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社会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大大加快、后天的自致性因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于个人自致条件的获得，教育无疑是重要途径之一[2]。布劳、邓肯(1967)对美国社会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与教育年限的关系测量表明，两者的正相关系数达到0．73。而随着“学历主义”、“文凭主义”风潮的日益炽烈，学历成了一面镜子、职场“筛选”的标准，它聚焦着社会成员自我实现与追求的目标，又折射出将来预期的价值。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教育机会的增多，为子女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提供了可能。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免试、就近就读公立学校的政策”[3]，尽管仍然有一些家长通过关系或交额外的费用来“择校”，但从总体上看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主动选择的空间较小，基本上是被动的服从。而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即初中毕业后，所有学生及其家长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否继续就学、选择普通高中还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选择公立学校还是民办或私立学校、选择外地学校[4]甚至国外学校;如果未达到分数线需要交一定的“择校费”才能继续学业是否愿意接受……学生和家长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的获得了教育机会选择的权利，而这也将直接关系到子女将来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进而影响到未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
择校和教育公平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教育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暂时将制度搁置、不予讨论的话，就会看到另一幅图景:社会成员(个体)在现有教育制度框架下的有限空间里对教育机会进行选择。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选择、自由是人的本质，选择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选择应该是自由的、无条件的。那么有条件的选择背后肯定蕴含着更多的社会内涵。笔者在前期对绍兴和温州地区的城市家庭对子女高中阶段[5]的教育机会选择所做的调查中发现，自雇用群体(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有很多共同之处[6]。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那么这个特殊的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机会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有何共同特征?他们的选择是否遵从共同的逻辑?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收益的追求在其选择过程中是否同等重要?这便是本研究试图展开的主题。
之所以选择绍兴和温州，一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的个私经济比较发达[7]，二是因为关系便利，这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一、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自雇活动”(self-employment))是一个定义宽泛的概念，从字面上理解，与拿工资受雇于人相对，包括在非农产业部门为自己工作的所有工作。国内外学者关于自雇用者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8]，前者将其界定为个体工商户阶层中的一部分，后者将其界定为“自雇用者是指那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部分或全部的收入，而非出卖自己的劳动给雇主以获取工资的人”[9]，即包括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他们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都代表了一个很容易辨识的社会群体。结合绍兴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本研究中“自雇用群体”为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具体而言，私营企业主为第二产业雇用人数在8人以上和第三产业雇用人数在4人以上并且不直接参与体力劳动伙伴体力劳动的业主(本研究中的私营企业主绝大部分为小私营企业主，雇用人数在50人以下)。个体经营者在具体操作中参照绍兴市经济普查中使用的衡量标准:是指除农户外，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配的一种经营单位，包括:(1)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 (2)经民政部门核准登记并领取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3)没有领取执照或证书，或按照有关规定免于登记，但有相对固定场所、年内实际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三个月以上的城镇、农村个体户。但不包括农民家庭以辅助劳力或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的兼营性活动[10]。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城市自雇用群体对其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选择行为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因此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作了限定:绍兴和温州籍(以户口所在地为标准)、长期(近3年来一半以上时间)居住在城市、子女目前正处于高中学习阶段的自雇用者，而对其子女的户口是否在该地则不作限定。
(二)基本分析框架
1．研究假设
假设1:自雇用群体在经济收入、文化水平、社会网络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造就了他们生活境遇和活动空间的类似，为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奠定了基础，这些是特定场域中的“惯习”的体现，它们影响着选择过程。对子女的较高预期、对文化的渴求、对面子的格外重视都可以视为重要的“惯习”。
假设2: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中，自雇用群体向上流动水平较高，主要是通过增加经济资本实现向上流动;但他们的总体文化水平偏低，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因此对于子女还希望其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实现向上流动。
假设3:在做出选择时，自雇用群体会在成本和收益预期之间做个权衡，教育机会选择是一种投资行为，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收益的预期的地位是等同重要的。
2．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基于假设1和假设3，我们从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和布迪厄的“资本—场域—惯习”理论找到了有关“投资行为”的回答和解释。
