乡，“其中家庭、家乡体现的血缘、地缘关系是中国人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最主要的社会资本”[35]。波茨也将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功能之一。他同时指出，科尔曼作品的影响在这方面也很清楚。稳定的家庭以及父母中的一方把抚育孩子作为首要任务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或者父母都工作的家庭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这种功能的例子包括麦克兰那安与三德弗的专题文章《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豪对亲戚支持以及私生母亲的分析、哈甘等人对多伦多的年轻人的纵向研究、戈尔德对美国的以色列移民中父母角色变化的阐释。在这些例子中，社会资本的第一种形式——社群联系和控制的减少部分上得到了社会资本的第二种形式——家庭支持的弥补[36]。
对这些运输户来说，大部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状况都不容乐观。在所调查的有适龄子女的对象中，成绩好的很少，有不少是没有读完高中或初中就辍学了。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个体运输户基本都来自农村，自身素质较差，很难给孩子在学业上进行指导，而且本身跑车相当辛苦繁忙。出车在外，短则两三天，长则七八天，孩子很多时候只有交给父母照料。而另一方面，隔代教养的负面作用在这种情景下无疑是会被放大的[37]。所以这些孩子的教养状况都不太理想，而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些运输户自身对教育的态度。在笔者的访谈中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在笔者的姐姐说自己的儿子不是上学的料时，大麻虾就说到:
是上学的料又咋样呢?现在不就这回事嘛?
姐姐:上学上好了还是轻松多了，像俺弟这样明儿个毕业了轻轻松松拿几千块钱。
大麻虾:反正就是少掏点力。
也许在他们看来，上好学就少出点力，不用像他们那样辛苦劳累、担惊受怕。他们看不到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改变人的命运的价值。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子女未来的人生规划，很多子女本身也没有清楚的想法，更不用说进行资本积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当然也有例外。笔者访谈到的已在当地购买了商品房的2位被访者，其子女成绩在所在班级里都属中上等。问及他们在金华购置房产的原因，主要的考虑不是为了更好地从事运输行业、获取更多的收入，而是为了充分利用家庭资本和当地良好的教育条件，让孩子获得良好的教育，将来有好的前程，而不再像父辈那样从事又苦又累、风险又大的个体运输，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体面生活，用他们的话说，现在努力跑车，就是为了子女以后不跑车。
个案16:孟，来金华12年，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在金华当地读书，男孩读小学，成绩中等，女儿读初中，成绩较好。他们已在金华购房，房屋面积125平方，2 400元/平方。
问:当时为什么想在金华买房子呢?
答:那时候怎么想的吧，主要是考虑到小孩在这里上学，方便照顾他们上学。回去弄啥啊，涡阳又乱又脏(这和另一个买房者周＜个案12＞的看法如出一辙)。特别是像俺这样的，家在农村的，老家生活环境太差，还乱，没这社会治安好。也没有发展前途，人还不好处。在这边，你不跟人家说话，人家也不跟你说话，没那么多事，谁干谁的活，谁都不问谁，在家里的人就不管了(在老家，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一方面使人感到人情的亲近，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一种社会控制)。咱那边教育小孩的方式也不如他们南方人。咱那儿的小孩没有他们南方的知道要学习，这跟家长的教育方式和习惯都有关系。
插话:这边人素质高，咱哪个地方的人说不到一块去就打架。
答:恩。这边的人就是你要欺负他了他不理你，他就觉得你不可理喻，就走了，咱那个的人就非得吵个胜负，就这一点不好。
插话:咱那个地方的人就好面子。
答:是哩。但对他们南方人来说，面子能值几个钱呢?有一点啥事人家能看开。
插话:人家讲实际利益。
答:对。我都说金华要是有亲戚的话，就叫小孩交给人家带，人家习惯好。你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孩子，对水珍惜得很。这边放水那边就用东西接着，再冲卫生间。到另一个房间去，这边电视机、风扇就得赶紧关上。就这一点，(特别好)。
通过对这段对话的分析，和对他们家居摆设的观察，可以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上仿照城里人，观念态度上也尽量向城市人靠拢，甚至表现出对家乡人的生活态度、教育观念、人文素质等的否定和对当地人这些方面的赞赏。这显示出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态度和状态，可以说这类人除了语言不同于当地人(其子女不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和当地人已没什么差别了。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孩子当前的教育和以后的发展，他们自然会选择留在金华，而不是等挣够了钱就回老家。在这类家庭中，母亲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孩子的教育上，而较好的经济条件也为其子女享受当地的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正像科尔曼所说的，稳定的家庭以及父母中的一方把抚育孩子作为首要任务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或者父母都工作的家庭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它在这些运输户的购房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例子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主要是教育成本的影响。因为这些外来人口的子女，基本都没有当地的户口(比较现实的途径是在当地购房商品房)，他们要想在当地的学校就读，就必须交纳不菲的借读费，而这笔费用数额并不没有固定的标准，费用的多少取决于借读子女父母讨价还价的意愿和能力，这个能力也和父母所在同乡群体规模的大小和“心齐”的程度有关。如果来自同一群体的父母很多，又能够有效地联合起来去“找”，就可以把借读费压的很低。这里“找”的过程，就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在和校方的讨价还价中压低借读费用的过程。在笔者的访谈中就有这样的一段周(个案12)和刘(个案15)的对话:
刘:听说恁闺女上十七中了?借读费多少钱?
