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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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史志文献的零星记载，对南诏国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进行初步探讨。“当”即指档案，我国古代文书档案之称谓，有称不从木之“当”，故勾当官即为典守档案之人员。南诏实行兵民一体、兵农合一的乡兵制度。

南诏国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_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

南诏国是乌蛮贵族和白蛮大姓共同建立的一个奴隶制王国，始于公元649年，终于公元902年，传13代王，历时254年，是唐朝边境的一大少数民族区域性政权。在南诏政权中，蒙氏王族为“乌蛮”，但其政府官员多为“白蛮”，白蛮、乌蛮是南诏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上，以洱海区域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南诏文化，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民族档案遗产。本文依据史志文献的零星记载，对南诏国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进行初步探讨。

一、南诏国文档官员的名称、职任和地位

在南诏中央行政机构中，负责起草文书和保管重要典籍的官员是内算官、外算官和同伦判官。内算官设1人，其权力较大，有权代替南诏王处理重大事务，是南诏决策的重臣之一，从清平官中选出。据《蛮书·蛮夷条教》载：“清平官六人，每日与南诏王参议境内大事。其中推量一人为内算官，凡有文书，便代南诏判押处置，有副两员同勾当。”^〔51〕由此推知，内算官位居6个清平官之首，是清平官中地位最高、权威最重者，如清平官郑回，当为内算官。同时还另推两名清平官为“副内算官”，协助“内算官”行使权力，相当于唐朝的勾当官。“当”即指档案，我国古代文书档案之称谓，有称不从木之“当”，故勾当官即为典守档案之人员。正副“内算官犹如唐朝之中书令，掌机密文书”^〔52〕。除内算官外，还设有外算官。“又外算官两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领之。六曹公事文书成，合行下者，一切是外算官与本曹出文牒行下，亦无商量裁制。”^〔53〕六曹是南诏的国务行政机关，犹如唐朝的六部，南诏后期改为九爽、三托。外算官领六曹，凡六曹中处理公务形成的文书，下发的文牒，皆由外算官与本曹出文下达执行。外算官掌公事文书下发，犹如唐内阁的尚书省。“盖如唐制之尚书仆射，尚书省统六部。而中书、尚书统摄百僚，为帝王辅相。”^〔54〕此外，还设有“同伦判官”两人，“南诏有所处分，辄疏记之，转付六曹”^〔55〕。同伦判官地位不算很高，但却是南诏王身边的亲信，负责向六曹长传达南诏王的指令。

在南诏前期所设的六曹和后期所设的九爽、三托、爽酋、兵獳司等中央政权机构中，处于最高职权地位的官员在处理政务时也参与公文的处理，即“曹官总揽文簿，举弹善恶，如房司之职，卓异补大军将”^〔56〕。曹官如此，托事、主爽者当不例外。在托或爽、司等机构中另设专门的文档人员。《新唐书·南诏传》中便有掌机密文书的“兵獳司”。

南诏的地方一级政区为赕区、节度区和都督区。在地方各级官府和衙署中除有臣僚兼管文书档案事务外，亦设有专门的文档人员。南诏的“府”分大、中、下、小四等，府衙中掌管文书档案的官职有副主事、陀酋（管记）、陀西（判官）等。

南诏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村邑理人处，史籍虽然没有列出南诏村社中公职人员的职名，但其中有专人负责文书档案事务则是毋庸置疑的。《蛮书》卷九“乡兵”条载：“每有征发，但下文书与村邑理人处，鮨往来月日而已。”即征发乡兵的军事文书已下发到理人官的办事机构。

南诏实行兵民一体、兵农合一的乡兵制度。关于乡兵的调动，《新唐书·南诏传》言：“凡调发，下文书聚邑，必占其期。”《蛮书》所载与此略同，但不言何衙署下发文书。今从卷九《蛮夷条教》所云“每岁十一、十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谷，各依四军，集人试枪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可知乡兵集训之令由兵曹长发出，而乡兵调发比召集训练更为紧要，故调发文书也是由兵曹长行下的。