人力资本亦称人力投资，就是人的能力，包括人的知识、技能及体力的总和，其中的知识与技能主要是通过教育投资获得的(贝克尔，1987);人力资本投资从本质上讲，是对人的能力的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也并不仅限于货币收益，还包括心理收益和社会收益等。人力资本的经济学立意，极大地突破了囿于物质资本的传统经济学的局限，使经济学主体化了，但开发、生产人力资本，必然要有相应的社会机制。这一问题的解决，恰好与社会学的文化资本理论主题相接。文化资本的具体形式与身体有关，其积累是在具体形式中进行的，也就采取了文化、教育、修养等形式，这种具体化文化资本可以转化成个人有机组成的外来财富，可以是转化成个人习性的外来财富。这就启发人们思考并得出结论，经过文化资本的转化可以生成人力资本[11]。布迪厄对资本有着独特的解释，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外，还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从而扩大了资本的内涵。
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就是人们的社会行动，行动能力的来源和行动的目的是反映社会结构的一个很好的洞察角度。如果行动者个体在自发的行动过程中有一定的规则意识或认可的行为方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都遵从同一或类似的规则的话，这种行动就可以看成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作为内化了的、已经沉淀了的、长期反复的个人和群体的特定行为方式，引导着行动者的行动。在惯习的作用下，行动者会自发地进行行动”，因此，如果自雇用者的自发的选择行为带有群体性特征，这种行为便可以理解为进入一定场域的自雇用者承诺了对场域的特定规则的遵从，认同并分享场域特有的价值。场域作为各种要素形成的关系网，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动力是资本。
(三)主要概念
1．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可以有三种存在形式:“①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如文化、教育、修养);②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这些商品或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如学术资格、学位证书)，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资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12]。这三种形式可以分别称作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体制化状态的文化。对布迪厄来说文化能力是最重要的，而特纳对文化资本的定义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13]，两者相差无几。而在本研究中，文化能力和体制化状态是被同等关注的。
2．社会资本
许多学者认为，最早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14]，然而，对于如何定义“社会资本”，社会学界尚无统一定论。布迪厄、詹姆斯·科尔曼、林南(2005)、张其仔从社会关系和网络的角度来界定，普特南把它理解成“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15];日本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把社会资本视作社会规范;国内有的学者将社会资本认定为获取资源的能力(边燕杰、朱国宏等)。
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主要是由于各自的偏好选择与分析层次的不同，本研究中把社会资本理解为: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可以调动的、有利于行动主体实现某种目的、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关系网络。
3．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不同社会集团或阶层的人由于各种利益驱使或者各种原因，主动或被动的改变自己当前社会结构地位的一种社会行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向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移动，即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4．场域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一个大场域，是由各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场域构成的。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而不是地理空间。场域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逻辑和必然性”，即“每一个子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16];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各种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17];场域不是静止不动的空间，而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它们之间的不断博弈不仅使场域充满活力，而且使一个场域类似于一种“游戏”[18]。
5．惯习
惯习(habitus)，是和场域密切相关的概念。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这种“性情倾向系统”就是惯习。第一，这是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是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第二，惯习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但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性，而是与客观结构(场域)相联系的主观性。没有孤立存在的惯习，只有与特定场域相关的惯习。第三，惯习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它作为一种主观性的性情系统和心智结构，“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是生物性的个体里)”，具有个体性。同时“惯习是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的”，“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19]，又具有社会性。第四，惯习具有历史性和能动性。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同时，惯习又是个体在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20]。
(四)研究方法
要研究城市自雇用群体在现有教育制度框架下对其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选择行为，首先有必要对该地区该群体的选择过程和策略以及影响因素有总体性的把握，而后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究隐藏在他们的选择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和具体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交叉整合的方法(Maxwell，1995)[21]，即在一项研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交替进行。
