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发展
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描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替代关系的曲线,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W.Phillips)最先提出。1958年菲利普斯在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ca)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英国1861—1957年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的文章,通过对近一个世纪统计资料的整理,发现失业率与工资变动率之间存在一种较为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低失业率的年份货币工资变化速度较快,而高失业率的年份货币工资变化速度较慢。
1960年,利普西从单一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角度出发,认为工资上涨唯一的原因在于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同年,萨缪尔森和索洛通过分析美国的数据,发现美国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同样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根据成本加成定价法,他们用通货膨胀率取代了货币工资变化率,提出了“失业-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并将其正式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1962年,奥肯通过对美国1947—1960年55个季度的失业率与GDP变动进行研究,发现失业率水平每增高1%则产出对应降低3%,即失业率与产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后续学者将“失业-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结合“奥肯定律”中所揭示的经济内涵,提出“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即产出与通胀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货币主义学派引入“自然失业率”和“适应性预期”的概念,认为由于适应性预期的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与通胀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存在的,但长期而言,由于人们可以不断修改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
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经济个体总是能够有效获取、掌握所有的有用信息,并据此做出理性判断继而实现最优选择。因此,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通胀水平总是能够被经济个体理性预期,并据此及时做出行为调整,此时,试图通过创造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的宏观调控手段必然面临失效,短期和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都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
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短期内,由于工资和价格黏性的存在,市场调节并不是完全有效的,短期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交替关系。在长期中,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有效的,失业率主要由制度、资源禀赋、技术进步等因素决定,通货膨胀率则由货币供给增长率决定,两者的决定机制不同,当然也就不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是一条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垂线。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形态的争论,弗里德曼(1976)的总结最具有概括性,也受到学界广泛认同:“实质上已经没有哪位经济学家再相信最初提出的天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了。目前这项争论已经进入第二个层次,即任何人都同意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比短期的倾斜度更大,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垂直的,还是不那么垂直。这方面的事实尚不很清楚。”
(二)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实证
学界对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展开了较多的讨论,且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表明,我国“通胀-失业”型菲利普斯曲线基本不存在,而“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对我国宏观数据的模拟效果则较好。
1.我国“通胀-失业”型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
陈学彬(1996)在对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由于我国体制改革的特殊性,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并不存在。茅于轼(1996)、左大培(1996)等通过研究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不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反而会放缓经济的发展,因而也不会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刘树成(1997)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的菲利普斯曲线出现了同向变动关系、反向变动关系和无关等几种变形。庞明川(2000,2002)在分析我国转轨时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时,提出了我国菲利普斯曲线顺时针走向的特点,并在对曲线的分析中将长期和短期加以区别,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形态为环形曲线,而短期曲线的走向存在四种形式:正向的菲利普斯曲线、反向的菲利普斯曲线、水平方向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垂直方向的菲利普斯曲线。崔建军(2003)指出,国内现有的统计数据存在一定问题,可能掩盖了失业的真实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按照真实数据,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可能存在继续右移的趋势。黎德福(2005)对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胀-失业”型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在我国都是不存在的,“通胀-产出”型菲利普斯曲线却是存在的。赵伟等(2007a,2007b)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多个时段出现了“通胀-失业”型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现象,其基本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形:(1)国家政策干预较强的时段,过多的行政干预扰乱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作;(2)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时段,过量货币投放抬高了通货膨胀率但并没有对就业机会的增加产生直接影响;(3)经济转型期,尤其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段,结构性调整所导致的通胀往往不仅无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而会增大结构性失业的可能。为方便阐释,下面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失业率与通胀率的走势绘制如图3.2.1所示。
图3.2.1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3.2.2 我国“通胀-失业”型菲利普斯曲线
数据来源:引自赵伟等(2007a)。
由图3.2.1可见,改革开放伊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时段我国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相关性,几段通货膨胀出现的时段都没有伴随失业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部分时段,我国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开始出现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中揭示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很稳定。这一变化除与我国行政干预手段的减少、市场经济机制的深化存在一定的关联之外,与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统计质量的提高可能也有一定关联。