二、南诏国文书档案的种类、内容和价值

南诏时期，乌蛮贵族和白蛮大姓作为南诏国的统治阶层，在管理生产、对外交往和发动战争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档案文件。南诏国的文书档案从种类上可分为铁柱、碑刻、文牒、盟约、佛经、官印、地图、画卷等多种，主要内容有：

（一）经　卷

1956年在大理凤仪北汤天发现的近3000卷古本经卷中，年代最早的《护国司南抄》被认为是南诏末年的写本。《护国司南抄》凡五卷，现存的只有“护国司南抄第一”，且正文已缺失，仅残存三行，保留下来的是南诏高僧玄鉴书写的疏释经卷。该卷序文之后有“时安国圣治六载甲寅岁朱夏之季月”的落款。关于“安国圣治”的年号，周泳先先生认为是南诏隆舜时期的写本，方国瑜先生也指出：“郑买嗣改元安国在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其安国六年当乾宁元年甲寅（894年）也”。可知《护国司南抄》抄写的年代应为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无疑。

另有几个卷子虽然由于首尾残缺没有年款，但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南诏写本。^〔57〕这些卷子主要是两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写经残卷。这两种写本佛经具有一定代表性，是用唐代经生体字写成。正文用大字正楷书写，有汉字1800多字，经文旁有用朱笔书写的小字1700多字，卷尾有较长的墨笔疏记，用行草书于每条经文之下，多达4300多字。另外有的经卷上还有一些浮签疏注。这些朱笔旁注、疏记和浮签疏注没有一条能读得出，研究者一般认为是用南诏时开始使用的白文书写，其白文文字符号前后统一，书写流畅，可见书写者已经熟练掌握了白文，显然这一佛经是方块白文已流行使用若干年后较为成熟时期的作品。而《仁王经》是南诏时尊奉的护国佛经，在南诏大量抄录流传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护国司南抄》。因此，这批经卷抄写和流传的年代应早于《护国司南抄》。

（二）公　文

重要的公务文书有唐玄宗《敕云南王蒙归义书》和《复敕云南王蒙归义书》，阁罗凤《鲜于仲通书》、异牟寻《贻韦皋书》和《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赵昌《蒙异牟寻请降奏状》、崔行先《为昭义李相公贺云南蛮归附状》、胡曾《破木夹答南诏牒》、牛丛《报南诏坦绰书》、高骈《请筑罗城御南诏表》等。其中的《异牟寻与中国誓文》反映了“苍洱之盟”（又称“贞元会盟”“点苍山会盟”或异牟寻归唐）这一唐、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实为千古之佳话。《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南诏蛮传》载：“其明年正月，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盟书一藏于神室，一沉于西洱河，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58〕即贞元十年（794年）南诏王异牟寻与唐朝使臣崔佐时会盟于南诏都城羊苴咩附近的玷苍山神祠，双方立下誓言：南诏全部落归附唐朝，不再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若南诏违反盟约规定，则“天地神癨共降灾罚，宗祠殄灭，部落不安，灾疾臻凑，人户流散，稼穑户畜，悉皆减耗。”如果唐朝背盟而“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癨共罚”^〔59〕。

这份盟约成为此后处理唐、诏双方关系的重要凭据。樊绰《蛮书》卷三《六诏》附记说：“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书蔡袭意旨，令书吏写蛮王异牟寻《誓文》数本，并书牒系于车弩上，飞入贼营。臣切览牟寻《誓文》，立盟极切。今南蛮子孙违负前誓，伏料天道必诛。容臣亲于江源，访觅其誓文，续写录真本进上。”^〔60〕