访谈所认识的5名自雇用者和预调查的基础上完善问卷，于2007年1月底在绍兴进行入户调查，根据分层抽样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的原则，共发放问卷119份，回收有效问卷117份，并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使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所做的问卷调查所得资料进行分析。随后，从问卷调查的对象中依据分层原则(注册资金量、子女就读学校类型和居住地点)在样本中选取了13名进行深入访谈，同时原先的5名自雇用者也恰好符合分层的原则，因此对他们进行了回访。每次访谈时间在40分钟至2小时之间，对于某些个案，我们还进行了多次回访，并经其中两名访者同意，获得了为期一周的参与观察的绝好机会[22]。同时访谈了两位校长(公立重点高中和民办高中)以及两名班主任(公立重点高中和中专)，作为管理者的意见和理解对本文的分析也有很大的帮助。在2010年，笔者又有机会接触到在温州的一些自雇用者，与他们的交流为第一手资料的补充和更新提供了条件。
二、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总体特征
本研究涉及的教育机会选择行为，包括三层意义:①是否继续接受高中阶段教育;[23]选择何种类型的高中阶段教育;③选择就学的地点。
(一)对影响因素的数据分析
鉴于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度量指标)有19个，数量较多，其中的某些变量之间显然相关性很高且有共同点，因此，这里试图通过因子分析对19个具体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类提取公共因子，以减少变量数量、便于进行分析。
在了解各影响因素之间相关性后，需检验KMO值。
本研究中KMO值=0．733，意味着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接受，且效果较好[24]。
表7-1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因子个数提取原则为因子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25]的前m个主成分(见表7-1)，通过方差分解因子提取分析可知，提取7个因子，即m=7。而其方差贡献率为80．17%，即这7个因子包含了原来19个影响因素的信息中的80．17%。
那么这7个新的公共因子分别代表原来19个变量中的哪些变量，将因子正交旋转后得出表7-2所示的载荷矩阵。
表7-2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矩阵中载荷较高可以反映因子所包含变量的信息。从上面的载荷矩阵可知，对原来的19个影响因素(度量指标)归结为7个因子。通过对问卷的主体量表部分的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上述因子分析具有有效性和可行性。因此，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就近)和学校的规模、设施等这两个变量由于其对总体选择的影响不明显，且被调本身也认为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分别为1．26和2．12)不高，而被剔除，不作分析。这些因子所包含的度量指标对选择行为的影响力量有区别的，孩子的学习潜力最重要，而家庭经济对教育支出的承受能力是最不重要(详见表7-3)。
表7-3 因子及其度量指标的平均值
(二)选择行为的总体特征
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自雇用群体对其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选择行为和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共同特征。
首先，从选择的过程来看，孩子的学习能力、学校带给孩子的前景(声誉、类型、师资等)和对孩子的期望是起点，选择过程是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决策的过程，较为尊重孩子的愿望。决策通过对信息的转换和传递来实现，信息是维持决策活动的依据。在选择过程中，向周围的人，尤其是了解招生信息较多的人和经历过中考的人咨询，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做出更好的、更科学的决策(见表7-4)。
表7-4 在您的孩子在填报中考志愿之前，您向以下哪些机构或个人咨询过?
其次，选择和决策过程可以看成是投资过程，为了使得投资更有效，在投资之前，家长会在成本、风险和收益之间做简单的甚至比较精确的权衡，但他们对成本并不十分在意，更关注的是产出即教育投资可能带来的收益;但由于收益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风险性。
再次，就选择的动机和目的而言，着眼的是孩子将来的发展前景，但获得面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美国社会学者林南以社会资本为分析工具，将行动划分为工具性的行动和表达性的行动，工具性的行动是去获取资源，而表达性的行动是维持现有的资源，因此，从林南的定义来看，自雇用群体的选择兼有工具性行动和表达性行动的特征。
三、文化资本的积累——选择行为的收益预期(一)
舒尔茨在1961年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一文的开始就指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是指“体现于人身体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26]。对于任何投资行为，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就是收益和成本。加里·贝克尔提出了一个简化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模型(成本收益率法):
该模型表示，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应该由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者的收入高于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者的收入来获得回报。
②其中r为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yj表示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者在第j年的纯收入;xj表示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者在第j年的纯收入;C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K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n为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可以用于工作的年数。
“如果学习的话以后找个好工作这几年读书的钱很快就赚回来了，况且我们经济条件不错，指望他赚很多钱也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家长们朴实的想法。
当以投资行为来再次审视自雇用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机会选择时，由于孩子尚处于高中阶段，一方面经济收益(将来的收入)尚不明朗，另一方面，经济收益主要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而来，因此接下来讨论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个方面的收益预期是重点。
从微观意义上讲，人力资本的形成是指人们获得和增加技术与技能、信息、知识存量的过程。人力资本的微观形成方式可以概括为教育式与实践式两种途径[27]。所谓教育式，就是通过正规机构集中地传授知识、技术、信息的过程，主要指各级正规学历教育和各种培训，实践式是一种内省型的文化积累过程，通过自学、模仿、实验等行为，积累文化资本。
(一)体制化状态的文化
