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汉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融合较早，档案史料十分丰富。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对白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和利用十分重视，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为弘扬大理文化、白族文化乃至云南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本文拟对大理白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及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作一简要评述。

一、方块白文文献的整理研究

20世纪以来，研究方块白文及其文献比较早的学者是石钟健，他于1942、1943年两次到大理喜洲、邓川一带对古碑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写出了《大理喜洲访碑记》，特别是其《论白族的“白文”》一文不仅肯定了方块白文的存在，而且谈了对白文结构的意见，不仅刊布了流落在国外的南宋观音铜像背后刻的《段政兴资发愿文》和4种明代白文碑刻的拓本，而且全面介绍了这些碑的拓本、录文，并做了系统的论述^[1]，极大地促进了后人的研究。

近年来，对方块白文文献整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方块白文碑刻的释读上。如周祜的《明清白文碑文漫话》《读明代白文碑札记》等文章，对《山花碑》《山花—韵碑》《十哀词碑》等几块明清白文碑刻做了介绍，并对碑文大意作了初步注译和释读，以汉语拼音注音，用古汉语音对白文汉字、白字的古音进行辨证，提出许多新鲜见解，并对《山花—韵碑》传抄之误做了重要矫正。^[2]许多学者还认识到方块白文碑刻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张文勋主编的《白族文学史》对白文碑刻作了扼要介绍，并认为白文碑刻是研究白族历史、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3]何一琪的《“白文”哀词〈赵坚碑〉之研究》对追悼死者的10首“山花体”白文哀词做了初步研究，对该碑许多漫漶的字做了考证补正。^[4]李正清的《“山花体”格律》，以自己整理的白语声调论证，认为山花体有平仄律。^[5]赵橹的专著《白文〈山花碑〉译释》对《山花碑》的作者、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及白文表音做了系统的研究和详尽的注释；^[6]《“山花体”源于“转韵诗一章”辩》，对由《山花碑》引出的山花体的源流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7]段伶的《白族曲词格律通论》运用民间曲词格律对山花诗碑的格律做了初步的论述。^[8]徐琳、赵衍荪的《白文〈山花碑〉释读》、徐琳的《明代白文“故善士杨宗墓志”译释》不仅对碑文每个字的读音和意义进行标写和解释，而且对白文字形结构和碑文反映出来的民俗学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国甲斐胜二的日文《〈“山花词”简论〉译注》对《山花碑》的几种译注进行了对比研究。该文从段伶的《〈山花词〉简论》的译注中系统阐发了白族诗歌、体式及相关情况，并汇编了《山花碑》原文及三种译文，加简注。^[9]

周祜先生的《大理古碑研究》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大理古碑刻特别是白文碑的专著。全书分上下两篇和若干附录。上篇题为“唐碑、元碑、梵文碑”，内容有《南诏德化碑》注译、《南诏德化碑》几个问题之我见、《元世祖平云南碑》注译、《元世祖平云南碑》立碑年代考证、大理五华楼元碑一瞥、大理地区梵文碑考察记等6篇；下篇题为“白文碑”，内容有《段信苴宝碑》注译、《山花碑》注译、《山花—韵碑》注译、《杨宗碑》注译、《十哀词碑》注译、《白曲诗碑》注译等6篇。为使读者方便了解白文碑，后附5篇白语白文的研究文章。作者运用古汉语音韵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知识，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逐一考证、论述，做到立之有理、有据，并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文中引用资料的出处，在叙述中一般都有交代。白文碑注释和白语白文研究文章中的白语词语，除说明用白语拼音方案注音外，还借用汉语拼音方案中的有些声母、韵母和声调来拼注（拼注时，不按汉语拼音拼写规则），有些则用音近的汉字来注音。^[10]

二、碑刻的编纂公布

先贤和时人对大理白族古碑做了大量编纂和公布工作，功不可没。

明清时期大理地方志的修纂者就在方志中收载了一些重要的碑刻，如李元阳修纂的万历《云南通志·艺文志》收录了著名的《南诏德化碑》，使3667字的碑文得以保存至今。

大理历史上各姓氏家谱族谱的修纂者也注意著录与其家族史有关的古碑刻。如《喜州七舍邑赵氏族谱》著录了与赵氏有关的碑刻达24通之多，其中元代的《元故副相墓碑》就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他如《史城董氏族谱》《阁洞塝段氏族谱》等也收录了不少有关的碑刻文字。