周:交了3 400块钱，人家都只交3 200。
刘:你咋交恁贵呢?
周:韩(周的爱人)没时间找人，我也没时间，
刘:人家河南那一帮子人，有十来个小孩，他们就是找学校磨的，后来一个人就交2 000块钱。明年小孩升初中嘛，咱一起去，跟他们使劲磨去。
当然很难说这对运输户的留城以及购房决策有什么大的影响，因为对于像周这样经济条件很好的人说，没必要为了省一两千块钱就费这么多周折，而对于那些已经通过购房获得金华户口的运输户来说更是毫无必要。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外来人口社会资本的种类和数量对其社会适应和融入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大到购置房产、长期留居，小到规避罚款、少交借读费用等等。
通过这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影响那些已定居运输户留城和购房决策的，并不是以往的研究中所揭示的，是外来人口的经济条件、教育程度以及家乡有无土地等，配偶以及父母是否同在也没有直接的影响。起关键作用的是这些运输户家庭子女当前的教育状况以及未来的就业打算。选择长期留居以至购买房产的运输户首要考虑的是子女的教育和未来的成长。
三、结论与讨论
(一)进城农民社会资本的“中国特色”
1．进城农民社会资本的“中国特色”及其原因
美国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在“弱关系假设”中指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38]。当个体运输户需要扩展业务或者需要和交警、路政部门打交道时，所要借助的业缘性关系就属于格拉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在格拉诺维特的假设中，这种“弱关系”是更有价值的。但边燕杰教授通过对中国的就业过程和社会网络的研究，证实了强关系理论假设[39]。在中国，进城农民在进入和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个人关系性资本，主要是个人从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强关系”中获取的资本，而从“弱关系”尤其从正式团体、组织中获得的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可以说，中国的进城农民在流动中的社会资本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的实证研究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从进入流入地的决策，在流入地的业务开展、经济互助和情感支持，对居住地的社会适应，到未来的心理归属和购房决策，无不受到个人的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深刻影响。业缘性社会资本虽然属于弱关系范畴，但它只是运输户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求助的关系，是在运输户超载这一违规事实存在的前提下，对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甚至不规范操作的利用，而且并不是每个运输户都可以直接利用这种业缘性社会资本，有时还要通过个人的关系性资本激活存在于他人社会资本网络中的这一资源。而自组织这一培育制度化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还没有充分发育起来，运输户们在特定阶段看似组织化的行为不过是在外在压力驱使的自发的临时性行为。
个体运输户以至进城农民社会资本的这种特色，可以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找到原因。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差距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40]。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分配，就是以这样一种“差序格局”来进行的。以个人为中心，从中心向外，距离越远关系越疏，从中心所获得的社会资源也越来越少。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人际关系稳定、可靠，对于没有权力而又没有金钱的农民们来说是最可靠的社会资本了。借助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这种个人关系网络获得的社会资本，在他们流入城市后也被带到城市中，成为他们在城市中赖以生存的有效资本。
这种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个人关系性社会资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作用，除了上面提到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外，还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有关。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很多旧有的制度被破除，而新的制度却又未完全确立，出现了“制度真空”。在旧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制度和观念的影响下，城市还没有建立适应进城农民就业、生活、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的制度措施。为了更好、更快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进城农民只好利用自己唯一可以利用的个人关系网络，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而农民自身组织化意识和力量的缺乏、城市对进城农民自组织的忽视甚至制约，使进城农民的社会资本长期处于个人层次，难以制度化、组织化。
2．“中国特色”社会资本的弊端及消解对策
有学者从中西方社会不同的契约类型阐释中国关系性资本过于发达的原因及其弊端。颜烨认为，契约本身分为“法理契约”和“伦理契约”[41]。家族、宗族、亲友和乡土、宗教型社会资本所体现的都是传统性社会资本，带有“伦理契约”色彩。这些传统性社会资本一般缺乏现代市场化和法理契约因素，由于中国农民倾向于易分而难以合[42]，“从人和人在空间上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43]。所以这种传统性社会资本总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它是直接依赖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一旦主体发生变化，社会资本网络的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中国人与善于集团生活方式的西方人不同，中国人擅长于分家而居住，这种分又分得不彻底，只分到家这一层面，而不像西方社会分到个人[44]。个人之合容易在法理契约基础上合作为一个集团，也需要借助集团的力量维护和帮助个人对付外部集团。而家庭之合则难以合到集团里，因为家本身就包含了小集团利益，这种小集团虽不强大，但有一定的维系作用，中国的小农意识就体现在这个小集团利益里。这就使得中国人、特别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农民很难超越小群体、小集团的利益，而生发出一种公共意识，除非有强大外在压力的驱使及核心力量的组织。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发育缓慢的原因。