体制化状态的文化即由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学术资格、各种学位及毕业文凭等。“这种证书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28]。在现代社会，文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成了标签和符号，作为知识能力的一个标志，成为获得理想职业的敲门砖。
陆先生，作为父亲，对孩子有着自己的期望，作为私营企业主，对于招聘较为熟悉，他对文凭、学历的体会是:
现在要找到好工作、体面的工作，文凭、学历是敲门砖。我们自己厂子招人，如果是管理人员我们要求应聘者有大专以上学历，这倒不是说我们认为没有文凭就没有能力，但是来应聘的人我们都是不认识的，也就只能拿学历、文凭作为标准了。做父母的总希望孩子以后能找到好的工作，那也就尽可能的要让他上大学了。(B1)
而下岗后现在自己开了个水果店的李先生的体会是:
对于文凭的重要性我有切身的体会，我7年前下岗就是因为我没有文凭、不是专门的技术人员。自己年龄40多了，干体力活也不行了，就把积蓄拿出来开了这家水果店，生意还不错。现在就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将来不要像我这样没有一技之长吃苦。(B2)
在职业期望方面，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无论是绍兴还是温州的自雇用者，他们都希望子女从事稳定的工作，尤其对公务员这个职业情有独钟。
“我们要求是这样的，公务员是最好的，我们不要求他们做生意，因为做生意很辛苦的。望子成龙，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出来找个稳定的工作，不要那么辛苦那么操劳，稳定就可以了。”(A5)“第一是考公务员，第二是银行类的工作，最后才是搞贸易，接我的班。现在贸易也不好做，能考上公务员最好。”(B5)
确实，文凭作为个人受教育与训练的凭证，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求职的通行证，被视为职场的筛选机制。1973年，美国教育经济学家迈克尔·史潘斯(Michael Spence)发表了《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他认为，当雇主进入劳动力市场招聘时，市场并未向他提供有关每个求职者生产能力的完全信息;雇主的决定便成为一种不确定的风险投资，而受教育程度是一种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是雇主鉴定求职者能力、筛选求职者的可靠装置或手段。而且，文凭相对于其他信号，如年龄、性别、种族、经历等来说是一种最有效且相对公平的信号[29]。
在我国，高等教育是获得合法有效的大学文凭的唯一途径，在当前的高考制度下，重点高中以其高升学率吸引着具有商业头脑的自雇用者趋之若鹜，使得“择校热”一浪高过一浪。
当然并非所有的自雇用者都将目标锁定在重点高中，在被调查的117例中，就读于重点高中的有30例、普通高中的31例，私立或民办高中的32例，而中专(职校、技校)类为17例，国外就读的有7例。他们基本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他类型的学校。
我女儿进的是私立高中，学校管得比较紧，校风很正。这所高中是跟澳大利亚的一所中学合作的，英语是特色，以后孩子如果通过雅思考试的话，高中毕业后可以申请去澳大利亚读大学。女儿很乖，学习也挺努力，跟以前比还是有进步的。(C3)
钱先生说他儿子就读中专的原因是:
按照他初中的时候在班级里的中等成绩，只能上普通高中，这样重点大学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就兼报了高中和中专，这样保险，万一没上高中的话还有中专可以读，还不用交什么借读费、赞助费什么的。我认识中专的校长，他向我介绍他们学校有一个化工专业不错、就业很吃香。现在很多本科生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中专技校出来，专业对口。(D4)
可见，无论是选择什么类型的学校，升学率、获得更高的具有合法保障的价值文凭，为子女将来在社会中立足是自雇用者的初衷。
(二)文化能力
文化能力，又称文化资本的具体的状态，它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如文化、教育、修养)存在，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能力以内在化为前提，这一过程需要学习，需要时间的投入，这一过程不能由他人代替，必须由学习者身体力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积累，即布尔迪厄所说的由“实有”变为“实存”。其实，如果对文化能力的表现形式与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联系起来的话，可以把行为方式、语言风格、品位与生活方式看成是“惯习”，而人的能力和教育素质则可以看作我们日常用语的文化能力，要培养能力和形成并实践“惯习”则离不开场域。
首先，家庭作为第一个场域，对下一代文化能力的培养，具有启蒙作用。一些经验研究证实，能否取得更高等教育成就和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受到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地位越高的家庭(父辈)文化资本就多，对子辈而言，就是有较好的家庭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子辈就越有可能因此获得较高的文化资本，取得更高的教育成就(Paul DiMaggio，1982，1995;George Farkas et al．，l990)。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第一个学校，家庭成员的行为方式等会直接对孩子产生影响。通过这样的机制进行再生产，这样，社会成员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家庭内代际传递。因此，文化资本积累有限的家庭会更重视学校的教育机会:“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文化，能教孩子的不多，就只能希望孩子能进个好的学校，多学点东西。”(B3)
其次，学校是文化能力内化过程的重要场域。如果孩子在具有良好氛围的学校里生活和学习，在耳濡目染之下，无疑有利于孩子的行为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文化能力的积累。这也是在选择过程中对“学校的声誉”(重要性均值最高，为4．7265)尤为重视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孩子在重点中学就读的徐先生认为:
选择高中还是中专，我其实觉得无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未必一定要走高考这座独木桥、一定要上重点大学。但是学校的氛围、风气一定要好，学风要正，不然孩子很容易变坏的……责任心强、学识渊博的老师是孩子身边最好的榜样。
到国外就读，新的环境对孩子文化能力形成和内化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对此，将孩子送到国外就读的陈女士(曾经在中学工作，2000年辞职，丈夫曾是绍兴外经贸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理解非常深刻，她这样告诉我:
其实我女儿成绩在班级里一直排在前五名，她可以进重点高中，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让她去国外学习。这是我们一家人做出的慎重的决定。我到美国去学习过半年，我一直觉得国内的应试教育太严重了，把小孩子都训练成了考试的机器，学习压力大，根本没有时间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更不用说创新了。……现在我女儿到国外读了一年多了，她现在的状态与国内的孩子不一样，很多能力也得到了锻炼。(E2)
