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国大党成立以前，新兴的印度精英阶层为印度社会的改革而坚持不懈地奋斗，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些地区的民族组织成立起来，一些精英通过研究找出了适合印度民族发展的理论；但这种奋斗一直是分散的、地区性的，缺乏一种全印度的概念。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主要是由印度的封建主、印度土兵和下层民众参与的一场全印范围的大起义。[15]在这次起义中，作为新兴阶层的印度精英并没有参与领导。英国当局把大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1858年8月2日，英国议会通过《印度政府法》，规定结束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印度由英国女王接管，由印度总督代表英王统治。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的时代开始了。[16]
英王接管印度后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大起义的教训，巩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一元化统治的建立和统治机器的强化是最主要的变化之一，而这其中的一些调整正好为印度的精英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新通过的 《印度政府法》规定，英王接管后，英国内阁中设立印度事务大臣，并有15人组成的印度事务会议协助；取消监督局，先前由监督局和公司董事会分别行使的权力统一归印度事务大臣及印度事务会议行使。印度总督是英王在印度的直接代表，职权不变。总督参事会在英王直接统治之后开始立法实行分工，成立内政、外交、税收、财政、法律、军事等部门，这就是印度政府部长制的开始，也是现代正规政府体制引入印度的标志。随后，印度的立法机构、法院系统、军事机构也都实行了改革。英王的直接统治使印度的国家机器在进一步集中、统一和强化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带有一些民主色彩。[17]
英王直接统治印度后的统治政策也有重要的调整措施，首先就是放弃了兼并印度的土邦，安抚土邦的王公，改革侵害地主权利的做法；其次逐步放弃了官方促进传播基督教和立法手段实行社会改革的办法；最后，扩大立法会议，吸收印度精英阶层加入，在大城市和各县也建立自治机构，让印度人参与到政府管理当中来。放弃兼并土邦意味着英国殖民者不再强制统一印度；扩大立法议会对于广大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精英们来说是如虎添翼，他们可以在印度的土地上施展他们的抱负，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来改变印度的落后，与英国殖民者展开斗争。
到19世纪70至80年代，印度的民族运动迎来了非常大的进步，一批新的地区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建立起来并开始开展一定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主要得益于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青年人走出大学校门，开始成为印度精英阶层的一员，并运用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在印度广泛地开展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时期的杰出领导人物是达达拜·瑙罗吉和马哈底瓦·戈文达·伦纳德，他们两人分别提出了一套关于印度贫困与民族复兴道路的理论，就他们两人的理论本质来说，他们理论的路线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互相补充，构成了一个理论整体，为后来的国大党所遵循，成为国大党制定纲领政策的依据。[18]
不断发展的民族运动不可避免地把建立全国统一组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但是对于应该成立什么样的组织、怎样成立等一系列的问题，印度的精英们还没有达成一致。此时，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休姆在印度建立全国统一组织进程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休姆原来是英印政府的高级文官，退休后仍然积极地活动。他认为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关键在于逐步实行改革，把印度引上宪政的道路，为此必须联合印度的精英阶层，以英国模式为样板发展印度的宪政制度。休姆向印度精英阶层的活动家推销他的想法，这些印度的活动家们自然非常赞同，印度活动家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全印度的统一组织；休姆在英国上层社会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很快就把建立统一组织的计划付诸了实践。
1885年初，休姆与印度精英阶层的活动家们一道先建立了印度国民同盟，以其名义发出通告，决定在当年12月召开印度国民同盟成立大会。1885年12月28日，印度国民同盟成立大会在孟买召开，正式改名为印度国民大会，这宣告印度国大党诞生了。大会选举孟加拉的著名律师伍·彭纳吉为主席，并通过了一些决议：请求英国政府派皇家委员会调查印度行政管理情况；取消英国印度事务大臣会议；扩大立法会议在财政和税收方面的立法和监督职权；各省立法会议增加民选成员名额；在英印同时进行文官考试，放宽报考年龄限制等。参加大会的72名代表来自全国各省，使得印度国大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组织。就在国大党成立大会开会时，在孟加拉地区影响力很大的以班纳吉为首的民族组织也宣布承认国大党为全印统一组织。这一系列活动大大巩固了国大党的基础，使国大党作为印度的全国性组织并且具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19]