如何克服这种状况，真正构建起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资本?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农民可以利用的只有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等个人关系网络上的社会资本，因此需要外在力量的介入和引导。在这里，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王思斌在谈到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建构时，就提到了建立诱导性社会资本的策略，即在政府有意识的诱导下形成社会资本。在政府的持续支持中，帮助他们实现社会资本的维持和发展，包括对弱势群体给予制度化的支持(如让农民工加入工会，在进城农民集中居住的社区建立外来人员权益保障机构等)，以及扩大他们的支持体系，实现异质的支持网络连接等。通过扩大纵向的社会支持网络来缓解弱势群体的困境，通过弱势群体内部的互动缓解群体成员的心理压力，使社会资本得以保持[45]。也就是说，在弱势群体制度化社会资本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以政府为核心的支持力量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不是大包大揽、操办一切，因为制度化社会资本建立的基础还是弱势群体与正式的组织和团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因此关键还是要发挥弱势群体本身的力量，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性资本来构建制度化资本。个体运输户虽然在经济地位上高于一般的外来打工者，但是放在他们所生活和营生的环境里，和他们所面对的城市群体和规则制度来说，他们还是弱势群体，所以依然可以借鉴上述的原理和方法。
(二)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
对于中国这样有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积淀和人口庞大、层次众多的社会，暴风骤雨的激进模式往往是要失败的[46]。正是在缓和的、渐进式的发展进程中，现代性社会资本才得以立足和发展;也正是在渐进式过程中，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又相互促进，共生共荣。这也要求我们要深刻洞察现代性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以及它和传统性社会资本共生共荣的基础和条件。
1．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体制洞”问题
所谓“体制洞”是指经济社会体制在变迁过程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往往会形成许多漏洞，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社会转型期的制度真空[47]。具体到我们这里所谈的体制洞是指从资源分配(包括就业信息获取、再分配等)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体制断裂，即旧的分配体制解体了，但市场体制不是尚未形成，就是运行无效。例如，国家劳动部门的职业分配制度取消了，但职业信息的传递渠道在市场中不是很少存在，就是所提供的信息只是无人问津的工作。求职者处于劳动力配置和流动的体制洞之中:有价值的信息无从获得，与雇主的相互信任无从建立，求职者与雇主的相互约束没有体制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社会资本将发挥特殊的作用:作为信息的桥梁、作为信任的基础、作为人际关系约束的保证。这说明，在国家资源分配制度解体、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将是重要的过渡机制，从而对整个社会发生作用。
这也再次证明，在目前社会转型时期，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延续其传统社会资本是有其合理性的。进城农民冲破了城乡二元格局的束缚，流向城市，这种流动整体上是有利于中国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市场化分配机制的建立的。因此，国家应确立起各种有利于这种流动的社会制度，努力培养劳动力市场，为劳动力流动提供就业信息、机会和资源。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完善的劳动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及其制度化还需要长期的过程。既然制度上还不能保障他们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本，农村劳动力就只能求助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
2．公民民族意识增长推动法力契约型社会资本快速发展
随着市场化发育的深入和人们经济利益的日益满足，公众在政治上的民主意识和民主权利要求也开始增长。最明显的例证是单位社区、居民社区等共同体内部民主决策参与气氛的浓郁。在城市的转型时期，社会组织和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通过这些非政府的组织、团体进行间接管理，形成政府管社团、社团管外来人口的间接管理体制，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和优势。这必然会减少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政府执政效率，促进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这正是社会资本的正功能所在。普特南在研究西方现代城市社区的发育和培养问题时认为，发展社区之间长期的不断交往及其平等交换的规范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有助于建立一种市民参与的公共网络，特别是由市民自主组成的经济(如合作社)和社会团体(如福利互助组织与兴趣团体)，将能促进市民之间的合作。首先，公民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信任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润滑剂。其次，公民参与网络也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且放大了其他人值得信任的信息。研究囚徒困境及相关博弈的学者指出，通过反复的博弈，更容易维持合作关系。密集的社会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他有助于培养声誉的方式，这些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建立信任的必要基础。最后，公民参与网络体现了过去协作的成功，后者是未来协作的文化模本。像信任、惯例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就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些社会资本有利于未来在完成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48]。实际上这样的市民社区就是一种现代性社会资本。目前国际上掀起的非政府组织热，其实也就是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崛起。随着进城农民和城市社会团体交往的增多和进城农民自组织的成长，他们一定也可以感染城市民主意识增长的气氛，逐步地养成现代城市生活观念，积累法理契约型社会资本。
3．社会资本生成的文化心理机制
