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功学”

论“成功学”_企业与社会

无论是在企业界还是科技界，苹果电脑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先生都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成功经验乃至人生思考对我们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惊悉乔布斯逝世的第一时间里，我随即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们发了一条短信，拟归纳与总结乔布斯的一生带给我的六条感悟：

1.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为着他人所活着，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努力奋斗着；

2.领袖与俗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能否把握住正确的人生目标与方向，并坚持不懈地创新与发展；

3.人的一生很短暂，没有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为此，在选择从事一项工作、一份事业时，要竭尽全力地去做到精彩绝伦；

4.成就一番伟业的前提，就是要热爱自己的事业；

5.要敢想，要敢于跳出思维的定式与传统的框架；

6.切莫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生活中及可能去重复他人的错误上。

对乔布斯的推崇，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乔布斯是一个完人，或者说我们人人都必须要向乔布斯看齐。

斯人已去，我们也不便多加评论。

前段时间，我看到《宁波晚报》的报道，说是“宁波要选拔培养‘乔布斯’式领军人”，对此，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乔布斯的成功不可以复制。

曾经在苹果公司工作，后来担任微软和谷歌公司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在他为《乔布斯传》所撰写的文章中写道：“读乔布斯、学乔布斯一定要分清楚：乔布斯纵横捭阖、自由不羁的性情你想学也学不到，乔布斯的传奇人生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为此，当今世间只有一个乔布斯，中国也不例外。

然而，近段时间来，我在逛书店时突然发现冒出了无数有关乔布斯的书籍，标题很多都出现了“成功”两个字。

比如，《乔布斯成功的12个秘诀》《乔布斯给年轻人的忠告——“苹果教主”的成功心经》《为什么是乔布斯——苹果教主的成功心经》等等。

还有两本的书名更为夸张：一本是《跟苹果之父学成功：乔布斯的成功哲学——乔布斯给年轻人的成功必修课》，三个标题都是有关“成功”的；另一本则是《乔布斯成功启示录》，封面上赫然印着“乔布斯：人生中的每一次成功你都可以复制”。

看着这样的“成功学”书籍，联想到当今国人对成功的无比渴望与崇拜，我觉得有责任与大家谈谈我对当下成功学的理解，并试着从三个方面对“成功”做一辨析，进而试图提出一种新的“成功学”理论。

一、“成功学”现状

今天的时代，似乎人人都渴望成功，人人都崇拜成功，为此，也诞生了一门叫作“成功学”的学问。本人认为，这是一门根本没有科学规范和严谨理论的所谓“学问”，但在我们身边却铺天盖地、随处可见。

在书店里，有专门的“成功学”专柜，堆砌着比哲学、社会学这些学科更多的书籍；在机场，到处都是“成功学大师”的演讲视频，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教导”着人们：如何“三个月挣到100万”；在身边，也不时会有一些组织热忱邀请你去参加各种“成功经验分享会”，从而帮助你迅速踏上成功的捷径……

《中国青年报》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成功学”的调查，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076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1%的人读过“成功学”书籍，86%的人了解过成功人士的奋斗经历。

在“成功学”泛滥的背后，正如几年前《新周刊》杂志一篇专题文章《有一种毒药叫成功》所指出，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文章因此把成功学与消费主义、性自由一并列为现代社会的三剂毒药。

这样的“成功学”之所以成为毒药，首先是它造就了整个社会的浮躁气场，导致了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泛滥成灾。

在这样的“成功学”的引导下，人们盲目地相信成功一定有捷径可循；看几本名人传记，听几场名人讲座，就可以复制他们的成功经验，进而让自己迅速走向成功。

因为“成功导师”所宣传的“成功学”从其本质来说，无非有两个基本的逻辑：

1.我成功了，肯定自有一定的道理和一套经验；

2.你不比我笨，你也可以按照我的心得体会，来复制我的成功。

看来，“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就是对上述两个基本逻辑的经典“提炼”。

成功，本来是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过程，对个人的努力与天赋都将提出极大的挑战。然而，当今的“成功学”却鼓吹人人都可以迅速地成功。

