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人,似乎远没有像我们的父辈们那样关心和重视自己的吃饭问题。对于他们来说,饿肚子是一个遥远如荒古时代的记忆。在他们看来,出门有米买,餐餐有饱饭吃,粮店里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商店里有琳琅满目的食品,饭店里有香气扑鼻的美味佳肴,我们何须担心饿肚子?
填饱肚子后就忘记饿肚子,这恰恰就是危机所在!
就在有人打着饱嗝设计豪华夜总会、规划高尔夫球场的时候,一场粮价暴涨风潮席卷全国。许多人这才惶惶然:我们是否又要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了呢?
事情就这么怪,我们刚才还在为农民“卖粮难”伤透脑筋,一夜之间便掉了个头,到处一片“买粮难”,粮食价格节节攀升。
1993年11月,广东省的粮价首先上涨,并且以每公斤0.3元—0.5元的涨幅向邻近省波及。仅一个多月时间便影响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粮价都出现大幅度上涨。广东省的标一米最高价达到每公斤2.8元,上海2.6元,北京突破3.0元。据粮食部门统计,1993年11月—12月,全国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达到80%以上。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省粮食经营单位一律限价经营,以平抑粮油价格。但此举并未完全控制上涨势头。进入1994年,粮价继续上涨。在广东,“猫牙米”每公斤涨到4元,在湖南,晚籼米每公斤卖到3元。
粮价上涨引起了社会的剧烈波动,许多市民卷入了抢购粮油的浪潮。一麻袋一麻袋买,一板车一板车地拖,结果越抢越涨,越涨越抢,恶性循环。一些地方开始实行地区间封锁,进行粮食管制,关闭粮食流通渠道,或只准进不准出。有的地方开始重新实行粮食分配制,一些粮食商贩则乘机屯积居奇,哄抬粮价,更加制造粮食紧张气氛,推波助澜。
从1993年11月开始,广东省的韶关、惠州、东莞等地各粮食销售点购粮的人突然增多,且购买数量增大。12月中旬以来,上海出现争购大米的现象。南京、南通等部分个体、集体、国有粮油店已相继脱销。
粮食是万物之首。粮价涨,必然拉动所有粮食转化商品的涨价,并带动其他生活消费品的价格上涨。统计部门统计,粮价上涨,至少牵动了一千多种商品的价格上涨。
首先是饲料、酒类、猪肉、饼干等商品以成倍的价格上涨,接着而来的是日用消费品,最后连彩电、冰箱这些耐用消费品也卷入其中了。中国终于出现了198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1993年全国零售物价上涨13%,1994年再攀高峰,达到21.7%,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24.1%。
粮价暴涨,引起全国性的恐慌。受市民抢购和一些粮食贩子趁机囤积的影响,许多地方销尽库存,开始出现脱销。
在中国,什么都可以脱销,惟独粮食不行。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迅速部署,打开国家粮仓,立即抛售250万吨专项储备粮,3.2万吨商品储备油。
1994年1月,国家直接安排140个火车专列,首批运送了70万吨粮食。陕西、山东、安徽、北京等许多省市也都陆续抛售地方储备粮。
一时间,在全国的铁路上,我们看到一列列粮食专列呼啸而过,在主要的公路上,一排排粮食车队飞驰而来。幸好,我们仓里有谷,手里有粮!
经过国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到1994年下半年,粮价上涨势头才基本控制,但这已经处于一种高水平了。
粮价稳住了,但我们的心还悬着:这按住的皮球还会不会反弹?