（三）金　石

重要的金石档案有“唐标铁柱”、崇圣寺钟款识、《建极年号铁柱铭文》、《南诏德化碑》、元封年号摩崖、袁滋题记摩崖、《剑川石钟山石窟造像题记》等。其中的“唐标铁柱”是唐中宗景龙三年（707年）唐九征在姚州（今姚安）大破吐蕃后所立的纪功铁柱，柱身或基座上刻有疆界地图、地理概貌、战事情况，即所谓“铁柱书”。后来吐蕃与唐朝争议“蛮中”（洱海地区）的疆界时，唐德宗还反复以“唐标铁柱”上的姚州图、地界记为依据，向吐蕃证明洱海地区的归属权，使吐蕃无言以对。因此它不仅只是为了纪功，还起到界碑的作用。该铁柱在阁罗凤时期被毁。据有的学者考证，“唐标铁柱”的遗址在今漾濞县的竹林寺内。^〔61〕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大理弥渡县城西约6公里处的铁柱庙内还存有一根铁柱，是南诏第十一世王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建立的，又称崖川铁柱、建宁铁柱或天尊柱，这根南诏铁柱与唐标铁柱不能混为一柱，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62〕

闻名于世的南诏德化碑是云南现存最大的一块古碑，也是全国罕见的巨石丰碑。南诏王阁罗凤时（766年）所立，碑文原有5100字，现仅存256字。它详述了阁罗凤统一六诏、兼并爨区、与唐关系恶化的原因、天宝战争的经过、归附吐蕃、西开寻传、南通骠国以及向东扩张并在昆明筑拓东城等重要史实，表明南诏不得已而“叛唐亲吐”的种种原委，希望今后能重归于好，并表示将来如与唐朝和好，可让后人指碑向唐朝使者“澡祓吾罪”。此碑还记载了南诏的政治、军事、农业、物产等情况以及南诏与唐、蕃的关系，为研究南诏史和西南民族关系史提供了宝贵资料。碑阴题名及职衔对研究南诏的职官制度、谱牒世系也有重要价值。新发现的封仓石碑（又称“南诏仓贮碑”或“仓官丘罗宽碑”）则是鲜为人知的最早、最小的一块白文碑，现存大理州文管所。此碑出土于南诏故都太和城遗址内，碑文共70字，正书直书右行，按表述的内容可归纳为仓管人员、受谷数量、监仓官员和碑文撰写者的官职和姓名几个部分，无落款年号，也没有生肖甲子纪年。据有的学者考证，刻碑的年代应在南诏夺据太和城并以之为都后的立国初期，即在公元739年到776年间。^〔63〕碑文中含有多个异体字，这与后来的一些白文碑刻，如《石城会盟碑》相同，带有浓厚的云南地方民族特点。该碑是目前发现的第二块南诏刻字石碑，它的出现把白文碑的历史向上推移了300多年，对于研究南诏早期的职官制度、仓贮制度、度量制度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南诏重视农业传统的实物证据。

（四）官　印

重要的印章档案有“贞元册南诏印”“元和册南诏印”等。据《旧唐书·本纪》载：“贞元十年六月癸丑（十二日），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册南诏使。七月庚辰，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窠，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又据《册府元龟》卷九六五载：“异牟寻卒，册其子骠信酋蒙阁劝为南诏，……并铸‘元和册南诏印’。”两印是在南诏与唐朝恢复友好关系的时候，唐朝所颁赐之官印，反映了唐朝与南诏亲密友好的一面，是南诏臣属于唐朝的物证。

（五）地　图

南诏官方十分重视地图的保管。《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大破吐蕃于神川，……乃遣弟凑罗栋、清平官伊仇宽等二十七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帝赍赐有加。”《通鉴》卷二三五也载：“贞元十年六月，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正因为对地图非常重视，所以才作为进献朝廷的重要礼物。现今南诏地图已不可得，但其中大部分内容，已收录于樊绰《云南志》各卷中，如记载山川、道路、政区的资料即来源于《南诏图志》。

（六）画　卷

南诏时期著名的《南诏图传》是云南现存最古老的纸质绘画艺术珍品，也是唐代留传下来的唯一一幅少数民族轴画卷，距今已有1109年的历史。其中的画卷部分可视为我国最早的连环画卷，画卷中的《西洱河图》是云南最古老的一幅地图。