我们看到很多人之所以加入传销组织，正是中了这种“成功学”的毒。他们在组织者描绘的致富神话中，冲动地期待自己能一夜暴富、一日成名，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这样的“成功学”之所以成为毒药，还在于其“只问成败，不讲是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正如美国作家梅尔所言：“将自己在食物链上的身份降低几个档次，打着竞争的旗号，随心所欲地野蛮、无情、自私和不人道——因为据称，成功可以使任何行动成为正当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就是造假。

在经济领域，卖木耳的用福尔马林浸泡，卖黄鳝的用避孕药喂养，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盐充数，水银鱼、毒豆芽、地沟油、石灰面粉、染色馒头、苏丹红鸭蛋、三聚氰胺奶粉、漂白果脯及腐皮胶囊等等，数不胜数，令人发指。

近代思想家严复有一句名言：“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这种造假行为在其他领域同样比比皆是：当官的，买官卖官、做假政绩；做学问的，学术不端，造假作弊等等。

2010年，全球最负盛名的自然科学期刊——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社论文章《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文章说，由武汉大学进行的调查估计，中国买卖论文等造假行为的市场，在2009年达到近10亿元人民币；而《自然》杂志又从多种渠道获悉，被调查涉及的中国6家顶级研究机构的6000多名科研人员中，大约1/3承认有过论文剽窃、造假的行为。文章指出：“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看来，我国的科技界同样中了这种“成功学”的毒。

这样的“成功学”之所以成为毒药，还在于当人们根据它的“指引”取得“成功”之后，却往往发现自己并不幸福。这是因为在这种“成功学”的教唆下，个别人通过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取得了所谓的“物质和地位”，获得了所谓的成功之时却发现：幸福并不存在。这是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现在怎么办”的深谷，相信世上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于是乎，“成功之士”又去找寻一些毁灭性的解除痛苦的方法。

我们看到，生活中有很多“成功人士”，在开上宝马、住上别墅之后，却发现自己并不幸福，于是有的夜夜买醉，有的包上二奶，有的甚至吸食毒品。

对于这种现象，提出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将其定义为一种新的精神疾病，叫作“成功精神症”，病根就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普遍为物质财富的目标而奋斗，一旦得到了，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追求的虚幻性，进而陷入精神崩溃的绝望”。

在韵升公司，也曾有这样一位高管，地位高、收入高，算是取得了所谓的“成功”。可他依然觉得空虚，整天不务正业、频频对外“投资”，最终负债累累、心力交瘁，整个人变得神志恍惚、心浮气躁，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公司。这样的状态正是马斯洛所定义的“成功精神病”的典型表现，或者说同样是中了“成功学”的毒。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当“成功学”变成了毒药，有毒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其背后的这种所谓的“成功观”。为此，我们应该抵制前面所提到的各类“成功学”，也应该反对前面提到的各种“成功观”，进而我们要全力倡导全新的“成功学”。

人类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生物，这也是我们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如同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所说：“对于意义的追寻是我们生活最主要的动机，就是这种追寻使得我们变成现在这样具有灵魂的生物。”

这种对意义的追寻，其实就是对成功的追寻，因为成功按其字面意义来说，就是有所成就，正如发明家爱迪生的一句名言“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乐趣”，或者如英国作家塞尔斯所说：“人们渴求有一种成就感，渴望有能力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脑、用自己的意志办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有意义，并能显示出自己天赋的事来。”

所以，《新周刊》的专题文章标题是“有一种毒药叫成功”，将成功视为毒药，这对成功并不公平。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东西方的无数先贤，为了悟透成功的真谛而皓首穷经；在纷繁的现代社会中，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为成功而上下求索。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正是从一个个成功中积累而成；也正是由于人们对成功的追求，才有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正如乔布斯始终怀着“为改变世界而来”这样一种对成功的渴望，才最终有了iPhone、iPad等一个个能改变世界的成功产品涌现出来。所以，并非成功有罪，有罪的恰恰是庸俗的所谓“成功学”。

