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档案史中始终存在着编纂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优良传统，因而始终存在着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史发展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官修还是私纂，无论是集体编纂还是个人编辑，都在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汇编。我们今天来发掘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编纂史的意义有三：一是总结和借鉴古代少数民族档案编纂的历史经验；二是继承和弘扬其优良传统；三是充实和丰富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知识和理论，推进学科的发展。
一、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档案编纂
在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档案史料汇编——《尚书》中，就有对当时居住在各地的较大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记载。《尚书·牧誓》描述了周武王出征前宣誓的情景，云：“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澎、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这篇档案史料明确记述了武王伐纣时动员西南各部族参战的盛况以及整个牧野大战的始末，这可以说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历史记录，从此开创了史书记载少数民族事迹的先河。在大量先秦典籍中也有不少各民族历史的记录，这些记录几乎都是从档案转化而来的二次文献。先秦诸子之论著，是反映诸子百家学说的个人文集，其中收有许多古代各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其他先秦典籍，如《世本》《山海经》《逸周书》等，对我国古代各民族、部族的习俗及其相互关系也有记载。
秦汉时期，封建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族关系逐渐密切，统治者也更加重视研究周围各民族状况，以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为适应汉王朝这一开拓边疆的政治需要，司马迁在撰写我国第一部通史巨著——《史记》时，首次为少数民族立专传，设有匈奴、南越尉佗、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列传”，集中保存了上古时代少数民族的一批档案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极为系统，而且比较原始，它对于我国各族古代历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卷116有记述西南部族情况的专篇——《西南夷列传》，这是把历来被视为“化外”“殊域”的西南少数民族正式列入正史的开始。司马迁以自己“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的身份，奉汉武帝之命到西南地区进行调查访问，亲自寻访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并结合先秦以来的史书和官方文书档案上的一些记载，写成了这篇调查报告。《西南夷列传》作为最原始、最早的一份调查报告，是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档案的首次编纂和公布。
自司马迁始，历代史家相沿、承袭了这一传统。在《汉书·匈奴传》中收录有用汉字记音的《匈奴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收录有一首东汉西南夷白狼部首领献给中原王朝的《白狼慕汉歌诗三章》，西汉学者刘向《说苑》二十篇中的《善说》篇收录有用汉字记音的当时百越族的《越人歌》。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少数民族档案编纂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编纂的十三部“正史”中，除《陈书》和《北齐书》外，有十一部“正史”都有少数民族的传记，有的是编者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是根据当时的档案材料编纂。各朝编写的正史中，都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进行了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的编辑加工。这些记载在史书中虽居于次要地位，但仍不失为举世罕见的珍贵资料。
东晋人常璩初任十六国成汉之散骑常侍，掌图籍，得以获读宫中的档案典籍。他利用档案编纂的《华阳国志》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对后世方志编纂影响深远，其原始材料亦多为后世涉及西南地区和民族史地者采用。
唐代杜佑编纂的《通典·边防典》博采群士的奏疏表状，汇集了丰富的档案资料。如记哀牢事，引武则天时张柬之上表；记吐谷浑事，引武则天时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记车师、高昌事，引唐初大臣褚遂良上疏；记匈奴事，引西汉贾谊论边事疏和晁错言兵事疏、守边备疏；记柔然事，引北魏时习雍上表；记突厥事，引唐太宗时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和唐中宗时卢鱸上疏。〔187〕