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投资，这种投资的真正驱动力并不在于其投资收益的多寡，而在于:文化资本具体化后能够作为一种内在的力量为资本持有者的行为提供支持[30]。更为重要的是，资本持有者所占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在今后的文化资本投资中越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文化资本投资进行文化生产所获得的文化成果(如一项新发明、一部新著作)，可以以知识产权的形式或生产成文化资本品形式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本，使文化资本持有者获得物质收益;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个人，能够在某一领域的活动中处于显赫的位置，从而得到别人的承认、敬仰、膜拜。正是这一逻辑构建了一种象征性权力即文化权威[31]，即在一定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向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转化。作为自雇用者，虽然对文化资本可能带来的收益上没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但朴素的收益计算也坚定了他们对孩子的文化资本投资有着很强烈的投资意愿。而且，自雇用群体主要通过增加经济资本实现向上流动，文化资本相对不足，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继续向上流动，因此，无论学历高低，他们在工作和实践中有较强的求知欲，也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四、社会资本的积累——选择行为的收益预期(二)
社会资本指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可以调动的、有利于行动主体实现某种目的、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社会网络传递比较充分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竞争场域，网络的信息桥作用将产生有效的价值;第二，社会网络沟通人情，连结资源相异、权力不等的个体，通过长期互惠和面子机制，完成没有正式规范约束下的社会性交换，因此，人情网络对资源的重组和配置作用，将产生价值;第三，社会网络，特别是高密度网络，培养和鼓励人际信任，使相对隐秘的互动关系和行为生存于正式结构约束之外，促成秘密交易，由此产生价值;第四，社会网络产生社会资证作用，一个人的信誉首先在关系网络中建立“口碑”，一传十，十传百，形成声望，就像一个人的文凭和证书一样，是一种资本[32]。
而高中阶段的学习为孩子可能带来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就学期间认识的同学(学缘)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和由文化资本的象征意义转化而来的社会资本。
(一)学缘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存在。格兰诺维特1974年在对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时发现:在个人求职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他的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强关系)而获得，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弱关系)而获得的[33];而在中国却不同，中国人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渠道(边燕杰，1988)。
对于社会资本，尤其是强关系的价值，受访者有近乎一致的认识。
以我们的经验，社会关系是很重要的。就拿孩子中考来说，如果成绩没有上分数线，想进重点高中的话，这几年没有很硬的关系是绝对进不去的，就算有钱也没用。另外，我们的事业要发展也需要关系，像我们开发房地产的，跟银行、跟土地局、房管局的领导关系要好，他们的信息特别重要。(C1)
结识熟人并建立稳定的关系，即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在短期内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然后将这些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关系(如邻居、同事甚至某些亲戚关系等)通过“象征性的建构”，转变为一种双方都从主观上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象征性建构”，它利用一些现存的社会体制，通过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交换，使社会资本得以确立，并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这就决定了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必然是长期的和连续性的。为了积累和维护社会资本，个体必须不间断地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同与在工作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建构的网络进而形成的社会资本相比，学缘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有两个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学缘网络往往是强关系的，学生时代的感情纯洁，交往互动时间较长，彼此之间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相互信任，在情感支持、交流互动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亦由此成为了强关系;另一方面，学缘网络一旦形成，“非正式”关系变成了“相对稳定的圈子”，为维护社会资本所需个体花费的精力和物质付出较少。
同学的感情是最好的，有时比亲戚还好，这跟进入社会后同事、客户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不同。同学之间可以无话不说。想请同学帮忙时不用拐弯抹角、不用顾忌很多，也不用事先送礼什么的，当然事后还是要感谢的。同学一般都会帮忙的，无论是原来关系好的同学，还是关系一般的同学、甚至点头之交，大都会如此。(A4)
而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社会资本如果运用得当，将是高度能产性的，因为它具有高度的自我增值能力，“从一种关系中自然增长出来的社会资本，在程度上要远远超过作为资本对象的个人所拥有的资本”[34]。
我在农村长大的，自己到初中毕业就不读了，没有上过大学，同学不多，都在绍兴本地。我们很多同学现在做生意，有的时候资金转不过来了，大家都会相互帮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读过大学，你想我们那个年代(70年代)能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大学里的同学都很优秀，现在都干得很好，各行各业的都有，而且全国各地都有同学，很多时候办事就方便多了，还可以提供很多信息。(B4)
不同的教育阶段中形成的学缘网络是不同，一般来说，到大学之前同学基本上是在其家乡，而到了大学，可以结识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同学，这就便于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教育对社会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机制，按照成绩高低进入不同类型的高中阶段学校，上大学的机会也不同，如果排除家庭背景因素的话，学生今后的社会地位也会有所不同，那样形成的社会网络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进好的学校，结识优秀的同学是对将来社会资本的投资。
某重点高中的老师向我介绍班上一位学生家长选择重点高中的理由:
我们班上有一个老板的孩子，成绩一点都不好，是他父亲一定要让他进来，当初我也对他的行为很不理解，觉得他这么做很不理性，你知道他怎么想吗?“就算孩子以后还是考不上大学，但是现在他进了重点中学，周围同学都很优秀，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也会要求上进，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同学以后都是社会的精英，这可是很好的资源呢!如果我让孩子进普通中学或中专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资源了。如果孩子能够考上好大学的话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优秀同学，那就更合算了。这是一种很有回报的投资啊!”