正因为成功对我们来讲是如此重要，为此，当今社会确实应该要有一门学问，去研究什么是成功，为什么要成功，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成功等课题。

对此，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成功学”新论，它应该是从认识论到方法论，从意义到价值，从目标到手段的科学、规范的一套严谨理论，这是与当前的这种所谓的“成功学”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成功学”。

我想，这一全新的“成功学”，绝不是速成的“成功操作手册”，而应当是系统的“成功原理阐述”；不该充斥功利主义的工具思维，而应当有着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不该给人们的焦灼心理火上浇油，而应当是人们内心的一份心灵鸡汤。

对于这样的“成功学”，似乎还没有人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论述。为此，我抛砖引玉，试着围绕三个方面，提出成功的“六商”概念，供大家思考。

二、成功的基础

人的一生要想有所成就，首先需要一定的智力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特尔曼从1921年开始，对1500多名智力超常儿童进行了几十年的追踪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智力和成功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当年智力超常的儿童与他们同期的智力一般的儿童在长大成人后，前者的成就比后者平均高出20倍到30倍。

为了测量人们的智力发展程度，心理学家运用了“智商”的概念。“智商”是由德国心理学家斯特恩于1912年提出的。当时是作为一种测试儿童智力发展情况的方法，因为他发现儿童的智力年龄（MA）和实际年龄（CA）之间存在着不变的常数，于是将其命名为智商（IQ），并且有相应的公式用于计算个人的IQ数值：IQ=100×MA/CA。

现在，这个理论已经成为美国、德国等国军队选拔士兵和公司聘用职员时一种常用选拔方法。

按照标准定义，智商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或者说接受知识的能力。一个人的智商主要依靠先天形成，与遗传因素的关系远大于社会环境因素。

据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智力商数”词条载：“根据调查结果，约70%—80%智力差异源于遗传基因，20%—30%的智力差异系受到不同的环境影响所致。”不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也是提高智商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笛卡尔所说“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也充分说明了学习对提高智力的重要性。

与智商相对应的是“情商”，它反映了一种人们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情商的全名应该叫作“情绪智商”，由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梅耶和彼得·萨洛维于1990年首先提出，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关注。直至1995年，时任《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丹尼尔·戈尔曼出版了《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才引起对此的全球性研究与讨论。戈尔曼在书中指出，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成就，智商至多只能解释其成功因素的20%，其余的80%则归因于其他因素，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情商（EQ）。

情商首先是认识和控制自身情感的能力，也就是戈尔曼指出的“情商包含了自制、热忱、坚持，以及自我驱动、自我鞭策的能力”。记得有学生曾经请教股神巴菲特，问他“怎么变得比上帝还富有”，巴菲特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原因不在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会做一些阻碍自己发挥全部工效的事情呢？原因在于习惯、性格和脾气。”巴菲特这里所讲的就是情商的概念。

情商之所以与成功密切相关，还因为情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权变管理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弗雷德·卢森斯对成功的管理者（晋升速度快）与有效的管理者（管理绩效高）做过调查，发现两者显著不同之处在于：维护人际网络关系对成功的管理者贡献最大，占48%，而对有效的管理者只占11%。可见，要获得成长，埋头苦干是需要的，但仅仅埋头工作是不够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需要很高的情商做保证。

一般人认为，智商主要来自遗传，情商更多的来自后天培养。但本人认为，情商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取决于天赋。科学研究揭示的人脑进化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人脑最原始的部分是环绕脊髓上端的脑干，负责呼吸、运动及器官新陈代谢等基本生命功能。其他高级动物同样拥有脑干功能。但是人类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情绪中枢，然后在情绪中枢之上，又逐渐进化出思维中枢，也就是今天包裹在大脑球体最外层的“新皮质”。正因为人类是先有情绪中枢，后有思维中枢，故而思维往往难以抗衡情感，同时也说明智商和情商都与我们个体的生物属性或者说个人天赋有关。