此《图传》在南诏时期被收藏在宫殿里，只有王室贵族和政府高官才可以观赏，被视为南诏的宫廷之宝。原件现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全卷为纸本，设色彩绘，长5.73米，宽0.3米，由南诏宫廷画家王奉宗、张顺等人于南诏中兴二年（899年）绘制而成。共有两个长卷，一是文字卷，有2474字，内容为“观音七化”的故事，描述蒙氏因敬佛而得国，并附有南诏末代皇帝舜化贞的敕文和王奉宗、张顺两位官员听命皇帝的敕令。二是图画卷（又称《南诏中兴画卷》《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对照《文字卷》的内容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阿嵯耶观音幻化成梵僧来到巍山，三次向“奇王”细奴罗家人化缘得施并授记的故事，以此表明细奴罗受到观音的点化，因而蒙氏立国自然是佛的旨意。

画卷按其图画构成可分为原作与补绘两组，共有五个部分：原作有《观音梵化故事图》《祭铁柱图》《南诏国王礼佛图》三幅图，补绘部分有《大义宁国国王杨干贞礼佛图》和《西洱河图》（即《洱海鱼螺受困图》）两幅图。^〔64〕画卷按其绘画内容可分为三个主题：一是“巍山起因”，描绘南诏始祖在巍山经营，受观音教化；二是“祭柱受禅”，描绘白子国首领张乐进求禅让王位，细奴罗成为蒙舍诏开国君主；三是“西洱河记”，描绘“河神”（洱海）中有吉祥神金螺和金鱼，被毒蛇缠绕所困，“二物见之则为祥”，“而祭奠之，谓息灾难也”。意在祈求神灵保佑，消灾致福（也有学者认为是隐喻蒙氏王朝陷入困境，南诏国气数已尽）。《南诏图传》虽然是“钦定”的蒙氏王族发迹史，但却是一幅地道的政治、宗教宣传画，它通过宣扬一系列佛教故事来神化南诏王权，尤其是采用画卷与民族文献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来描述重大历史事件，这在古代并不多见，不愧是“南天瑰宝”，对于研究南诏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艺术、人物、风俗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三、南诏国文书档案的管理制度

关于南诏国文书档案的管理情况，由于史料极少，难得其详，但根据一些零星、片断的记载，仍可以对其做出大致的推测。

从天宝九年起，南诏与唐朝断绝了政治交往，转而与吐蕃结盟，但即使与唐朝发生了两次天宝战争，南诏仍表现出一种被迫为战的姿态。阁罗凤在王都太和城立德化碑的目的，正是为了表明他当时的心迹，这为后来南诏与唐朝和盟埋下了伏笔。《新唐书·南诏传》记阁罗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澡祓：冲洗清除；碑：即德化碑。《云南志》卷三与上文略同：“阁罗凤尝谓后嗣悦归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旧本，呈示汉使，足以雪吾前过也。”^〔65〕即在国门刊石立碑，备忘防诬，立此存照，辨析求察。同时保存好有关这一史实的文书档案，以便后世子孙再次附唐时，能以此为据，向唐朝使节澄清事实，剖白原委，表明其不得已而叛唐的苦衷及与唐朝重修旧好的愿望。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南诏的公文归档制度甚为严密。

再从“苍山会盟”对盟誓文书的处理方式来看，表明南诏已存在将重要文件登于祖庙、藏于神室、制作副本的档案管理制度。祖庙是南诏王室的最高神圣之所在，建筑坚固，便于保密和守卫。南诏将重要档案（包括唐朝、吐蕃册封南诏的诏书和所赐金印，以及维系南诏与唐朝、吐蕃关系的盟约等）上呈祖庙，以祭告神灵，备先祖明鉴；将重要文件藏于点苍山神祠的祭祀石室中，既可防火，又可防潮，体现了南诏统治者对档案保管的重视。当时这份盟书的形成和保管都比较慎重，按文体制成一式四份，一份由崔佐时带回成都后进呈唐朝天子；一份秘藏于玷苍山下神祠的石室内；一份存入祖庙；一份置于南诏城内府库中（一说沉入西洱河），以示子孙，不令背违，不令侵掠。可知南诏的归档制度是多套制的。

