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前提,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80年代末、90年代初,恩格斯再论暴力革命,不仅着眼于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作理论上的论证,而且立足于总结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大量事实来揭示暴力革命的必然性。80年代初,恩格斯根据征服民族同被征服民族斗争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和阶级,那么,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57]后来,在谈到如何制定和坚持党在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的策略原则时,恩格斯一方面强调,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论是最强制的或是看起来是温和的,都是有用的;同时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58]。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最根本的策略和决定的手段,是暴力革命。这决不是因为无产阶级“偏爱”暴力,而是因为有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暴力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59]。当谈到工人罢工每次都遭到资产阶级暴力镇压时,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决不能屈从于任何压迫和任何暴力,决不能放弃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这种非常权利。当资产阶级疯狂地扑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工人要取得胜利,除了暴力革命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60]
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革命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的到来,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前提下,在1894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一篇导言中,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恩格斯总结了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在《导言》中指出他和马克思对1848年的欧洲革命形势估计过高了。革命的进程证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61]即使是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也同样证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62]那末,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恩格斯指明,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日益摆脱种种社会主义宗派的影响,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打破了民族隔离状态,形成了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大军。这一切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较之1848年和1871年,要有利得多了。但是,资本主义扩展能力并没有消失。因此,这支无产阶级大军也还“不得不慢慢地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63]在这个过程中,议会斗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
恩格斯之所以如此重视普选权和议会斗争,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把这种斗争形式看成是在革命和平发展时期用以广泛团结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以达到革命胜利目的的一种手段。在他看来,通过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可以充分证明无产阶级“自己有取得统治的才能和推翻这个整个旧的龌龊世界的能力”,“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64]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利用自己在议会中的地位,通过各种有利于工农的法案,捍卫他们的利益,使无产阶级团结在党的周围,并把火种投到农民中去,以争取他们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来;议会也给党提供了一个合法的讲台,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更自由得多地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向议会外的群众宣传我们党的纲领和主张,用以教育、训练和组织广大群众。总之,尽管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的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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