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蒙元时期的历史遗存

1253年，元朝在云南建立统治，有10多万军队和大批蒙古族官吏来到云南。1381年明军大举进攻云南，击溃10万蒙古军，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终结。失败后的蒙古将士和官吏无法回到蒙古，只好落籍云南，因受到民族歧视，散居各地的蒙古人多改为汉姓，逐渐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中。750年来，他们在语言、风俗、生产、生活诸方面都有不少变化，但始终不因岁月的久远而失去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记忆，现今保存下来的大量蒙元时期的历史遗存就是明证。这些珍贵文物和档案为我们研究蒙古人在云南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难得的史料。

通海蒙元历史遗存令人称奇

地处滇中南部的通海县至今仍保存着大量蒙元时期的历史遗存，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已引起国内外蒙古族研究者的极大兴趣。通海能保留有较多的蒙元时期遗存，缘于当地在元朝统治云南时具有较高的政治军事地位。南宋宝元年（1253年，元宪宗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亲率10万大军革囊渡江，翻越点苍山，以破竹之势攻灭大理国，统一了云南，并在通海设临安路。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为进一步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又在河西县（今通海县河西镇）北30公里的曲陀关山隘处设立“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后因当地民族“叛服不常”，特设阿喇帖木耳为元帅，率“一十五翼”官兵镇守曲陀关，兵营驻扎在官营、木城山、白塔营等地，阿喇帖木耳去世后，其子以旃为姓，荫任都元帅职，仍屯集众多蒙古族官兵统管滇南地区。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沐英等率30万大军远征云南，结束了梁王的统治，驻滇元军被击溃，曲陀关元帅旃檀尽节，幸存官兵逃散，部分融入其他民族，多数逐步集中在杞麓湖畔的凤山脚下，形成北阁等蒙古族村庄，成为云南唯一的一个蒙古族聚居地，即今天的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如今的兴蒙乡居住有6100多名蒙古族后裔，村中的三圣宫一直供奉有成吉思汗、忽必烈、蒙哥等蒙古族杰出人物的画像，形成一个迥异于周围其他民族的聚集村落。

尽管历经750年的历史变迁，兴蒙乡蒙古族仍在语言、衣饰等方面与北方蒙古族有相似之处，如他们的语言在语音系统、语法结构上与北方蒙古族相同，“鼓”“马”“路”“香烟”等词汇保留了古蒙语的发音，妇女服饰中的高领、弯尖及花边图案仍有北方蒙古族服饰的风格。作为元代云南的一个军事战略重镇，曲陀关至今还有较多的历史遗迹，如当年供屯兵饮水之用的一口名为“马刨井”的泉水，数百年涌流不止，泉眼石壁上雕刻的战马等纹饰至今清晰可见。蒙元军队贮藏粮草和军械的军备库遗址仍可看到，并有相关碑记可考。在曲陀关周围，至今仍有鞑子营、伙家营等明显带有兵营色彩的村寨地名。

此外，通海县境内还有多处建筑和“石羊”等雕刻艺术品具有明显的蒙元时代特征。当地最受推崇的名山——通海秀山上的普光寺正殿建筑，保留了明显的“粗梁细柱”的元代风貌，寺内的“普光山智照兰若记”碑立于元宣光七年（1377年），为通海保存的最古石碑，碑文内容对研究元代云南的蒙古族历史和滇南社会经济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据考察，类似的元代建筑在通海尚有3处。

大理五华楼出土元碑之多属国内罕见

蒙元时期的碑文档案在20世纪70年代有过一次重大发现。1972年，大理县在拆除城内谯楼“五华楼”基址时，曾意外发现大量元代碑刻和墓志，但当时没有引起重视，大部分被砌入体育场看台，少部分散失民间。1977年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副院长王云先生在大理县文化馆无意中发现了几块，并于1979年6月和9月，两次约请方龄贵教授等人到大理进行勘察，与县文化馆的人士共同进行了清理核对，有的重新做了拓印。整个清理工作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主要是集中碑石，清洗泥沙，进行初拓；第二次着重查缺补漏，辨认碑文，进行精拓，两次历时一个多月，计得拓片60余张，其中汉字清晰的有58通，首尾比较完具的竟有20余通之多。云南省文化厅也拨出专款拆换抢救这批文物，共收回碑刻、墓志69通，除3通为大理国末期碑刻外，其余66通全部为元代遗物，年代最早的署至元二十四年（1288年），最晚的署北元宣光九年，实为北元天元元年，即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一次发现这样多的元碑，不但为云南历来所未有，国内亦属罕见。