当然，情商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修炼而得到提高，关键是向具有较高天赋的人学习，并要用心去领悟、去体会、去理解，如此久而久之，你的情商必将提高。

此外，我们还常常听到一个叫作“胆商”的词。如果说前面两个词都算是舶来词的话，“胆商”则是由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它是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原执行院长刘吉在2002年提出的，它揭示的是一个人的胆量或者说冒险精神。

刘吉提出这个词是针对商业领域而言，因为市场的基本规律总是高收益与高风险成正比。企业家没有胆量，没有冒险精神，要取得高收益是不可能的。所以，刘吉说：“要成为企业家，天赋很重要，要有高智商、高情商，还要有高胆商。”他甚至认为：“上海本土企业高管正是胆子太小，所以根本出不了大企业家。”

1965年，美国波音公司准备斥巨资研制波音747宽体客机。在决策会上，一位董事说：“一旦发现情况不妙，我们还可以放弃这项计划。”董事长威廉·艾伦强硬地说：“放弃？如果波音公司说我们将制造这种飞机，那么我们就得制造这种飞机，哪怕把整个公司的资金都耗尽。”在日后的研制过程中，一位来访者问艾伦：“如果研制出来的第一架飞机刚起飞就坠毁了，你该怎么办呢？”艾伦沉思了一会，幽默地说：“我宁愿谈点儿令人高兴的事，比如发生一场核战争。”艾伦的话意味深长,这是因为公司投入几乎全部财力研制的飞机刚起飞就坠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存在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一样。难道因为有发生核战争的可能，而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吗？不为可能的风险而恐惧，正是成功人士挑战风险的秘诀。

刘吉提出的“胆商”这个概念，尽管更多的是针对商业领域，但事实上，在其他领域要想取得成功，胆商都是不可或缺的。

培根在《论人生》一书中说：“若问什么才是政治上首要的才能，那就是胆大。第二和第三呢？还是胆大。”当然，培根这里指的是西方政治，第二和第三，无非是再次强调而已。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才是真正的好钢。”

人生之旅，本来就伴随着冒险，要想实现人生价值，或者说要想获得人生的成功，就必须要有胆商，要有勇气。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请记住鲁迅先生的话:“踏上人生的旅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近几年来，人们的生活领域里又频频地出现了个新名词：“逆境商”（AQ）。这个词由保罗·史托慈博士于1995年首先提出，它是衡量人们在逆境中承受压力的能力，或者说是承受失败和抗挫折的能力。

本人认为，逆境商与能否取得成功的关系极大。阿里巴巴的马云常讲：“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恰恰倒在明天的晚上，见不着后天的太阳。”李嘉诚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只有面对和忍受逆境的痛苦，个人成功的机遇才能表现出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正值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时，却遭遇瘫痪、失眠。但他意志坚强地以口授或在特制的纸上写作，从而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名著，然而稿件寄出后却因战乱而丢失，但他竟又重写了一遍，能有这样钢铁般的意志，正源于他具有极高的逆境商。

贝多芬在28岁的时候，耳朵完全失聪，爱人离他远去，自己的音乐也没有人欣赏，经济完全没有保障，生活贫困潦倒，但他却创作出了《命运交响曲》这首生命的最强音，同时留下了那句掷地有声的宣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可能使我屈服。”

面对逆境，中国也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流芳百世的故事：“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以作也。”

可见，苦难和逆境确实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不过只有高逆境商的人才能毕业。巴尔扎克曾说过：“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则是一个万丈深渊。”为此，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获得成功，高逆境商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成功的砝码

谈到成功，我认为除了必须要有高的智商、情商、胆商和逆境商外，还需要一种灵气。灵气像个砝码，可以附着在前面“四商”之上，让“四商”如虎添翼，甚至发生质的变化。

前面提到的成功之“四商”，其实人们在很多场合都或多或少听到过，在很多教材、书籍中也能看到。

但是，我们看到的并非是整个世界，就像大家从小耳熟能详的那句爱迪生的名言，“天才就是九十九份汗水加一份灵感”，却不知道原文后面其实还有一句——“但这一份灵感恰恰是最重要的”！