四、南诏国档案文献的编纂和利用

南诏时期，档案文献的汇编公布主要体现在《曲江集》和《云南志》上。唐人张九龄撰的《曲江集·勅书》集中了若干“勅书”，有关云南的约10道，内容涉及唐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营策略。开元年间，云南尚未统一，滇西地区为六诏，滇中及滇东为爨氏统治，唐朝为了分化吐蕃势力，必须使云南诸部在相互攻伐中渐趋统一。于是，勅书中分别下达指令，让各部都为此战略意图效力。而其结果也正是这样，南诏首领蒙归义在剑南节度使王昱的授意下，率先合六诏为一，继之又征服诸爨，完成了统一大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此书卷五《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卷六《敕辒州都督许齐物书》《敕剑南节度使王昱书》《敕吐蕃赞普书》，又《敕吐蕃赞普书》、又《敕吐蕃赞普书》，卷七《敕西南夷大首领蒙归义书》、又《敕西南蛮大首领蒙归义书》《敕蛮首领铎罗望书》《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共十道，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对研究南诏兴起和唐代西南民族关系史有重要参考价值。唐朝册封南诏的诏书原件虽未保存下来，但在《旧唐书·南诏传》《资治通鉴考异》等史籍中都有记载。

樊绰的《云南志》（又名《蛮书》）是唐代记载云南最为全面的史料。在樊绰之前，唐朝派人到过云南，回唐后也写过书，如袁滋的《云南记》五卷、韦齐休的《云南行纪》二卷；有的是为官于西南，把自己了解到的南诏情况写成著作，如韦皋的《复开西南夷事状》十卷、李德裕的《西南备边录》十三卷。由于这些书多是根据当时唐朝经略南诏的档册编成，故材料多属可信。樊绰参考并摘录了这些材料，加上自己的见闻和调查，向安南经略使蔡袭随时报告，回唐后，经过整理，便成了这部《云南志》。

樊绰《云南志》的价值在于史料的真实、可靠，因为书中所依据的资料大部分是纂录唐人的著述，主要是摘录袁滋和韦皋所写的书，而他们又是转录南诏人士自己所编的档案图籍，所以南诏的官方档册虽未流传下来，却可以从樊绰的《云南志》中见到。如书中末卷所录的《赵昌奏状》为公元793年赵昌以安南都护府名义上呈的《蒙异牟寻请降状》，另有《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为著名的“苍洱之盟”盟誓书。从樊绰的《云南志》可推知，南诏档案文献和史志的编纂已达到较高水平，官府已设有专门的史官及编修史志的机构。从今存《南诏中兴二年图传·文字卷》所载“铁柱记云：……”“按张氏国史，云南大军将张乐进求……”来看，南诏后期洱海地区已有白蛮利用档案典籍编纂了白文史籍《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等流传于世，此类书虽已亡佚，但内容已摘入《文字卷》中。其中有白蛮大姓首领九人在铁柱侧祭天禅让的神话，又有白子国酋长张乐进求的国史，这是已知白族先民编纂的早期史志文献之一。

（原载《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09年第三辑，第二作者魏容）

【注释】

〔51〕向达.蛮书校注（卷9）［C］．北京：中华书局，1962.221.222.木芹.云南志补注［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22.

〔52〕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中册）［M］．昆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07：108.

〔53〕向达.蛮书校注（卷9）［C］．北京：中华书局，1962.221.222.木芹.云南志补注［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22.

〔54〕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中册）［M］．昆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07：108.

〔55〕向达.蛮书校注（卷9）［C］．北京：中华书局，1962.221.222.木芹.云南志补注［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22.

〔56〕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中册）［M］．昆明：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07：108.

〔57〕杨世钰.大理古本经卷的发现与研究［A］．赵寅松.白族文化研究·2002［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58〕旧唐书·南诏蛮（第16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5：5282.

〔59〕袁任远，赵鸿昌.唐文云南史料辑抄［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110.

〔60〕赵吕甫.云南志校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