刘先生(我访谈中唯一的孩子没有继续高中阶段学习的)是从同学网络缺失的视角来看的:
儿子不上学了，同学也就少了，按你的话说就是资源少了一块，这倒是挺吃亏的，但也没有办法。(F1)
这与林南提出的决定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三个因素相符，即:一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林南，2004)。
总之，通过学缘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具有异质性、广泛性、丰富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且维护社会资本所需的成本较低，这样的社会资本再生产从投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二)由文化资本转化而来的社会资本
各种资本之间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是布迪厄指出的“资本”的重要特点之一。对于文化资本如何转化成社会资本，从作为阶层文化的文化资本和表现为文化多样性的文化资本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1．保罗·迪麦哲(Paul DiMaggio)和约翰·默尔(John Mohr)结合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源)与社会流动理论(Nan Lin，1982)，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联系了起来，解释文化资本对地位取得的作用机制。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与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其次，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就是表明对上层阶级的文化有较多的认知和掌握，显然这有助于与上层阶级的人进行社会交往;再次，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往往掌握在那些较高级别的人(higher ranking people)手里，他们往往是上层阶级的成员，会更倾向于将这些机会给他们的同类——同样有高文化资本的人[35]。在此，两位学者将文化资本看成能影响个人社会网络资本积聚的因素之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阶层文化(status culture)的文化资本，其意义在于能起到阶级识别的作用。正是这种阶级识别的作用，使得较高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和进入社会上层，从而增加其社会网络资源。
时下，文凭便充当了阶级识别的标志。有车有房而没有大学文凭的私营企业主的经历和感受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大家都说我是民营企业家，是中产阶级……有别墅、有汽车，但这些都是外在的，毕竟没有读过大学，很多东西欣赏不了……跟同是老板但文化水平较高、“下海”的在一起也觉得不是一个圈的。跟知识分子站在一起总是觉得有点“土包子”(自卑)，而且也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融不进去。(C1)
正是有这样的经历，就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孩子大学毕业后，最好再读个硕士，这样他又有学历、又有资产，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也有更多的机会跟知识分子和上层接触，能够找到共同的话题。(C1)
2．北美学者埃里克森(Erickson)从文化多样性角度提出文化资本的效用。首先，他根据北美和法国的研究[36]指出上层阶级在文化活动上的“杂食性”，文化是由多个领域(genre)构成的。在这些领域中，有的是存在阶层分化的，体现着不同的阶层间不同的文化趣味和偏好，如参观博物馆、观看歌剧的人中白领明显多于产业工人。另外一些文化领域的差别并非是阶层间的差别，比如是否观看足球比赛的差异更多地体现为性别差异。不同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人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偏好并从而造成文化领域参与的差异。文化具有多样性，见识广博的人无论在什么场合总能参与话题，在社会交往上获得更多的机会，给人更深刻的印象，从而拓展社会网络。
如果你知识面广、兴趣广泛，什么都懂一点，而不至于傻傻得站在边上只做听众，跟不同的人交流总是能找到一些话题，大家自然会喜欢你，这样交的朋友就越来越多。朋友越多，聊的话题越广，懂得也就越多，这就是良性循环。(E2)
文化资本的多样性又与网络的多样性互为因果、互相加强。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群体，那就可能影响他的文化趣味，使他接触到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从而提高他的文化多样性[37]，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人交往并成为朋友，这意味着它可以导致网络规模的增加。由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多样性和异质性较大的网络，这可以意味着网络位差的加大，从而能有效增加网络资源的总量，即文化多样性对增加社会资本的作用是通过扩大网络规模和扩大网络位差实现的[38]。
五、结论与思考
(一)对研究假设的回应
本文就是围绕3个假设展开的，行文至此，对所提出的假设做个回应。