1942年夏，石钟键先生到大理喜洲访抄明代碑铭，回昆明后撰写了《大理喜洲访碑记》。1943年夏，石先生再次前往大理邓川访碑，并撰有《邓川访碑记》。后来，他把自己到喜洲收集的碑录定名为《弘圭访碑录》，把到邓川收集的20多块碑的录文称为《邓川访碑录》。1956年，石先生又将在喜洲、邓川两地抄录的墓碑铭文加以整理，辑成《大理邓川访碑录》，共收录大理明代墓碑90篇，其他碑文、铭文10篇，并加释295条，约10万余字。

1972年大理县在拆除城内谯楼“五华楼”基址时曾意外出土了一批元代碑刻和墓志，但当时没有引起重视。1977年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副院长王云先生在大理县文化馆中发现了几块，并于1979年6月和9月两次约请方龄贵教授等人到大理进行勘察，与县文化馆的人士共同进行了清理核对，有的重新做了拓印。省文化厅也拨出专款拆换抢救这批文物，共收回碑刻、墓志69通，除3通为大理国末期碑刻外，其余66通全部为元代遗物，年代最早的为《大理国故高姬墓铭并序》，署大理国段智祥仁寿五年，即南宋宁宗时（公元13世纪初），最晚的为《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署北元宣光九年，实为北元天元元年，即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这批元碑发现后，经王云、方龄贵先生抄录考释，在《西南古籍整理》和《西北民族研究》上发表，并辑成《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碑刻选录》，作为全国元史学会成立大会的论文介绍到全国，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后又重加整理注释，题为《云南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一书正式出版。方龄贵先生还先后发表了《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史料价值初探》《大理五华楼新出宋元碑刻中有关云南地方史的史料》《忽必烈征大理史事新证——新出元碑〈故大理□□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考释》《〈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考释》《云南现存北元宣光纪年文献考述》《关于北元宣光年号的考证》等一批专题论文。

原大理师专从1985年至1987年，完成了《南诏德化碑注译》《元世祖平云南碑注译》《杨黼和他的山花碑》的释译工作，并选编了一本《大理古碑拾零》。

张旭编辑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首次大批量地推出研究古代白族的第一手资料，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其中刊载了由田怀清、张锡禄选辑整理，李朝真审定的《大理白族古代碑刻和墓志选辑》，共著录发表有关大理白族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宗教、经济等方面的古碑156通，近40万字。

杨世钰主编、张树芳分编的《大理丛书·金石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大理文化建设史上的鸿篇巨制，可谓是白族的“永乐大典”，前无古人，功德无量。此书所辑材料的时限从远古到近代，范围以大理州所辖的12个县市为主，其余相关地区的有关资料亦收入。汇集了大理及云南相关地区现存的金、石、砖、瓦、木刻拓片，总计1000余件，并附有原物的图片、录文和简短的介绍说明。版本为影印刊布，8开本，10巨册，套封精装。种类分4个部分：碑刻、摩崖、器物铭文；梵文碑、神道碑；砖瓦铭文；官印。其中碑刻、摩崖、器物、铭文700多件，火葬墓碑120件，砖瓦、铭文190件，官印19件。这些珍贵的金石铭刻是研究大理白族乃至云南地方民族史的重要档案史料。大理州档案馆也参与了此书的编纂工作，并收藏有一套样书（共10册）和原书手稿的复印件。除《大理丛书·金石篇》外，有关部门和个人还出版了《南诏德化碑注释》《白文“山花碑”译释》《大理白族古代碑刻和墓志选辑》《大理金石录》等专辑，其中《大理金石录》的出版发行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

大理市文化丛书编委会编的《大理市古碑存文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为大理古碑碑文资料集，收录了大理市境内现存的古碑450多通。此书以“全面”为特点，以“存碑文”为目的，凡市内现存之古碑刻或古碑拓片，有文字记述人事者，不择残全，均予收录。开创了以县市为单位出版古碑集的先河。

段金录、张锡禄主编的《大理历代名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是无愧于“碑刻王国大理”的历代名碑铭文和拓片影印件集成的一个善本，是碑刻经典之专集。所收碑碣是大理地区各个时期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录，从中折射出汉唐文明、中原文化对云南边疆的深远影响和西南边疆与中原携手共同发展的历史渊源，充分展示了大理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厚重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这座“亚洲文化十字路口古都”的流风遗韵。^[11]作者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花大力气对大理地区所有的古碑碣进行了一番筛选，以选名碑、出精品为目的，仅选其中有一定史料价值的180多通，每通都附拓片的影印件，拓片在前，碑文在后，使读者对碑的全貌有所了解，并逐篇写了简要的说明，以便读者参考，使用起来方便、简单、一目了然。此书的出版，为广大读者及有关专家学者方便快捷地了解和利用大理古代名碑资料提供了有利条件。

