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现代战略文化中含有印度传统文化因素与西方现代文化因素，同时打上了印度现代化的精英阶层的独特烙印。本课题提到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性特点主要是指，印度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二元性和印度传统文化中的阿育王思想和考底利耶（Kautalya）主义思想的二元性，这样的双重二元性特征。
关于战略文化，美国战略学者肯·伯什（Ken Booth）在其著作中是这样对战略文化下定义的：战略文化是指国家关于威胁和使用武力的传统、价值观、态度、行为方式、习俗、文化符号、业绩以及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的特定方式。它规定了一个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起源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文化，并代表了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成员 （例如政治与军事精英）的态度、行为方式的总和。伯什认为，鉴于战略文化不断变化的特征，分析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需要定期对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和更新，从而使它保持准确和恰如其分。同时他还指出，战略文化的概念不应被看作是对一个国家战略的全面解释。它规定了政策的界限和假设，但并非总是决定具体的政策选择。战略文化只不过是能帮助理解特定国家的战略的另一种工具。[44]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往往极为复杂，涉及因素众多，需要从多视角、多层面对其加以分析，以便能深入地理解和正确认识。
印度政治文化深受在印度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文化传统的影响，印度教中的 “超自然中心主义”传统是印度人对传统专制君主缺乏绝对服从和拥戴的文化思想基础。[45]印度传统政治文化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对统一国家权威的崇拜，相反却很早就形成了多元性特征。进入近代以来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使得印度的现代政治文化逐渐呈现出了 “二元性”特征。
由于受到二元政治文化的影响，印度的战略文化也呈现出理想主义战略文化和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46]中国学者对于二元性政治文化的成因有不同的观点。[47]一种观点是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印度的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得在印度这块土地上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政治文化。英国的殖民统治和英式教育政策的结果是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治权力和那个在印度传统社会阶层之上的新的国民政治精英。一个新的精英政治文化出现在受英语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高级官僚、军队、国家政治领导、工会领袖、各行业的企业精英中。但是传统的政治文化继续存在且相对不变，其中许多地方拥有大量不识字的农民以及被划为各种单一部族的社会单元。双重政治文化的存在，显然对希望通过直接手段获得大众支持的任何集团形成实际的障碍。只有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意识到印度的政治问题，而且拥有能力去思考。而那些可能对政治有兴趣的低阶层民众来说，他们所处的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对他们并不透明，他们既不能对政治争议做出有意义的反应也不能解决问题。”[48]可以看到这个观点是从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影响的角度去看待印度二元政治文化的，主要是突出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印度的二元性战略文化的传统来源于 “考底利耶主义与阿育王思想传统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的不同定位”。“而当代印度战略文化也基本沿袭了这一特色，即印度在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大方面均呈现二元特征。”[49]这一观点则是从印度传统文化中寻找出了当代印度战略文化的线索，对于分析当前印度战略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源远流长，印度的古代政治思想中也保存了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印度古代孔雀王朝的宰相考底利耶（Kautalya）就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遵循欺骗法则（Kutanniti）。在其著作 《政事论》中，考底利耶就十分明确的指出，在遵循大鱼吃小鱼的世界里，国王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拥有最大权力的统治者，只有规模和权势庞大且国内稳定的帝国才能遏制大鱼或外来侵略者。[50]同时，印度传统的战略安全观也源自考底利耶的“曼荼罗”（Mandala）地缘政治思想，曼荼罗指的是一系列的圆圈或者圆环，根据这一概念，在各层圆圈中，一个国家最直接的邻国总是被视为敌人，而紧接着外圈 （即敌人）的邻国被视为朋友，以此类推。[51]印度精英阶层对考底利耶思想非常推崇，K．P．S．梅农在1947年就说过，“考底利耶的现实主义是对我们在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的一种有益修正”[52]。“除了甘地之外，印度所有的著名领导人都为考底利耶所迷倒。”尼赫鲁也不例外，他只不过是根据其政府和平共处实践来重构了考底利耶传统罢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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