由图3.2.2可以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胀-失业”型菲利普斯曲线总体呈现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曲线总体呈顺时针转动,这与世界上除英国之外的其他多数国家的情形相同[15],这种走势与经济的周期性特征紧密相关。
第二,曲线总体走势呈螺旋式右移,这也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情形相同。产生这种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生产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科技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导致就业岗位萎缩,这两方面表现在曲线总体走势上即为螺旋式右移。
2.我国“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
学界对我国“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多数研究证明,“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的标准形式在我国的拟合效果不好,如Gerlach et al.(2006)[16]等。经过适度的修正之后,“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能够很好地拟合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例如在模型中引入预期因素等。
马丹和涂玥(2006)利用1992—2005年数据对我国附加预期的“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与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正向关系。Mehrotra et al.(2009)利用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对中国大陆29个省份展开研究发现,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可以很好地拟合我国沿海省份的宏观经济走势,其中通胀预期和产出缺口对我国沿海省份通货膨胀形成中的贡献在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Scheibe et al.(2005)的研究表明,附加局部前瞻性预期的“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比附加适应性预期的“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更好的拟合结果。欧阳志刚和韩士专(2007)的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货膨胀率与产出缺口率的关系不同。
本书中季度CPI通胀率以及产出缺口的计算方法可参考张金清和赵伟(2009)、高铁梅等(2009),具体演算步骤如下所示。
参考谢平和罗雄(2002)、张金清和赵伟(2009)等,季度CPI通胀率可通过如下公式获得:
其中:πt,s为第t年s季度的CPI通胀率;CPIt,3s-i为第t年3s-i月份的CPI同比数据。
本书以1995年第1季度的价格水平为基准价格,实际GDP可描述为:
其中:rGDP0,t,s和nGDPt,t,s分别表示第t年s季度的真实GDP值和名义GDP值;π0,t,s表示以基期价格水平为基准,第t年s季度的CPI通胀率。π0,t,s可以通过如下公式获得:
其中:π4i-3,t,4i+1表示第i年第1季度CPI通胀率的同比数据;π4t+s-1,t,s表示第t年第s季度CPI通胀率的环比数据。
实际GDP的季度数据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季节特征,因此采用美国商务部X-12法对实际GDP进行季节调整,将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实际GDP标记为RGDP0,t,s,即经过季节调整之后的第t年s季度的真实GDP值;将RGDP0,t,s采用HP滤波法求得其趋势项,即得到潜在产出水平,将其标记为PGDP0,t,s,即第t年s季度的潜在GDP值。此时,产出缺口可以描绘如下:
其中:gt,s表示第t年s季度的产出缺口。
图3.2.3是我们计算得到的季度产出缺口率与季度CPI通胀率的散点图。由图可见,两者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图3.2.3 我国产出缺口率与CPI通胀率季度数据的散点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获得。
刘金全、谢卫东(2003)的研究表明,超前通货膨胀率和滞后通货膨胀率同当期产出缺口之间的相关程度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为进一步展开,我们通过(3.2.5)式计算产出缺口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
鉴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传递效应通常在6个季度左右,此处通货膨胀率的超前与滞后期限取6个季度。通过计算可得到我国产出缺口率与CPI通胀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如图3.2.4所示。
图3.2.4 我国产出缺口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相关系数[1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相关数据计算获得。
图3.2.4的纵轴表示我国产出缺口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横轴表示产出缺口率领先或者滞后通货膨胀率的时间长度(±6个季度)。由图可见,我国通货膨胀率与产出缺口率的相关特征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其中,产出缺口率与1个季度之后的通货膨胀率相关性最强,达到了0.62。滞后4个季度和超前2个季度的产出缺口率与CPI通胀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这一点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理解的:经济出现过热之后往往会在未来1~4个季度内提升物价上涨的压力;而通胀出现抬头的最初1~2个季度,由于企业微观主体盈利能力的提高,企业微观主体生产积极性会有所提升,并带动经济景气状况的进一步上升。
由此可以推知,“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中所展示的情形在我国是存在的,同时,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国微观经济层面价格黏性的存在。这为后文理解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以及理论与实证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支撑。
(三)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内涵对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研究的启示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四个主要目标。正因如此,揭示产出缺口率、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之间内在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也自然而然成为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参考。
以“通胀-失业”型菲利普斯曲线为例,当央行为了平抑物价而进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操作的时候,同时还必须面对失业率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反之,央行为降低失业率而展开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将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因此,“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提出,使政策决策者找到一个可以参考的“锚”,货币当局可以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进行抉择,选择最优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组合。“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内涵大致类同。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告诉我们,宏观经济调控需要在“稳定型”目标即控制通胀与“增长型”目标即促进增长之间进行抉择。
由于我国缺乏合理、有效的真实失业率统计,现有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无论在统计口径还是对现实失业情况的反映上都存在诸多不妥,“通胀-失业”型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不是很好。然而,“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理论中所揭示的函数关系在我国相对稳定,这对于我们理解宏观经济调控中面临的“菜单选择”,以及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逻辑有诸多启示作用。
1.泰勒曲线的提出及发展
“泰勒曲线”由Taylor(1979)最先提出,在引入理性预期以及价格与工资的交错定价多期协议(Staggered and multiperiod contracts)的前提下,Taylor(1979)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问题展开研究时发现,揭示通货膨胀水平和产出水平正相关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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