鉴于鹤庆“文献名邦”有“文无征献”之憾，早年杨金铠先生在纂修《民国鹤庆县志》时，就收录了一些鹤庆文人作品和重要碑刻，使我们今天尚能欣赏利用，实在功不可没。在此基础上，张了、张锡禄二人多年来不遗余力，遍访搜求，辑录得元代以来的鹤庆碑刻180多通，于2001年编成了《鹤庆碑刻辑录》一书。此书辑录的碑刻，形制古朴、历史久远、内容丰富、文字隽永、书法精湛、雕饰美观、片羽只字、弥足珍贵。其内容记载了鹤庆的城池迁移、文教发展、寺庙兴废、道路变迁、桥梁修筑、水利建设、矿山起落、环保、军事、社会等等情况，诚属信史，可补史书之无。从这些碑刻中我们至少可以探索考查出一些鹤庆的历史、文教、经济、宗教、政治、军事、社会等有价值的情况，可以发掘研究出一些宝贵的可资利用的东西。其资料来源有三：一是辑录现存鹤庆境内碑志刻石，对境内现存的碑刻均按原件内容抄录，并说明其保存情况；二是辑录田怀清、张锡禄选辑整理的《大理白族古代碑刻和墓志选辑》中有关鹤庆碑文，如高氏墓志等；三是辑录鹤庆志书所载有关碑文，如府城碑、庙学碑等。

大理州、县市的各级档案馆现已保存有重要石刻拓片500多件，并以此编纂公布了一批白族金石档案史料，如《元明清碑刻契文抄》《白族历史文物·石碑类》《滇南金石录》《剑川石钟山石窟》等。

三、民间文学、音乐、歌舞、戏曲、说唱方面的成果

民间文学是白族档案史料的珍珠，它在民间到处流落散失，对它的开发利用不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还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和永久保存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白族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多次组织力量，对白族民间文学遗产进行全面调查、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取得了巨大成绩。1959年，李星华记录整理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共27篇）和杨亮才、陶阳记录整理的《白族民歌集》相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使白族民间文学第一次登上全国性文坛。1958年，省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编写的《白族文学史》（初稿）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文勋主编的修订本于1983年出版）。这是首次对白族民间文学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填补了白族文学史上的一项空白。

改革开放以后，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再度受到重视，在大理民间文学家协会和有关人员的努力下，多年来先后将流传在大理地区的白族民间文学系统搜集整理并汇集成册，有的已经正式出版发行。其中有：《龙神话传说》、《白族本主神话》、《鸡足山的传说》、《石宝山的传说》、《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中文、日文两种）、《弥渡民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白族民间故事》、《白族民间故事选》、《巍山民间故事选》、《白族叙事诗选》、《白族民间叙事诗集》、《白族民间长诗选》、《南涧民间文学集成》、《漾濞民间文学选》、《白族谚语》、《白族谜语歇后语》、《剑川对联选》等，展示了白族口头文学的丰富多彩和辉煌成就。白族民歌翻译作品有《云南白族民歌选》《白族民歌集》《中国民间情歌·白族情歌》《白族情歌选》《剑川石宝山白族情歌百首》《白族民间歌谣集成》《白王子》《白曲精选》《白族民间小曲》等。以白族民间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诗歌有《茈碧花》《望夫云》《辘角庄》等。1984年以后，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的调查、翻译、编纂工作中，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白族民间文学集成的浩大工程，先后编印和出版了《白族神话传说集成》《白族民间歌谣集成》《白族民间故事集成》等70本书，共有540万字，48800行，谚语70600条。据州文化局统计，截至1999年，省州县3级已出版有关书籍71本，共556万字，诗歌64700行，谚语、俗语、谜语、联语、歇后语等6800条。现收集到的各类民间故事6850篇，民间长诗（含大本曲、本子曲）62部，民间歌谣1.1万首，均由各县文体局、文化馆保存，州文化艺术研究所保存目录索引。^[12]这些作品中，白族的约占一半以上，这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待今后进一步开发利用。