五华楼原是南诏的著名建筑，为南诏王劝丰佑在唐大中十年（856年）所建的“方五里，高百尺，上可容万人”，以“会西南夷君长”的迎宾馆。元灭大理后，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始以中庆（今昆明）为省会，政治中心东移，然犹设大理路，以段氏世袭大理总管，终元之世，大理仍为一方重镇。明军攻克大理后，筑大理城，把这批碑刻砌入五华楼基石，故得以保存至今，为我们研究蒙古史、元史、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白族史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新史料，十分可贵。方龄贵先生指出：“新碑首先对元史（包括北元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元代云南历史的研究有帮助，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还远不止此。因为在碑文（特别是墓志中）叙事每每追溯到前代，这就不免涉及元朝以前的历史，唐宋和南诏、大理的历史不用说了，有时还牵连到唐宋以前的历史及其他方面。”^[1]

这批元碑发现后，经王云、方龄贵先生抄录考释，在《西南古籍整理》和《西北民族研究》上发表，并辑成《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作为全国元史学会成立大会的论文介绍到全国，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后又重加整理注释，题为《云南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一书正式出版。方龄贵先生还先后发表了《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史料价值初探》《大理五华楼新出宋元碑刻中有关云南地方史的史料》《忽必烈征大理史事新证——新出元碑〈故大理□□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铭并序〉考释》《〈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考释》《云南现存北元宣光纪年文献考述》《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证》等一批专题论文。

除上述元碑外，大理现存的提到蒙古族历史踪迹的古碑碣还有不少。主要有：《大理府太和弘圭乡下阳溪弘农氏杨公墓志铭》（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故昭信校尉百户赵公墓志铭》（明宣德六年，1431年）、《杨公寿藏志铭》（明正统二年，1437年）、《故安人车氏墓铭》（明天顺五年，1461年）、《邓川州土官知州阿氏五世墓表》（明正德三年，1508年）^[2]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理的蒙古族人数较少，又大都杂居于坝区白族村寨中，明朝中期后，两个民族已基本融为一体，蒙古族都成了白族。这可以从明代中期以后的碑碣中已绝少提及蒙古族的事实中得到佐证。当然，大理古碑碣中有关元蒙贵族的记载，有一些明显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痕迹，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抹去其历史的旧尘，它们对研究蒙古族在大理的历史还是相当重要、相当珍贵的。

施甸惊现元朝八思巴蒙古字碑

2003年8月，施甸县文物部门从该县仁和乡杨家山村大红帽山上的几块散落的墓碑上，发现了从元朝到明朝一直沿用的八思巴蒙古文字。

大红帽山位于施甸县城东北10公里的仁和乡境内，该山有许多火葬墓碑文。由于盗墓者经常光顾，致使许多墓碑散落在地上，从其中的几块石碑上可以清晰地见到用八思巴蒙古文字书写的墓志铭。这些碑高近1米，宽0.66米，其碑文95%的文字都是用八思巴蒙古文字书写的，左右两边用汉字书写墓主人的姓名及生卒年月。碑文的上部还刻有佛像，佛像中还有一尊四手佛像，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八思巴蒙古文字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弥补当时蒙古族无文字的缺憾，专门聘请元朝第一代国师、13世纪的吐蕃高僧八思巴所造的文字。八思巴经过6年时间，凭其渊博的知识和对蒙古语的精通，克服了汉文、西夏文、畏兀儿文同时使用的不便，于1269年造出了八思巴蒙古文字。这种文字作为元朝官方文字通用，在元代的公文、碑铭、官印上都有这种文字。其字母主要由藏文组成，也有一些梵文字母。字母形体多呈方形，共计57个字母。

八思巴蒙古文字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统一民族文字的大胆尝试，它是运用标音符号来书写汉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文字的一大发明创造。这种文字体现了八思巴这位元朝杰出的语言学家非凡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字功底。据史载，这种文字从元朝初年一直沿用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历时300多年。

（原载《档案与社会》2004年第2期）

【注释】

[1]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史料价值初探（一）［J］．云南文物，1984（15）.

[2]奚寿鼎.从古碑碣看蒙古族在大理的踪迹［N］．云南日报，200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