据20世纪80年代最早引进这句话作为青年励志格言的译者回忆，原文的后半句在审稿的时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被删掉了。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过林彪提出的“天才论”，认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问题，如果强调了“天才”，自然就落入了唯心主义的陷阱，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的。

到了80年代，当学术界再次讨论“天才”时，对于爱迪生称颂“天才”的后半句话，有关部门还是继续将其删除。为此，随着只剩半截的爱迪生名言在中国大地上的家喻户晓，大家都以为只要辛勤努力就能成才和成功，却忽视了那份灵气和灵感的重要性。

就智商而言，一个人的智商只代表接受知识的速度，却不代表接受知识的质量。

爱因斯坦说过：“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有那么一部分智商很高的人，学习力却并不强，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有那么一部分智商很高的人，却能善于思考、无师自通，让知识成为自己的智慧，真正地为我所用。有智慧的人必有灵气，将灵气与智商相结合，从而将知识转变为智慧。

当不变的知识转变成鲜活的智慧时，知识才能真正地具有创造力。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名言：“亨利看到壶开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叫了起来；瓦特也看见壶开了，却悄悄地坐下来造了一部蒸汽机。”瓦特先生无疑就是一个有智慧、有灵气的人，旁人认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却认为其中大有学问，最终激发出知识的创造力。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所著的《时间简史》一书中指出：“如果你从事科学事业，你必须有创造力，否则你只是重复无聊的方程式，你永远也发现不了新东西。”无论是学习力还是创造力，无论是举一反三还是灵机一动，这些词汇都提醒和提示着我们，当灵气附着于智商之上，就有了智慧，就有了创造力。

情商，就是指调整自己、调动他人情绪的能力。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所说：“你能调动情绪，就能调动一切”，高的情商可以让你把握说话做事的分寸，以促成实现愿望的结果。但是，当灵气附着于情商之上，却可以让人不开口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发现个别有魅力的人，他们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特别的磁场，你愿意并主动地被他们所吸引。

拿破仑·希尔指出：“有魅力的人，人人都爱和他交朋友；和有魅力的人相处总是愉快的。他好像雨天的太阳，能驱除昏暗。人人都乐于为他做事，他也能要一个人做别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良好的个人魅力是一种神奇的天赋，就连最冷酷无情的人都能受到他的感染。”这种“神奇的天赋”显然不是普通的情商，而是有灵气的这种情商。

另一方面，当灵气附加于情商，将使得一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迅速提高换位思考的能力，更懂得站在对方角度思考，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感应。通过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你就能明白他的心意，所谓“佛祖一拈花，会意的弟子就微笑，大家心心相印”。

具有胆商的人，都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与勇气，如果再具有一种灵气，则将成为胆略。没有灵气的胆商恰如一介武夫，行为鲁莽。在过去的“大跃进”时代，大家盲目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除了政治因素外，就是没有灵气的典型表现。

说到胆略，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家中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也特别提到：“邓小平崇尚实干、英勇果敢，在关键时刻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无论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还是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构想；无论是兴办特区，还是裁军百万，都表现出邓小平同志的超凡胆略。邓小平同志的大智大勇，断然不能说成是其胆商高，而是具有一种非凡胆略和勇气的体现。

有较高逆境商的人，一定是藐视困难、勇于挑战，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的。有灵气的人，不但藐视困难，且具有很强的顿悟能力，在危急关头能急中生智，进而化危为机、走出困境。别人百折不挠方取胜，而他却七折，乃至对折就胜券在握，靠的就是坚韧不拔、勇于挑战的精神再加上灵气。