白族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曲艺一般来说无历史文献可考，多数散存于民间，保存于寺庙及民间艺人口中、手中，搜集过程上有一定困难。经过专业人员深入到白族人民中挖掘、整理，已经达到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现正式出版发行的有：《白族音乐志》《白族大本曲音乐》《大理洞经古乐》《白族民间舞蹈》《巍山民族民间舞蹈》《白族服饰图案》《南诏大理画册》《剑川石窟》《崇圣寺三塔》《大理古塔》《南诏大理文物》《白剧志》《大理州剧本选》《白族民间文艺集粹》和大理州《白族舞蹈集成》以及各县市民族音乐、民族舞蹈集成等数十部书籍。还编印或出版了州、县两级文化艺术志书25部、427万字。此外还编有影视剧、戏剧、曲艺，如《五朵金花》《五朵金花的儿女们》《红色三弦》《苍山红梅》《苍山会盟》《阿盖公主》《实验田中一枝花》《云姐杀敌》等的唱词。这一大批音乐、舞蹈集成及戏剧、曲艺、影视剧本的出版，标志着大理州对白族音乐、舞蹈、戏曲、唱词的编纂出版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它的大量出版发行填补了白族艺术档案文献中的一项空白。

四、家谱、族谱的收集利用

大理州各有关单位十分注重对族谱、家谱的收集。目前已经收集到的族谱有《喜州赵氏族谱》《洞阁段氏族谱》《剑川塝段氏族谱》《鹤庆高氏族谱》《大理史城董氏族谱》《滇榆龙关段氏族谱》《太和赵氏家谱》《洱源李氏谱源》《喜州中和邑杨氏族谱》《云龙石门段氏族谱》《蒙化范氏族谱》等；家谱有《鹤庆张氏家谱》《太和段氏家谱》《云龙杨氏家谱》等；家乘有《云龙董氏家乘》；续谱有《段氏十五世续谱》《太和段氏续谱合编》；新修的有《大理古塔桥赵氏族谱》《云南洱源马氏文史资料汇编》。就其装帧形式来讲有蝴蝶装、经折装、线装，版本有手抄本、石印本。从年代上看，所收集到的多数是明初以后重新纂修的。从内容上看，有祖训，如《大理史城董氏族谱》卷一有祖训四言十八句，有族规，如《蒙化范氏族谱》卷三有族规八条，有家礼、家戒、家法、族约、宗禁等。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在白族地区收集到的这些族谱、家谱中，保存了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民族史等多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南诏大理国史、白族史的珍贵资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在各家谱中所占分量较大的诸先君行述部分，还保存有大量人物传记资料，是摘编历史人物志的重要依据。对于这些族谱、家谱，自1983年以来，由州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及各县市文物部门搜集后，采用复印、传抄等方式进行收藏和保存。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除了收集、保存、研究外，还通过整理这些白族谱牒档案，及时地向社会各方面提供和传递信息。白族著名学者张锡禄先生利用图书馆提供的家谱资料，写出了《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白族家谱的价值》《白族家谱漫谈》《〈鹤庆高氏族谱〉调查》《白族家谱及其研究价值》等几十万字的专题论文，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的好评。

五、地方史志的整理

地方史志的整理在白族档案史料开发利用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改革开放后，在大理州委和州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以白族学者为主的一批有识之士，积极组织收集、整理和编辑地方文献，将其中有关南诏、大理国的史料辑录成册，计有180万字，分为大理州地方志专辑、大理金石录、大理考古资料及人物志、风俗志、地理、游记等，陆续编印、出版，以供有志于研究地方史、民族史的人员查阅、参考。

南诏史学会自1981年成立后，编印了《南诏史研究资料》《南诏史论丛》《南诏史通讯》等书刊。州文联的刊物《大理文化》从1984年起辟有“文史”和“古籍中的大理”等专栏，刊登大理的历史和古籍中有关大理的资料，如施立卓注释的《苍洱图说》《奏罢石屏疏》，吴棠注的《点苍山》，杨益清注的《大理三塔传闻辨》等。

为把大理的古代文化遗产全面系统地介绍给国内外广大读者，《大理丛书》编委会从1988年开始，对大理地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拟将自上古以来的大理地区历史文化之精粹，分编为《金石篇》《佛经篇》《艺术篇》《方志篇》《建筑篇》《考古文物篇》《本主篇》《族谱篇》《史籍篇》《民俗篇》十大专辑约100册，现已出版《金石篇》，其余将陆续出版。这是一项跨世纪整理大理地方文献的系统工程，意义重大。