这一次的粮价风波,发生在连续几年粮食丰收的情况下,这是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有农民粮食收购价提高的预期心理和惜售心理;有少数群众对税制改革的误解;但最关键的一点,却是我们对粮食购销体制的错误理解。
中国从1951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对保证全国的粮食供应,起了较大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以计划经济为框架的僵化体制越来越暴露其弊端,尤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80年代末期,沿海一些地方率先对这种体制进行了改革,1992年11月1日,全国宣布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
粮食价格和经营的放开,结束了我国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历史,标志着我国的粮食生产、流通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遗憾的是,我们错误理解了“放开”的概念。以为放开就是放任自流、撒手不管。否认粮食作为特殊商品的性质,谁愿经营就可以经营,爱怎么涨价就怎么涨价。认为国家再采取任何平抑粮价、稳定粮食市场的措施,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都是走回头路。
一个错误的观点,便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会对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粮食价格完全放任不管,相反,任何一个国家对粮食都是政府管理,对粮食价格实行干预。粮食价格政策成为各国粮食政策的主要内容。从美国的价格支持政策到日本的管理价格制度、欧共体国家的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等等,无不是对粮食价格的严格监控。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粮食价格管理更为严格,几乎由小麦局一手制定,统一收购,最后以汇总成本制的方式支付。日本对粮食的管理很细,它的大米市场多年都是不放开的,最近迫于美国的压力放了一点,但并不放得很开。进口的大米便宜了,照样还是卖国内高价,用外贸赚的钱补贴本国农业。韩国也是不放开的,前两年放开了,结果也出了乱子,总理、部长都辞职,以谢国民。
除了粮食价格和经营放开后撒手不管外,粮食生产受到忽视也是这次粮食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沿海地区,赚钱的门路广,发财的机会多,谁还瞧得起费力不讨好的种粮食?反正腰包里有钱,票子一甩,不愁粮食不来。他们潇洒地宣称:“不种稻子吃大米,不种小麦吃麦子。”于是,稻田成了开发区,粮农当了歌厅老板。粮食种植面积年年缩减,本是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却一年比一年减少。票子终究当不得饭吃,大款大亨也不能天天靠“人头马”饱肚子,最终只得向邻近省“讨粮”吃,恰巧内地省也不殷实,结果引发一场粮食涨价风潮。
内地一些粮食产区脑筋转得也不慢,沿海人只赚票子不种稻子,我们为什么偏要给人家作嫁衣裳?种粮食吃亏,搞农业没戏,于是产粮省也不愿多产粮了。什么赚钱种什么,成为一些基层领导向农民灌输的第一个“市场经济”观点。
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开始动摇。
199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51亿亩,比1992年减少了7200万亩。南方的几个省几乎全部减少300万亩以上。到1994年,正是粮食涨价风潮席卷全国之际,许多地方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粮食播种面积比1993年再度减少1700万亩,成为近十年粮食播种面积最少的一年。当年粮食总产量44450万吨,比1993年减少120亿公斤,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减产。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1994年的粮价为何“一路高歌”扶摇直上。幸好,我国的粮食底子厚,专项储备粮库存充裕,才使我们顺利渡过难关。
据测算,按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必须在16.5亿亩才能基本保持供需平衡,因此,16.5亿亩是一条警戒线,跌破警戒线,就意味着有饿肚子的危险。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只有1949年和1985年两年跌破警戒线。而到1994年,我们又落在了警戒线下。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如果不迅速恢复,粮食短缺将日趋严重。
到1995年,粮食生产终于严肃地摆在了各级政府的面前。大部分地方领导开始意识到再不抓粮食,就有饿肚子的危险了。当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16.44亿亩,1996年达到16.5亿亩。全国重新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并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各级政府一把手亲自抓农业,亲自抓粮食。与此同时,国家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保证掌握足够的粮源,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
4年过去了,我国的粮食生产又走上了正轨,并连年丰收。继1996年全国粮食总产达到5045亿公斤的历史最高峰,1997年粮食4925亿公斤,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高产年。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价格平稳,许多地方在粮价上涨风潮中重新恢复使用的“粮本本”也被绝大多数居民锁进了抽屉。
但是,1994年的警钟却还在我们的耳边回荡——什么时候忽视农业,什么时候忽视粮食生产,什么时候就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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