晚唐樊绰的《蛮书》（亦称《云南志》）是唐代记载云南最为全面的史料。其价值在于史料的真实、可靠，因为书中所依据的资料大部分是纂录唐人的著述，主要是摘录袁滋和韦皋的书，而他们又是转录南诏人士编纂的档案图籍，所以南诏国的官方档册虽未流传下来，却可以从樊绰的《蛮书》中见到。书中末卷附录的《赵昌奏状》为793年赵昌以安南都护府名义上呈的《蒙异牟寻请降状》，《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为著名的贞元十年（794年）“苍洱之盟”盟誓书，另有樊绰本人的奏疏。从樊绰的《蛮书》可推知，南诏档案文献和史志的编纂已达到较高水平，官府已设有专门的史官及编修史志的机构。〔188〕南诏后期，洱海地区的白蛮已利用档案典籍编纂了白文史籍《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等，此类书虽早已亡佚，但内容已摘入今存的《南诏中兴二年图传·文字卷》中。其中有白蛮大姓首领9人在铁柱侧祭天禅让的神话，又有白子国酋长张乐进求的国史，这是已知白族先民编纂的早期史志文献之一。〔189〕
吐蕃王朝时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盟誓文诰。这类文书的汇编当时还有抄本流行，巴卧·祖拉陈瓦撰写的《贤者喜宴》就曾引用过名为《王者亲誓》的同类书，并明确指出注书属于“史册”。另外，公元14世纪曾流行的《吐蕃档案》这类著作也应该是盟誓文诰汇编类书籍。〔190〕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吐蕃王朝在文书档案的整理与史书的编纂方面是比较发达的，王廷史官特别注重系统地保存各类官方的诏令和文书。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少数民族档案编纂
宋代，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等族群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王朝，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上多学习中原地区，同样设置史馆、史官，编修“国史”“实录”等。辽、金都设有国史院编修国史，设有监修国史、史馆学士等职，起居注则由起居舍人院和记注院负责编修。辽、金两朝都修有《起居注》《实录》，金朝九代大都撰有实录，各帝的实录也比较齐备。金朝开国以后，典章制度等文献受到重视，保存的数量也比较多。《大金吊伐录》是金人编辑的一部金宋关系文书汇编，编者已不可考。起自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年），迄于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举凡金、宋间往来的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等类，皆按年月日顺次编排，具录原文，首尾完整，是研究宋金关系史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汇编》是记载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北方金朝和战之事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政和七年（1117年），迄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凡宋、金交涉、和好、争战的外交史实，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抄引史料皆照录原文，文辞上未加增删润饰，直接入书，无所去取。入选材料多以官私档案为主，为他处所未见，对于研究北宋与女真金朝关系很有价值。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卷二十著录文书，计晋降表二：晋出帝降表、晋李太后降表；澶渊誓书二：宋真宗誓书、契丹圣宗誓书；关南誓书三：契丹致宋书、宋回契丹书、契丹回宋书；议割地界书二：契丹求地界书、宋回契丹书〔191〕，将宋辽双方交涉的档案史料原文抄录，为后人保存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其价值也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
元设实录院和国史馆，分掌实录、国史的编修。但元代没有设立起居注官，也不修日历，因此元朝没有起居注和日历，唯有实录。皇帝死后，由史官编修实录，其主要依据是中书省下设的时政科所保存的档案文献。从世祖始，元朝共修有13代实录。这些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多由汉族文臣用汉字编修，但朝廷也指定少数蒙古、色目大臣用蒙文编写类似实录的“脱卜赤颜”，即蒙古皇室的秘史，这是一种以记述统治者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史书，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就已出现，也即人们所说的“元朝秘史”“蒙古秘史”，收录的都是“训敕辞命”等档案文献原文，记录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朝的事迹。元朝官方用汉文和蒙文两种文字修史的做法，是其他王朝不曾有过的。〔192〕元朝统治者特别重视典章格例等政书的编纂。元立国近百年，官修政书种类和数量较多，但绝大部分已散佚，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存的《元典章》《大元通制》都是圣旨条律和例案的汇编。《经世大典》是一部汇集元朝律令的大型法典文书，此书在明万历以前已佚，只有一些篇章或叙保存在《永乐大典》和《元文类》中。此外还有《太常集礼》《宪台通纪》《南台备要》《秘书监志》等。
四、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的少数民族档案编纂
