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时间倒过去十几年,估计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失业为何物,要说知道,也就知道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社会主义没有失业,而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区别的一个标志。

其实,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失业现象。西方再发达的国家,也常为失业问题所困扰。1994年初,全球的失业和半失业人数已达8.2亿,这意味着,世界上每3个劳动者中有1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在内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国的平均失业率已从五六十年代的2%上升到目前的8.5%。我国虽然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制度,但同样也存在失业现象。不过,那时我们不敢承认,以为一说失业,就有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之嫌。70年代底80年代初,大批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后无业可就,我们也没有承认失业,而是起了一个很艺术的名字:待业。直到1993年,我国的统计公报上用的还是这样的表述:“年末城镇待业率为2.3%。”把一些不熟悉中国国情的洋人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1994年,我们才打破过去在失业问题上的羞羞答答与遮遮掩掩,当年的统计公报首次使用了失业一词:“年末城镇失业率为2.6%。”

这不是单纯的一字之改,而是观念上的一次突破。首先,我们勇敢地承认,失业是一种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其次,我们过去用待业一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待,等也;待业,等待分配工作也。过去职工就业是国家统包统揽,每个人都会尽量给你安排一个岗位,即使暂时没有,将来也有。只要安排了工作,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端上了铁饭碗。因此,已就业的,没有事可干不要紧,反正国家按人头拨工资;没有就业的也不要急,先安心在家“待业”,等国家安排吧。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优胜劣汰成为基本的原则,作为计划经济“铁饭碗”的就业制度这一根尾巴也不得不割掉了,待业一词自然也寿终正寝。

待我们开始正视失业时,才发现失业率在逐年上升。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3%,1993年为2.5%,1994年为2.8%, 1995年为2.9%,1996年为3%,1997年和1998年都为3.1%。

也许很多人还不能从这枯燥的百分比里看出什么,我们不妨再具体一点。1992年的失业人数是364万,1993年是420万, 1994年是470万,1995年是520万,1996年是552万。

不过,这只是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尖,真正的大头是我们看不见的部分,这就是中国“低工资、高就业”政策下的隐性失业人员。近几年的下岗现象便是隐性失业的一次集中暴露。据统计,目前我国有2600万—3800万人的隐性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其中国有企业2000万—3000万人,机关事业单位有600万—900万人,农村更有1.5亿—2.2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综合起来,中国有1.8亿—2.6亿的失业人员,少说相当于整个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多则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杨宜勇透露:1998年年底中国结转的登记失业人数为620万人,比1997年年底增加42万人。1998年年底,中国下岗职工未就业的人员预计为600万人,比1997年的450万人增加了150万人。另外,今后3年中国机构改革的任务很重,初步预计机关要分流500万人,按1/3计,1999年要分流167万人,事业单位(主要是科、教、卫)总计为2654万人,如按精简16%计算,大约是400万人,也按1/3计算,1999年大约要分流133万人。显然,1999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压力要比1998年增加23.78%,绝对数要多出460万人。

《经济日报》发表的记者述评也作出了相似的预计,1999年城镇新增就业压力为:下岗未就业600万人+登记失业60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净增加新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10万人+农转非300万人= 2384万人,1999年城镇新增就业压力要比1998年增加23.27%,绝对数要多出450万人。

杨宜勇还对1999年的就业机会进行了预测。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与新增就业机会的对应关系大体是:经济增长7%,新增就业机会810万个;经济增长9%,新增就业机会912万个。这时预计从业人员绝对数为71258万人。而据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的统计,到1997年,我国劳动力资源为84570万人,从业人员69600万人,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914万人。即使按9%的增长速度,仅消化1999年中国将增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人员都不够,根本谈不上消化结构性调整带来的就业压力。而按7%的预期增长目标,1999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失业的阴影,终于罩在了我们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