英特尔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存储器制造商，后来因日本公司以惊人的低价格迅速抢占存储器市场，企业一时濒临破产。如何摆脱困境？英特尔公司总裁格鲁夫和董事长摩尔痛苦地思索着应对的办法。有一天，他俩进行了一次决定英特尔命运的交谈。格鲁夫问摩尔：“如果我们下了台，你认为新总裁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摩尔，问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自己动手？”两人很快达成共识：放弃存储器，重新开拓芯片市场。通过不懈努力，英特尔公司最终成为当今世界芯片之王。很多企业或者个人在逆境中都会遇到像英特尔这样的“生死时刻”，这个时候光有笑对挫折的逆境商是不够的，还要有灵气，才能灵光一现，绝处逢生。

2011年10月14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残联名誉主席的邓朴方先生到韵升公司视察。在与我的交谈过程中，他两次提到：“公司管理团队中有灵气的人多不多？”可见他同样推崇灵气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灵气在今天的中国，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大家甚至讳言“灵气”一词。

有鉴于此，我在前面“四商”的基础上，提出成功的第五种商——“灵商”。

灵商就是对灵气的一种量度，是衡量人们对事物本质的灵感和顿悟的能力，或者说一个人能否聪慧地感知世界，进而具有迅速的领悟和反映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前面“四商”，我引经据典地介绍了各自的来源和发展。但是对于灵商，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有人给出过具体定义与描述，在任何一本词典中也都尚未出现这个词语。所以，我在这里提出这个概念，也是抛砖引玉，希望能与各位商榷，以使其更加完整和准确。

就灵商和成功的关系而言，我把灵商定义为成功天平上的砝码。这是因为一方面灵商可以加注在智商、情商、胆商和逆境商这四个成功的基础之上，以增加人们成功的砝码；另一方面，它又好像阿基米德所谓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可以帮助我们在迈向成功之时实现关键的一跃。

事实上，无论是阿基米德从洗澡的浴池中获得灵感，发现了浮力定律；还是牛顿从树上掉下的苹果中得到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又或是凯库勒关于蛇首尾相连的梦促成苯环结构的发现，这些都是人们依靠灵商而取得伟大成就的经典案例。

与前面四种“商”相比，灵商虽然强调天赋，但也能后天修炼和弥补，关键就在一个“悟”字。“世事洞察皆学问”，这是悟；“一日三省吾身”，这也是悟。灵商与悟性关系极大，要想“顿悟”，首先要不断“渐悟”。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过，“灵感这种思维往往表现为灵感或意念的突然闪现过程或悟性的涌现过程”，它是一种“智力劳动的产物，具有突发性、飞跃性、瞬时性的显著特征”。我相信，只要平时善于观察、思考，特别是注重创造性乃至跳跃性的思维活动，就一定会在关键时刻出现灵光一闪乃至灵气盎然的现象。

鉴于灵商如此重要，我认为，我们在培养、选拔及引进人才的过程中，灵商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我们常说“优秀的团队打造优秀的企业”，那么何谓优秀？这个团队必须具有“五商”，特别是要有灵商。当一群有灵气的人聚在一起，打造的一定是目光敏锐、智勇双全的团队，一定是反应敏捷、配合默契的团队，一定是创造力强、韧性十足的团队，也就是一支优秀的团队。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只要具备了高的五商，将必然获得成功。

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成功之日却是成魔之时。因此，这里还缺少一种与成功关系极为重大的“商”。

松下幸之助常说：“一个人格上有缺陷的人，其才能越大，越容易危害他人以及社会，在这种人身上，高超的才能是恶的武器，是恶智慧。”所以，无论是作为成功砝码的灵商，还是作为成功基础的“四商”，我想它们都还需要一种更为重大的“商”来牵引，以确保其走在正确的成功道路上，这就是我下面要论及的第六种商——“魂商”。

四、成功的标准

“魂商”同样是一个舶来词，它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的丹娜·左哈尔和艾恩·马歇尔两位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正式提出的，是指人们处理、解决问题与价值关系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人们可以把行为放入一个更为宽阔、更为丰富的环境中去，同时可以评价其行为是否具有意义。