明永乐五年诏设“四夷馆”，命提督总其事。初分鞑靼、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八馆，后增八百、暹罗二馆。各馆都编有“译语”以为译字生学习和翻译往来公文之用。这些“译语”由10个馆分别编写，内容大体上可分为“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专辑朝贡文书中常用的词汇，除以汉义对照外，并以汉字注写读音。“来文”则移录所管辖地区的进贡表文，“夷”汉字对照。由于“译语”中的来文都是从各馆所译的奏折中选编出来，作为各馆译写“番文”的翻译教材才得以幸存于世，而各国与民族地区的大量奏折、文书原件作为国家档案应上交翰林院收存，这些档案的命运与绝大部分明代档案一样，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现存的《高昌馆来文》是明代高昌馆编辑的一部高昌回鹘汗国向明朝中央政府朝贡的公文汇集，约成书于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6年），共收入汉文、回鹘文对照的文书89件，其中包括新疆各地进贡文书83件、请求升职文书3件、明朝皇帝回复的敕谕1件、有关边防的文书2件。〔193〕从这些公文中，可以看出明朝中央政府与新疆各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密切关系，这些地区对明朝中央政府保持臣属关系，处于明王朝的管辖之下。因此对研究新疆各地方政权与明代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有一定价值。
“来文”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很值得注意。从所附的民族文字来文来看，都是按汉文逐字逐词直译的，没有反映出当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语法的特点。这种用汉语语法连缀民族文字单词堆砌而成的来文可以肯定绝非出自民族人士之手，而是由汉人代拟的。即先写成汉文表文，再逐字逐句译成民族文字。这些民族文字词语排列在相应的汉文词语旁边，自然与民族语言的语法要求谬之千里了。〔194〕已知除高昌、女真两馆外，《回回馆译语》也有这种现象。如《高昌馆来文》即先用汉文写成，再逐字直译为回鹘文，故未能正确反映出当时畏兀儿人的口语和回鹘文语法的特点。
满族十分重视本朝本民族档案的编纂，早在皇太极时期就编纂了《满州实录》《太祖、太后实录》。《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遗留下来的最早档案，它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各种档案文件的汇辑。作为后金政权官方编纂的编年体历史档册，《满文老档》的记史模式具有浓重的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因素。这体现在它历年的记事是以编年体形式贯穿一线，而不是零散的文书、案牍的简单堆砌，因而完全具备了历史载籍的性质，是行政档案与历史载籍的结合体；它使用的是本民族文字，在体例上虽然最终成为按日记事的编年体，但却是由间隔一段时日追述史事的方式，经过逐步摸索和发展而来。它并非直接移植汉族高度发达的档案形态，而是中华民族档案文化又一旁支的兴起，这种从政权建立伊始就连续不断编录的编年体、记事性档册，在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中是极为罕见的，即使汉族建立的各代王朝，在其创业初期的戎马倥偬之际，也多未形成官方的编年记史制度。〔195〕
清代所修的起居注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起居注由翰林院负责编修，翰林学士等轮流侍从皇帝，每半月一换。康熙以后，按年月都有缮本，每月两册，十分详尽。起居注记载机密事宜，而且是原始记录，较少润色，比较可信，因而价值很高，基本上是档案。〔196〕
清朝自太宗朝起，就有开设实录馆为前朝纂修实录的制度。有清一代共编纂了从太祖到德宗11个皇帝的实录12部，合称《大清历代实录》，11朝实录共计4363卷，另有《宣统政纪》，为清亡后补修，加上入关前所修的《满洲实录》，共13部，总计4433卷，1220册，保存了大量奏议、上谕、廷议和边疆民族的原始资料，特别是西南地区土司酋长归化投诚、改土归流的资料比较丰富，卷帙浩繁，内容宏富，其中仅《高宗实录》就有1500卷。清廷视实录为秘籍，从未刊行，民国时才得以流传。
清代还很重视圣训的编纂，圣训是为皇帝编辑的语录，亦即皇帝诏令上谕等言论的分类摘编。清朝历代共编修有穆宗同治以前的10个皇帝的圣训，《十朝圣训》达1600余卷之多。清代圣训由实录馆编修，每次修两套，每套满汉蒙各一部，藏于皇史及内阁，又修满汉本一套送盛京庋藏。
清代本纪纂修始于雍乾年间，乾隆十四年（1749年），五朝本纪纂修完成，后继任皇帝纂修前一朝皇帝的本纪，成为定例。有清一代，国史馆纂修了从太祖到穆宗的十朝本纪，纂修本纪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实录”及各部院、衙门提供的原始档案。每次修本纪必誊缮满、汉两种文本，由于纂修时间较晚，其纂修过程都是先汉文后满文，各本装璜成帙，分藏于乾清宫和皇史。
清代对奏议类档案的汇编也很关注，比较重要的有官修《皇清奏议》。个人文集中的奏议汇集数量十分惊人，现在保存下来的仍很多。清代文集在5000种以上，内容十分广泛。〔197〕
清政府还以档案文件为基础，汇编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文件汇编。著名的“十通”有6部是清代编纂的。清代法律文献汇编的数量更加浩繁，仅会典就修了5部，加上事例共有3000余卷。〔198〕
清朝还编有满文舆图和满文谱牒，前者大多绘制于清代早期，记载的图廓范围主要集中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后者包括皇室族谱——玉牒和王公大臣及普通旗民百姓家谱两种。