1．自雇用群体大都为“生意人”，他们在财产多寡、收入机会、生活机遇的处境上有类似之处，为了获得利益，借助自己的资本在特定的社会场域或社会空间里相互斗争;而在场域或社会空间中位置相近的人，就形成了特定的阶层场，阶层场中的交往使他们有了相似的禀性(惯习)，在关系的引导下又会导致他们具有共同的实践，从而又巩固了惯习。因此，自雇用群体在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对子女的预期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一定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影响着选择过程，也使得选择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2．总体来看，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中，自雇用群体凭借自身的努力、增加经济资本实现了向上流动，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政治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仍然不高，尚未形成完全的中产阶级意识认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足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速度，因此他们有着较为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以他们目前的经济资本为基础从而实现全面的向上流动。
3．投资的理念也是精于并惯于计算的自雇用者惯习的表现之一，他们首先将教育机会选择是一种投资行为，在做出选择时，会在成本和收益预期之间作个权衡，对成本和投资的风险性并不十分关注，而对于教育投资的收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益，还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收益，而这两种资本的收益是可预期的并且有着很大的增值潜力也是自雇用群体更为重视的。
(二)本研究的效度
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一般要用“效度”这一概念来衡量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即研究的结果是否反映了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
1．在定量研究中，考察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和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
内在效度是指研究人员控制外部变量的程度，是指研究结果能否被明确解释的程度。本研究的主要测量工具为问卷中的量表，其信度和效度在前文数据分析部分的因子分析中已经得到检测，表明研究结果内在效度较高。
外在效度是指研究结果的代表性或普遍性。具体说来，就是指研究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类似情景中去的程度[39]。在本研究中，影响外在效度的主要因素是研究变量与情景的叙述不清和取样的偏差程度。①本研究的117份问卷都是笔者送到选定的自雇用者家里或办公室由被调查者当场填答并现场回收的，对于问卷中不清楚的问题和描述及时进行解释，这样，尽可能降低了研究变量与情景的叙述不清对研究效度的影响。②本研究选取样本的过程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分层抽样，第二阶段为向首批调查的80个对象推荐其他符合条件的人(滚雪球抽样方式)然后与分层标准对照和匹配，确定了32名调查对象。虽然没有完整的抽样框对本研究的外在效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样本的特征和整体较为一致，且117个样本的数量基本可以保证效度，因此仍具有很强的外推能力。
2．定性研究的效度
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对“效度”这一概念普遍存在争议。质的研究的效度所表达的关系是相对的，不是一种绝对的“真实有效性”。对定性研究研究效度的检验，按照马克斯威尔(Maxwell)的分类可以分为以下五类[40]:描述型效度、解释型效度、理论效度、推论效度和评价效度[41]。
本研究通过对访谈录音的整理再现了访谈者的真实描述，并从中推衍出受访者的共同特征、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从而保证了描述型效度和解释型效度;以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布迪厄的“资本—场域—惯习”理论为依据对自雇用群体的选择行为展开研究，在这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结合定量研究的结果进行更有效的解释，为检验理论效度和推论效度奠定了基础。由于本研究基本不涉及价值判断和评价，因此该效度可不加以检验。
总之，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在效度上各有所长，通过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保证了本研究结果的效度。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自雇用群体从事的行业、收入水平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都会影响到自雇用群体的惯习[42]，进而影响他们的选择行为;不同地区的与中考相关制度、学校布局及教学质量、升学率和就业市场等也会有所差别，因此在将研究结果外推到其他地区的时候要慎重比较地区间的差异、要有所选择。
(三)有待进一步拓展的问题
至此，这里有三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拓展:
第一，本研究关注的自雇用群体在对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选择的过程，并将这个过程视为投资行为，是对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预期，是实现向上流动的路径。然而，这个行为是否能真正实现该群体的既定目标，最好是通过行为的结果来衡量和检验，因此如果能对他们的子女跟踪调查至高中毕业后、甚至大学毕业后，然后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就更有价值。
第二，就教育机会选择而言，对个体或家庭来说是理性行为，即“个人理性”，那么这种个人理性是否就意味着能产生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呢?如果没有形成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话，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又应该怎样引导呢?