“魂商促使人们扪心自问：我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我做事究竟是为了什么？”

正如尼采的名言：“只有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搞清楚读书为什么、当官为什么、从商为什么，乃至活着为什么，也就是只有找到人生的信仰，才能正确对待人生中的任何变化，无论成功或者失败。

今天的国人，整天忙忙碌碌，却忽略了对行为及价值的拷问，因此，当今的时代已陷入了一种精神的空虚或乏力之中，由此带来这个社会最根本的精神危机。这样的危机，可以称之为“信仰危机”。

由此，我们就要谈到心，或者说到魂。

和前面讨论灵气一样，这并非是所谓的“唯心主义”，而是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所说：“我想我们谈价值问题，在中国必须追究到心。这是不能去掉的。去掉后，人就跟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随着中国大陆的市场化，钱跟权这两个东西成为大家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心，高尚的心，高贵的心慢慢被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百年来，心的失落实在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正是由于心的失落，我们看到“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是，不管你当多大官，你总得要退下来的；不管你有多少钱，终归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回。追名逐利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即使有短暂的欢愉，也是过眼云烟、稍纵即逝。

正如海伦·凯勒所说：“许多人对于什么主宰真正的幸福存有误解。它不是通过自我满足来达到，而是通过忠实于高尚的人生来获取。”我们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或者说获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须具备高尚的心灵，去磨炼高尚的魂商。

在今天仍然健在的日本企业家之中，最为德高望重的非稻盛和夫莫属，他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亲手缔造两个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伟人，去年又以79岁高龄接掌了第三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日本航空公司。稻盛和夫出版有著名的《活法》一书，书的开篇就指出——身居乱世之中，当首先审视“活法”，也就是从根本上质问：“人为什么活着？”而他的答案就是：“人生的意义乃是在于提高身心修养，磨炼灵魂。”

稻盛和夫指出，灵魂取决于人生态度，它有可能得到磨炼，也有可能产生污点。由于人生的价值不同，我们的精神既可能变得高尚也可能变得卑鄙。“不少世间少有的英才，由于没有崇高的精神而误入歧途。在我所安身立命的商业世界中，也有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只要自己赚钱就行，最终成为某种商业丑闻的主角。”

所以，“即使拥有优秀的才智，好不容易具备的强势能力也会因为不能被运用到正确方向而误入歧途。这不只是局限于企业领导人，与我们的人生也是相通的”。这就是说，智商、情商、逆境商、胆商、灵商越高的人，越是需要首先修炼自己的魂商，以保证自己走在一条崇高、正确的成功之路上。

优秀的团队打造优秀的企业，卓越的团队造就卓越的企业。比优秀更伟大的是卓越，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有无正确的魂商。

我在《成就卓越工程师的idea》一文中提到，所谓“卓越”就是要有价值层面的idea，这种idea就是魂商。若依靠前面提到的五种商，我们足以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获得成功，但是，要想成就卓越，则必须在“五商”之上，再加魂商。唯其如此，我们的成功才能被社会所尊重，我们的团队和我们的事业也才能被社会所尊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特别强调魂商对成功的影响与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前面五种“商”都无关价值的判断，只有魂商才能“给人以区分的能力和道德感，使人在善与恶的问题上挣扎，同时又憧憬未来——去梦想，去渴望，去摆脱身陷的泥沼”。换句话说，前面的五种“商”只是在性格或能力上把人分出差距，而魂商是在道德乃至人格上把人拉开差距——但这样的差距却是人与人的本质差异，是善与恶的差异。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或者说缺乏正确的魂商，一个人即使有再高的智商、情商、逆境商、胆商乃至灵商，都将失去应有的价值，最终必将陷入不可自拔的痛苦深渊。

