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打个喷嚏,“经济”也要患感冒,这是中国独有的“国情”。
1978年,粉碎“四人帮”两年后的中国,“左”的阴霾却没有随之散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束缚下,我们还在以抓阶级斗争为纲,还在反修正主义,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经济上则又来了一次“洋跃进”:要搞十来个大庆,拿下二十几个鞍钢,要求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
其结果不言而喻。据学者研究,1978年的农业生产率居然只有1952年的77.6%。“两个凡是”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
1978年6月12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隆重推出,立刻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讨论,终于推翻了两个“凡是”,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用实践来检验,一切以事实来证明,这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灵魂,但在极左的思潮统治下,中国人却一直只能惟上,惟书。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成为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大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这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终于结束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
但是,我们没有料到,就在许多人尽情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有人却又捡起了“凡是派”的旧理论,改头换面,弄出一个新“凡事派”。其理论核心,便是“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
这实际上是旧“凡是派”的翻版,都是否定实事求是的原则。但它却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障碍。它像一副镣铐,紧紧锁住了人们的手脚,它像一个怪圈,使人们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走错了路,生怕弄错了姓氏,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而其矛头直指刚刚萌芽的市场经济。你多引进一点外资,他就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威胁我们国家的性质”;你划块地方承包给外商去开发,他就说你“出卖主权,丧权辱国”;你多发展一点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党”;你多发展一点个体私营企业,他就说“你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说要搞市场经济,他就说“你这是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没有见过的东西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没有干过的事情就怀疑是资本主义,我们天天被这些人搞得提心吊胆,今天说你是资本主义,明天说他是资本主义,只有躺在家里什么事不干就不是资本主义。而他们还振振有词:“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
“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
“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做‘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中国的改革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许多人徘徊观望,许多地方裹足不前。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坐不住了。1992年元旦刚过,他乘坐南下的专列,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南方视察。经过11天的考察,他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改革遇到阻力,关键是我们还没有最终放弃实践证明已不适合中国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现在,许多人把计划经济就当做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当做是资本主义。
这位世界著名的改革家和实干家,从时代的高度,从客观的历史规律出发,一语中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肯定地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他对珠海市的负责人说:“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阻挡我们的视线、蒙蔽我们眼睛的窗户纸捅破了,一股清风吹向中华: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怕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中国的出路在市场经济。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决定宣告姓“社”姓“资”问题的结束。
但是,以为从此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一帆风顺,那是对中国国情的幼稚想法。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存在着一股特殊的势力,只要你想搞一点什么改革,尤其这项改革又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上没有的,他们便会出来品头评足一番,搞得你惶惶然,悚悚然,不知所措。十四大之后,就在我们准备全副身心地搞市场经济建设时,又一场不该发生的争论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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