自康熙始，清政府在每次征讨“动乱”“反叛”等重大军事行动结束后，都要将事件全过程所形成的上谕、章折等重要档案按年月日时间顺序汇集编纂成书，称为“方略”或“纪略”，以记录“武功”，宣扬“勋业”。这种方略体史书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军事活动的历史记载。方略馆先后编有17种方略，其中13种与边疆民族地区有关，内容包括平定叛乱、削除割据、统一边疆、镇压农民起义等，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清代计有方略、纪略、述略等50部，达上千卷，如《评定贵州苗匪方略》《评定云南回匪方略》《评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评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粤匪纪略》《平苗纪略》等。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档案编纂既融入了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因素，也保持了少数民族历史编纂的特色和观念，其编纂活动在每一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都与当时的学术文化背景和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需要分不开。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档案编纂的历史发展，可以展现我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成就，填补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的空白。
（原载《档案与社会》2006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做了修改）
【注释】
〔187〕瞿林东.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98－99.
〔188〕陈子丹，魏容.南诏国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A］．纳张元.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三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7.
〔189〕陈子丹，魏容.南诏国的文书档案及其管理制度［A］．纳张元.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第三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7.
〔190〕孙林.盟誓文诰——吐蕃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书［J］．中国藏学，2002（2）：47－57.
〔191〕舒习龙.《契丹国志》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212－213.
〔192〕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38.
〔193〕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377.
〔194〕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M］．北京：中华书局，2008：209.
〔195〕乔治忠，崔岩.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A］．瞿林东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304－305.
〔196〕赵爱国.档案文献编纂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193，202.
〔197〕吴云，方慧.元明清时期傣族成文法的形成与变迁［J］．思想战线，2006（5）：136－137.余海波，余嘉华.明代纳西族文化的奇葩——丽江木氏土司著作［A］．林超民.西南古籍研究［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280－283.唐永海.迪庆藏文档案的价值及意义［J］．云南档案，2001（4）.段晓林.20世纪50～60年代“云南民族调查手稿”概述［J］．云南图书馆，2007（4）：111.赵爱国.档案文献编纂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193，202.宋濂.元史·泰定帝纪一［M］．卷29.张永钦.略谈白族特色档案［A］．杨汝鉴.兰台荟萃——云南省档案学术论文集［C］．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159.范俊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初探［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1）：103.
〔198〕张公瑾，黄建明.民族古文献概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269－270，280－281.方国瑜.木氏宦谱跋［A］．丽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丽江文史丛刊（第五辑）［C］．1988：54－59.李燕兰，李莉.迪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收集与抢救［J］．云南档案，2003（5）.《哈尼族口传文化译注全集》之梯田文化［EB／OL］．大红河网，www.0873ol.com／thread－1318－1－1.html.2010－11－13／2011－11－1.赵爱国.档案文献编纂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193，202.宋濂.元史·武宗纪一［M］．卷22.范俊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再论——OLAC技术规范及其适应性［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6）：90－9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