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的内涵就是信任、规范和网络[49]。这里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在行动中获取和利用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社会网络背后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信任和规范不仅是社会资本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心理因素。
信任是什么?按照英国学者迪戈·甘姆贝塔的解释，信任是一个行动者评估另外一个或一群特定行动者将会进行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水平，这种评估发生在其能监控此特定行动之前，而且这种评估在一定情境下作出，并影响了该行动者自己的行动[50]。颜烨认为，信任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性信任或说是人伦关系信任，一种是现代性信任或说是法理契约信任[51]。因为信任是属于社会道德观念的一种，而社会道德观念是在一个社会里生活的人应当自觉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的观念，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由该社会的格局决定的。传统社会格局蕴育传统性信任，现代社会则会产生现代性信任。有的学者把信任区分为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前者指“对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即传统社会结构中以熟人社区为基本单位的信任，带有特殊主义色彩;后者是“对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是建立在抽象的系统之上的，它所依赖的两个最大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通常以学历社会为背景，带有普遍主义色彩[52]。这两种形态又正是相应的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相区分的重要基础。所有信任的形成及其在此基础上最终生成的社会资本都是一种如卢曼所说的“社会简约机制”[53]。因为信任的存在，就能避免行动中许多不必要的繁琐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提高行动效率的效果。而这又正是社会资本运行过程中低成本、低代价、高产出、高增值的功能体现，这也是一切资本的最基本特征:实现所投入资本产出的最大化。
社会资本中另一个重要成分是“规范”，即文化、习俗、契约之规。新韦伯主义理论家认为社会资本(或其等价物)是“各种联系”和规范的结合，它把巨型组织中的基本单位内的个人粘合在一起或通过不同的制度部门把他们联系起来[54]。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子和人情是人际信任的重要成分，人情构成人际交往的核心，“人情二字应该是指人与人间的关系，亦即‘人相处之道’”[55]。中国人是重情而不重理。“在社会交换中，人情可以说是媒介，或者说社会性交往是靠人情来维持的。人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润滑剂”。“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及“这次你帮我一个忙，下次我帮你一个忙”就体现了“恩报伦理”。尽管如此，交往者的形象、态度、能力、人格、信誉和威望成为信任和社会资本建构的实在性基石，决定了信任的长期性和复加度，决定了社会资本的维持力、致密度和成事率。
规范也是社会资本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在波茨看来，社会资本的第一个功能关注的就是社会规则(规范)的执行，从而使社会处于一个良好的运转之中。和正式的法律、规章不同的是，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通常来源于有限团结和可行信任，而且执行规则(规范的)的主要结果恰恰是使形式或者表面的控制没有必要[56]。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无论是在传统性社会资本还是现代性社会资本中，信任、规范等这些心理因素都是基本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由于所依存的社会格局不同，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它们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在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建构中，我们可以以传统性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和规范等资源为依托，继续发挥其对群体成员的凝聚和勾连作用，而外界诱导力量所要做的关键就是扩展传统性信任的范围，建立初级群体之外、社会团体之类成员的普遍信任;同时要让群体成员明确，规范不仅存在于熟人之间，在社会交往的每一个方面都存在规范，遵守规范是获得他人信任的重要条件。
(三)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的建构
社会资本概念的生成与繁荣反应了转型时期社会科学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复兴，使得人们从一度低迷徘徊的精神信仰危机中和沉湎于经济理性物质享乐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中解脱出来[57]。社会资本的复兴正是转型时期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的表征。应该说，社会资本不是公共政策的替代物，而是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58]。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正功能是提高政府社会管理效率的重要措施。
前述多次提到，社会资本在形式上有传统与现代之分，在功能上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它们在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产生形成的政治经济条件中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底蕴和心理机制又多少使得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本在形式上始终是以传统性社会资本占主要地位。这些社会资本虽然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密切，但是相对封闭、延伸半径小、多为纵向，难以形成相互之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整合成为群际性社会资本。同时，对人际关系过度强调的传统和个人在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时权力的广泛介入，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人治的泛滥不仅造成了制度的软化，而且为政治权力的全面扩张和渗透提供了机会，阻碍了社会的发展[59]。传统性社会资本占主导显然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这就要寻求合理的模式，把现代性法理型、制度性社会资本的构建放在第一位。
鉴于中国文化传统和转型时期的特点，现代性社会资本的建构必须在策略上有所考虑: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即文化、习俗、规范、信仰等)进行改造，发掘传统性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利用制度创新增加现代性社会资本的规模[60]。
