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ylor（1986）指出，宏观经济政策操作的主要目标在于控制产出水平、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偏离正常水平（或经济体所需要的水平）的波动幅度，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抵消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影响速度。Friedman（1982）也指出，货币政策的短期目标是通过政策操作使得宏观经济波动性最小，并避免冲击中的不必要影响作用到经济体中。
现实经济运行中，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最重要因素莫过于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因此物价稳定与产出缺口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适当目标（Svensson，1999；Svensson，2003）。通常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时，意味着经济体对生产要素的利用不充分，失业率将高过自然失业率，并由此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而当实际产出水平高于潜在产出水平时，则将会出现资源加速消耗的现象，一方面会抬高物价水平，另一方面会降低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张金清、赵伟，2009）。本书第三章对“泰勒曲线”理论的阐释中显示，合理、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完全抵消掉需求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价格黏性的存在使得供给冲击之下产出缺口率的波动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波动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设立社会福利函数（或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并基于这一逻辑对货币政策绩效进行定量化分析。
最常见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为产出缺口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二次损失函数（Quadratic Loss Function），如Bean（1998），Svensson（2003），Adolfson（2007）等所采用的，其简化形式如（4.1.1）式所示[1][2]：
亦有学者将预期未来一期产出缺口率与通货膨胀率的二次损失函数考虑到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中，如Cavoli（2008）等，形如（4.1.2）式所示：
其中：πt为第t期的国内通货膨胀率；yt为第t期的产出缺口率；Et为基于第t期的期望算子；μπ，μy分别被用来描述预期通胀波动率与产出波动率对社会福利损失的贡献，且都为非负实数。
考虑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冲击与汇率波动对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以及利率平滑，Svensson（2000）将社会福利损失函数设定如（4.1.3）式所示：
Svensson（2003）不仅阐释了考虑利率平滑之后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而且引入考虑了汇率平滑之后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形式，形如（4.1.4）式所示：
其中：st为第t期的名义汇率的对数值；λπ，λi，λs分别为相应变量的系数值，且都为非负实数；其他变量的经济含义如上所述。
亦有学者基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以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的二阶泰勒展开式作为社会福利函数，经论证发现，在货币摩擦（Monetary Friction）可以被忽略的情况下，基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视角刻画的社会福利函数与二次损失型社会福利函数具有等价性，Rotemberg和Woodford（1998），Smets和Wouters（2002），Woodford（2003）等对此有所论证[3]。Rotemberg和Woodford（1998）所采用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形如（4.1.5）式所示，具体推导过程此处不做赘述：
其中：β为介于0和1之间的折算因子；u，ν分别表示消费与劳动带给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它们分别是消费与产出的函数；Ct为代表性家庭在第t期的消费；y t为代表性家庭在第t期的产出；ξt为第t期经济所受到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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