第三，自雇用群体的成功道路本身可能是决定其如何为子女选择教育机会的比较重要的原因，行动者的内在心理因素可能更有价值，但由于研究条件和时间所限，没有对此作很好的展开，这也是本研究的缺憾之一，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补足。
【注释】
[1]本文系根据笔者的硕士毕业论文《理性选择与面子的表达:城镇自雇用群体对子女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选择》(2007)部分内容整理而成。在此感谢我的导师罗国振教授和华东师大社会学系老师的悉心指导及同学的帮助，也要感谢我的学妹朱垣(2011届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她把毕业论文的相关材料，尤其是对浙江温州私营企业主的相关调查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为本研究资料的更新奠定了基础。
[2]1967年布劳、邓肯对美国社会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与教育年限的关系测量表明，两者的正相关系数达到0．73。
[3]多数国家的公立教育系统是根据学生的居住地不同，实行就近入学或其他非市场方法把学生分配到就读学校。
[4]高中阶段教育，尤其是公立普通高中仍然主要以学生生源地为原则，在本地区就读，若跨地区需要交借读费，当然有部分公立高中(如华师大二附中等)可以不受地域(在全国或全省)招生，如学生在国家级、省级竞赛中获奖可被破格录取等。
[5]本文中所研究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6]共同特征主要表现为:对子女将来所希望从事的职业的选择上、对面子的追求和强烈的教育投资愿望等。
[7]绍兴地区是浙江个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其下辖的3市2县皆为全国百强县(市)，其中绍兴县在2006年全国百强县(市)综合评价中位居第8位。绍兴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所有制以民营为主，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95%左右;二是第二产业尤为发达，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60%左右;三是专业市场遍布全市;四是块状经济特色明显，全市形成了较具规模的块状特色经济。
[8]郑杭生、斯坦美兹和莱特、吴晓刚、杨宜勇等都有不同的见解。
[9]Steinmetz，George＆Erik Olin Wright1989，“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Changing Patterns of Self-Employment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0]绍兴市统计局:《绍兴市第一次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05年12月。
[11]薛晓源、曹荣湘:“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12]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页。
[13]［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4]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
[15]［美］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载季惠斌、杨雪冬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16]［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17]同上书，第145页。
[18]曾德强:“浅析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教育评论》2009年第5期。
[19]［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20]同上。
[21]Maxwel．J．: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Cambridge: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2005．
[22]在整理访谈材料中，本研究对个案进行编号，以A代表其子女就读于公立重点中学，B代表就读于公立普通高中，C代表私立或民办高中、D中专(职高或技校)，E为出国就读，而后以数字顺序编号，如子女就读于公立重点中学的受访者编号为A1，A2……子女就读于公立普通中学的受访者编号为B1，B2……依次类推。考虑到隐私问题，笔者将在受访者材料中隐去人名，以姓氏代替。
[23]根据Kaiser(1974)观点，如果KMO的值小于0．5时，不宜进行因子分析。
[24]根据Kaiser(1974)观点，如果KMO的值小于0．5时，不宜进行因子分析。
[25]注:特征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示主因子影响力度大小的指标，如果特征值小于1，说明该因子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一个原变量的平均解释力度大，因此一般可以用特征值大于1作为纳入标准。特征根的大小也表示了对应的因子能够描述原来所有变量信息的多少(也可由方差贡献率来反映)。
[26]［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
[27]李忠民:《人力资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28]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29]［美］迈克尔·史潘斯:《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载曾满超、曲恒昌等译《西方教育经济学流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31页。
[30]何秋莲:“国中家庭社经地位、文化资本、教育期望对其学业成就影响之研究——以台南县国中基本学力测验为例”，国立嘉义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发展研究所，硕士论文，2008年。
[31]姚俭建，岑文忠:“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探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总第33卷第2期。
[32]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33]弱关系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1974年提出。他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他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的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34]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35]Mohr，John＆Paul Di Maggio 1995，“The Intergeneration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Capital．”Research in Social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Vol．14．
[36]Peterson，Richard A．1992，“Understanding Audience Segmentation:From Elite and Mass to Omnivore and Univore．”Poetics21．
Peterson，Richard A．＆Albert Simkus1992，“How Musical Taste Make Occupational StatusGroup．”in Cultivating Difference: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y，(ed．)by Michele Lamont and Marcel Fourni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7]Erickson，Bonnie H．1991，“WhatIs Good Taste Good for?”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Anthropology 28(2)．1996，“Culture，Class，and Connect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38]李煜:“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39]取样的偏差、被试与实验处理的交互作用、研究变量与情景的叙述不清、重复测验的干扰、特殊事件的影响、时间效应(the effect of time)等都会影响外在效度。
[40]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41]描述型效度指对可观察到的现象或事物进行描述的准确程度;解释型效度指研究者了解、理解和再现被研究者意义的“确切”程度;理论效度又称诠释效度，是指研究所依据的理论以及从研究结果中建立起来的理论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所研究的现象;推论效度指研究结果代表样本的情况并在样本所包含的时空范围内进行合理推论的程度;评价效度指研究者对研究结果所作的价值判断是否确切。
[42]有学者对浙江温州和江苏常州的私营企业主作过比较研究，发现他们有很大的差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