1．要在整个社会中利用制度创新造就制度公正的局面
制度公正才是当下中国社会公正的第一要义。制度公正首先意指制度制定的合理性，即事前合理预设，同时也包括对现有制度不公正的修正，制度在执行中要谨防偏私性、力保公正性[61]。当前，寻求制度公正就要把公民权利落到实处，保护公民权利，包括自由迁徙权、平等的就业权和子女受教育权等。同时，要培养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特别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同时，推动公民社会发育，扩大群众自组织的联系的广泛性和行动的有效性，在规范政治权力的使用范围、严格限制政治权力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渗透的同时，发挥政治权力应有的正面作用。总之，制度公正是构建现代性社会资本的重要前提，反过来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或积极性社会资本又能促进制度公正的创设。
2．充分发挥政治权利在社会资本建构上的作用
政治权力在社会资本建构上的正当作用主要包括:(1)在法律上确定新生的社会关系;(2)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冲突或矛盾;(3)利用自己的地位建构总体的社会资本，对能够体现社会总体价值的社会资本给予肯定、宣传和推广;(4)协调社会资本，创造主体之间的关系[62]。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景况下，市场经济虽然有了显著的发展，但市场的秩序和规则等尚未完全建立和完善起来，老百姓需要非常警惕处理各种关系，而公民社会组织更是处于萌芽状态，对人民利益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面临规范和培育社会组织的任务，还需要在各种组织与公民个人的交互行为中承担起维护公平和公正的角色，特别是要促进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建构，给予制度化、横向化的支持，以扩展其社会支持的网络，提高其组织化水平。
3．树立社会资本意识和社会资本开发意识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之路上，人们更多地考虑依靠政府的力量，依靠市场的力量，或者依靠科技的力量。但是，发展经济，仅仅依靠政府、市场、科技是不够的。社会资本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联合国已经把社会资本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四种资本之一，我国《“十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和政策》也明确地把社会资本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四种资本之一[63]。为此，我们应该有明确的社会资本意识和社会资本开发意识，在社会资本发展过程中，自觉地开发和积累社会资本;同时努力促进传统性社会资本向现代性社会资本的转化，以及现代意义上社会资本的建构。
有人说过:拿起一个瓷瓶远比捧起一堆碎瓷片来得容易。对于进城农民来说，在主流社会的公共空间尚无法吸收他们的情况下，应当帮助他们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公共生活。这反过来会使主流社会更认为他们对公共生活有害并加以阻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64]。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把进城农民组织起来，纳入公共生活的轨道，这样可以使进城农民较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培养起城市生活的观念，从而保障进城农民群体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安宁，促进社会的和谐。
【注释】
[1]李强著:《当前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邹农俭著:《农民的身份转变——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飙:“‘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4]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5]虽然我国大部分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区农民负担有所减轻(当然也有部分地区农民负担有所反弹)，但和在城市打工的收入相比，种地的收益还是相对较低的，因此外出打工的农民开始将土地留给老人耕种，或者转让给其他人耕种，或者干脆抛荒。这样他们对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和土地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
[6]史柏年著:《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7]新华网安徽频道:http://www．ah．xinhuanet．com/xinwen/2005-03/02/content_3801558．htm。
[8]孙立平、林彬、刘世定、郑也夫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200页。
[9]资料据中国涡阳网:http://www．gy．gov．cn/index．asp。
[10]资料据七里殿社区居民委员会。
[11]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2]李涛:“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需求与障碍”，载李真主编:《流动与融合——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论集》，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13]Granovetter，Mark(1973)“The Strength of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1360-1380．
[14]杨善华主编:《当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15]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版，第27页。
[16]亚历山德罗·波茨:“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17]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波茨也谈到了社会资本“存在着反对公众的阴谋”。但这里公众仍然是指“那些排除在网络和相互支持关系的组织和团体之外的人”，而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利益。见亚历山德罗·波茨、帕特里夏·兰多特:“社会资本的下降”，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18]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19]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0]英格尔斯著:《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1]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22]宋言奇:“城市流动民工心理社区的构建——以大连市的个案分析为例”，《南华大学报》2004年第2期。