这次大会立下了一项不成文的先例：在会上只讨论政治、经济问题，不讨论容易引起摩擦的社会、宗教问题；只讨论全国问题，不讨论地方性事务。这就为国大党定下了世俗主义和强调印度民族大团结的基调。正如大会主席伍·彭纳吉在主席致辞中所言，国大党的中心使命是以民族团结的感情代替种姓、宗教信仰和地方偏见的分裂因素，以便使整个印度团结得到进步发展。这一原则的确立就使国大党有可能成为广泛容纳各宗教、各社会阶层的，不带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同时，这些特点也显示了国大党未来的发展方向。
印度国大党的成立成为全国民族主义力量的聚合点，印度的精英大多在国大党，为印度民族的命运奋斗。马德拉斯的著名活动家维·恰里阿尔说：“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尽管在语言、社会习俗上存在着差别，我们具有了各种因素，使我们真正形成一个民族。”[20]国大党的成立，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全国性有组织的发展时期。
全印度所有的社会政治团体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因此它并没有自己的各级组织，也没有自己固定的成员，出席年会的代表只是登记职业而已。根据国大党对于出席年会会员职业的登记可以看到，第一次年会的到会代表72人中，律师40人，编辑9人，教师3人，医生2人，前文官1人，政治组织秘书3人，商人7人，地主6人，不详1人。其中45人上过大学，至少25人得到了学位。第二次年会到会代表434人中，约130人是地主，约166人代表法律界，约40人代表印度报刊，其余是商人、工厂主等。第三次年会到会代表607人中，地主161人，知识分子302人，商人123人，工厂主5人，其他16人。总计前三次年会，出席代表人数中，知识分子约占50%，地主约占25%，商人工厂主约占25%，这个比例直到20世纪初没有太大的变化。[21]由此可知，国大党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国大党的核心和骨干力量就是由他们构成的，这些人在印度具有很大的影响，国大党的大部分决策都由他们决定，这些人当中有瑙罗吉、苏．班纳吉、费·梅塔、G．苏·阿叶尔、马·伦纳德以及后来的戈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等。
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很多到英国留过学。他们见识广博，能较早地顺应时代潮流，关心印度的进步和印度民族的发展。由于最先得益于英语教育，他们从事的都是新兴的行业，在职业上也已经取得显赫地位。这些知识分子构成了印度的精英阶层，国大党也成为印度精英们的一个合法的政治斗争的场所。
国大党的创立者们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希望它能起到“英王陛下政府的合法反对派”的作用。国大党成立后前20年是遵循这个总方针行事的。国大党成立的前20年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基本上没有超出以前各地政治组织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国大党的早期活动主要限于局部的改良，它在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是一个严谨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一年一度的全印度范围的政治集会，把印度各地的精英集中起来议政。这与当时他们所抱的有限目标是一致的。[22]
在发起召开国大党成立大会的通告中写道，建立这个组织的直接目的，是使民族进步事业的工作者能够互相熟悉，共同讨论和决定应该采取的政治行动，间接目的是 “构成民族议会的胚胎”，并逐步使之成熟，以回击那种认为印度人不适合代议制度的谰言。[23]在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大党没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在中央只有一名秘书长作为这个实体的象征和联系人存在，没有领导机构；在地方上，原来的各类组织照样存在。没有专门的干部，所有人参加国大党只是一种业余活动性质。这种没有组织的组织很快就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这就迫使参加国大党的印度精英们开始按照正规政党的模式改造和强化自身。
1898—1899年国大党采取了两个重大的步骤来完善自身的组织。第一个步骤是建立国大党的组织系统，1899年成立了中央机构印度国大党委员会，在各省建立了国大党省委会，其职责是召开省政治会议，贯彻国大党年会决议，并向下届年会提出工作报告。组织系统就建立到省级为止，省以下仍保留原来的各政治组织。第二个步骤是制定党的纲领，1899年通过的党纲是国大党制定的第一个党纲，党纲记下的目标是 “用宪政手段促进印度帝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至此，国大党具备了政党的基础。
总的说来，国大党是印度精英阶层与英国殖民政府和印度传统阶层互动的结果。西方文化的引入撼动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生活，犹如一潭死水中投下了石子，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就是西方文明冲击印度社会所带来的反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方文化通过殖民者进入印度社会以后，在印度民众之间产生出一些抵抗情绪，而殖民者本来是在掠夺的同时顺便引入西方文化，这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和不诚意，这新与旧的断层地带，就是印度民众抵抗的空间。在大起义之后，那群受过西方教育的印度精英们，也看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印度需要统一起来，印度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本来各自为政的奋斗，开始聚拢在一起，并且发展成了全印度的政治组织，这就是国大党的诞生，它是应着印度精英而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的精英们的斗争经验和政治认识不断深入，国大党成为印度走向独立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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