州图书馆、档案馆在搜集、整理地方人士著述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搜集整理了《滇文丛录》《永昌府文征》《大理张氏诗文存遗》《云南白文考》《苍洱纪胜诗钞》《师荔扉先生诗集》《大错和尚遗集》《杨弘山先生存稿》《陈翼叔诗集》等上百份地方人士著述及有关白族地区的古籍文献。

近年来，州档案馆加强了白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工作，积极主动地提供白族档案史料为利用者服务，为大理州民族工作的开展，特别是落实民族政策、研究地方民族史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州档案馆的编研人员还对白族档案史料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介绍，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理州档案馆馆藏白族档案史料概述》《大理白族档案史料概论》《大理白族档案珍品简介》《大理瑰宝张胜温画卷》《西洱河蛮大姓与白族姓氏》等论文，为宣传、介绍、研究大理白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六、白族档案史料开发利用的问题与对策

以上这些成果，充分反映了白族档案史料开发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以目前对方块白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为例，这一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方块白文文献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释读的情况看，目前仅有几种碑刻得到了较好的释读，如《山花碑》，多数碑刻释读难度较大，如《故善士赵公墓志》等。有的文献则尚未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南诏大理国写本佛经。二是过去对方块白文文献的研究多局限在少数几种历史文献上，而对今天白族民间流传的方块白文文献还不够重视。事实上，今天白族民间流传的方块白文文献数量丰富，是一笔巨大的民族精神财富，有待于全面的调查、挖掘和整理。另外，方块白文历史文献和今天的白文文献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如果只是片面地强调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就无法对方块白文文献进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因此，对今天的白文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整理和研究，是一项很紧迫、很艰巨的任务，同时又是一项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目前，有的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点，如杨应新《白语本主祭文》，对流传于白族民间的祭文进行了释读。周祜的《白文考证》不仅介绍了方块白文的历史发展情况，也介绍了一些白族民间仍在使用的白文祭文等。段伶、段金录、杨应新、奚寿鼎、张霞等白族学者辑录、编纂的《白曲精选》《白文作品选》《白文教程》等书中公布了部分现代白文文献，并有拼音白文译述，为科学地保存白文的“活文献”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此外，在开发利用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白族档案史料的收藏单位众多，各单位在开发利用上各行其是，力量分散，有的单位只是收藏而不研究利用，从整体上影响了白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二是经费人员不足，严重影响了编辑出版工作，致使许多白族档案史料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有关部门的大量工作还停留在收集阶段，而对已征集到的白族档案史料尚未作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为此，笔者对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白族档案史料作如下思考：

大理白族地区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州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民族档案编研工作的新思路，在正确处理好保持民族特色与开拓创新的关系上，找准切入点，以专辑、专题和精选、精编的形式，在相关部门历年来所编成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独具地方民族特色和具有重要参考利用价值的大理档案资料系列丛书（丛刊）。

要建立一个稳定的、专门的机构来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各部门对白族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不断扩大财力物力，加大合作编研的力度，把有限的经费用在编辑出版分散在各地或民间收藏的白族档案上，译注研究至今尚未破译的白文档案。

不仅要注意开发文史哲方面的白族档案史料，更要注重开发白族在天文、历法、气象、医药、建筑等方面的科技档案文献；不仅要注意开发古代的白文档案，也要全面系统地开发今天的白文文献。现已出版的《白族的科学与文明》《白族民间小曲》《白族民间长诗》等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拓。

尽量把优秀的白族档案文献译成各国文字，并介绍到国外，展示其珍贵的价值，确立其应有的国际学术地位，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把白族文化推向世界。

（原载《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06年第二辑）

【注释】

[1]石钟键.论白族的“白文”［A］．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六辑）［C］．1957.

[2]周祜.大理历史文化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张文勋.白族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4]何一琪.“白文”哀词《赵坚碑》之研究［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2）.

[5]李正清.白族山花体的格律［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1）.

[6]赵橹.白文《山花碑》译释［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7]赵橹.“山花体”源于“转韵诗一章”辩［J］．山茶，1987（2）.

[8]段伶.白族曲词格律通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9]甲斐胜二.《“山花词”简论》译注——云南白族の传统文学にパっぃて［J］．福岗大学综合研究所报，1992（114）.

[10]周祜.大理古碑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11]奚寿鼎.《大理历代名碑》简评［N］．云南民族报，1999.12.2.

[12]杨镇圭.白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