[23]张炜:“城市化、市民化与城市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1期。
[24]王亚琴:“社区工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助推器’”，《工会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8期。
[25]李涛:“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的需求与障碍”，载李真主编:《流动与融合——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论集》，团结出版社2005年8月版。
[26]王义、许珊珊、郭开怡:“流动人口自组织问题及政府管理对策探究”，《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27]这里，相关部门的做法是明显违反规定的。因为根据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规定实施:“卸载一般由交通、公安部门的执法人员告知车主或者司机自行卸载。需要提供协助卸载和保管货物的，相关的收费标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此外，各级交通部门还可根据卸载货物的种类为卸载货物提供不超过3天的免费保管时间，并将货物有关保管事项书面告知当事人。”很明显，这里执法人员既没有让“司机自行卸载”，也没有提供“免费保管时间”。既然执法部门失信于民，又怎么要求老百姓奉公守法呢?
[28]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第十版)，1999年版，第594页;周晓虹著:《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29]关于进城农民维权组织的类型、存在的问题、创新思路等可参见邓国胜:“农民工维权的组织创新与政策选择”，载李真主编:《流动与融合——农民工公共政策改革与服务创新论集》，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306页。
[30]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31]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32]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打工收入还不足以弥补脱离农业生产所造成的损失，而且农民对土地多多少少还有很深的情感依恋，他们不舍得轻易放弃土地，即使农业收入已不足以养加糊口;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机械化没有大面积推广，外出农民在农忙时节不得不返回家乡从事农业劳动。
[33]颜烨:“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5页。
[35]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
[36]亚历山德罗·波茨:“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37]相关文献可参考:刘摇华:“隔代教养:无奈中的现实选择”，《幼儿教育》2005年第6期;童春旺:“隔代教养:未成年人犯罪不可忽视的家庭因素”，《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罗国芬，佘凌:“试论儿童教养方式“问题化”的对象——兼论儿童教养方式研究中几个概念的关系”，《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
[38]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社会学》2001年第7期。
[39]黄凤:“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社会资本研究”，《社会》2003年第2期。
[4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41]颜烨:“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42]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64—765页。
[4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44]理查德·M·瓦莱利:“电视迷的民主?”，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45]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46]颜烨:“中国现代化的多重二难困惑”，《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47]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8]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49]同上，第155页。
[50]迪戈·甘姆贝塔:“我们能信任信任吗?”，《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51]颜烨:“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2]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53]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54]迈克尔·武考克:“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55]金耀基:“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载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79页。
[56]亚历山德罗·波茨:“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57]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58]殷德生:“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个理论综述”，《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7期。
[59]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60]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61]颜烨:“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62]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
[63]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64]秦晖:“‘贫民窟’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器?”，《新世界报道》2005年12月8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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