魂商一方面决定了成功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成功的标准。

关于成功的标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早就指出：“把物质财富当作成功的标准是错误的。我们应抛弃以名利为唯一标准来衡量的错误观念。”当今，所谓的“成功学”之所以成为毒药，恰恰就在于把名利作为唯一的标准。我相信，一个人成功与否，在于他对社会能否产生积极和正面的影响，能否对社会的进步和文明产生一定的作用，这是衡量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的社会，应该推崇这样的成功,魂商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成功标准。

针对当年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央电视台评论员引用了那句著名的印第安谚语：“如果我们走得太快，停一停，让灵魂可以追上来。”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更需要我们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首先要找回自己的心，或者说不断磨炼自己的魂商，唯有如此，才可以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有道德、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才能使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的老师及科研人员，杜绝论文剽窃等造假行为的滋长与发生。

让我们的成功之道上，不再充斥着毒奶粉、地沟油、商业欺诈、论文剽窃及安全事故等罪恶的东西，而是流淌着具有道德的血液。

事实上，市场经济从来都是要讲规则的，或者说必须要有基于道德伦理的规则。离开了这个基础，市场经济就将腐蚀其所生长的社会基石。这是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发明这个“市场经济”之前为我们阐明的道理。

市场经济的奠基著作是亚当·斯密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讲的是虽然每一个人做事的动机都是谋求利益，但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都会被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所牵着，去实现一种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从而最终提升、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与进步。因此要鼓励“自由竞争”，发展“市场经济”。

但是，在《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还在1759年出版了另一名著《道德情操论》。这本书讲的是，人固然是自私的，但作为社会一员，人应该具有做出道德判断、克制自我私利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道德情操论》就是论述具有利己本性的自然人在社会的交往体系中，如何学会控制自私的本能和行为，最终形成一个能使社会长期存在的有效秩序。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看上去是两本书，但其实是一本书的上下两篇。其中上篇讲心，下篇讲物；上篇讲义，下篇讲利；上篇讲伦理，下篇讲经济；上篇讲社会，下篇讲自我——从而共同构成了亚当·斯密为我们编写的市场经济这本教科书的上、下篇。

19世纪末，日本明治天皇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派人向英国取经，发现了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并将这两本书都带回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方面学习借鉴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另一方面结合日本的文化来治理国家，从而逐渐地成为世界强国。

在我们中国，最早由严复先生在1902年翻译了《国富论》。这本译名为“原富”的书，当时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吊诡的是，严复一生翻译了很多西方名著，比如《天演论》《论自由》等，却始终没有把《道德情操论》一书引荐给中国人。直到1997年，我国才首次出现了这本市场经济的伦理学基础著作的中译本《道德情操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

严复先生这么做，或许是出于当时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需要，因为那是一个更加需要倡导自我的封建时代。但由于当时未能及时翻译《道德情操论》，关于对真正的市场经济或者说对商业社会成功之道的正确认识，在我国就这样被耽搁了近一百年，从某种程度上讲，甚至还远远不止。

在这百年之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手里捧的那本市场经济教科书，原来只是半本。我们就像金庸先生笔下的梅超风在拿到《九阴真经》后一样，如获至宝，却不知道自己拿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半，只有招式而没有心法。照猫画虎，一阵狂练，却只练得个走火入魔、半身不遂。

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或者说商业社会成功之道的正确认识，我们今天说到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就一切唯物，不知修心；就只谈自利，不知利人；纷纷追名逐利，忘却义利相容。

这是社会的悲哀，也是国人的悲哀。时至今日，市面上已经有了很多《道德情操论》的译本，但是很多人仍然把名利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有些人纵然腰缠万贯，有些人纵然位高权重，但这样的成功，却只不过是一场浮士德式交易，得到的只是一场短暂的繁华与虚幻的欢愉。

这让我再次想起乔布斯所说的：“我并不在乎成为墓地里最富有的人。我在乎的是我可以躺在床上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精彩的事情’。”

乔布斯短暂而传奇的一生，无疑做了很多精彩的事情；他的成功虽然无法复制，但是我们也应该努力让自己去做一些精彩的事情，去过一种有价值的人生，去获取一种基于魂商的成功！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