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档案学形成与发展刍议

民族档案学是当代中国档案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民族档案研究的对象是少数民族档案和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特殊矛盾以及民族档案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具体来说，它是以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和民族档案学自身的基本理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该学科的称谓目前尚未取得一致，或曰“少数民族档案”或“民族（历史）档案”，或曰“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工作”或“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或曰“民族档案事业”或“民族特色档案事业”。本文初步探讨了我国民族档案学的形成、民族档案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存在的不足、民族档案学科建设等问题，希望有助于这一分支学科的发展。

一、民族档案学的形成

在旧中国，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忽视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建设，歧视少数民族，使得反映和记述民族问题、民族内容、边疆发展的档案相对较少，加之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没有保存档案的意识，不可能建立和开展民族档案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档案工作，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健全了档案工作，但发展比较缓慢。1960年8月，国家档案局在呼和浩特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五项基本任务，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迅速发展。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写及后来民族民间十大集成系列丛书的出版，抢救了一批民族传统文化，保存了不少档案史料。“文革”期间“破四旧”，少数民族档案被当作封建迷信的产物加以批判，并遭到毁灭性破坏。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档案界对少数民族档案史料的价值和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1987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在昆明首次召开了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档案的理论研究。许多档案工作者都积极参与少数民族档案和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研究，公开发表了一批学术文章，如梅先辉的《论少数民族档案的定义》、张新民的《关于少数民族档案问题的探讨》、任世铎的《满文与满文档案》、宝音的《我国蒙文档案初探》、泽仁邓珠的《对藏区档案、档案工作特点的几点认识》和《对搞好少数民族档案研究工作的几点认识》、刘云明的《傣族土司公文探微》、华林的《彝族古代文字档案史料研究》和《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研究述评》、陈子丹的《纳西族档案史料研究》和《白族档案史料研究》、王兰的《论少数民族档案的特点》和《少数民族档案整序研究》等论文，提出了不少新发现、新理论和新观点。特别是张鑫昌、郑文、张昌山合撰的《民族档案学刍议：特征与任务》《关于民族档案学的几个问题》，龙和铭的《从民族档案的历史形成与应用看建立民族档案学的必要性》等文章，首次明确提出了创立民族档案学的主张，为这一学科体系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此后，云南的档案专家和档案干部依据档案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结合少数民族档案的特点和边疆民族地区档案工作发展的实际，全面、系统地对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工作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研究，创立了民族档案学的学科体系，确立了民族档案学研究的方法论，初步构建了民族档案学的总体框架。并公开发表了《民族档案研究与学科建设》《民族档案学形成与发展刍议》《民族档案学研究的问题及发展趋势》《民族档案学的建构与展望》《范式转换——民族档案学的学科建构之路》《论当下民族档案学科研究对象的塑造》等一系列专题论文，掀起了民族档案学研究的第二次热潮。

关于民族档案研究的论著（不包括大量民族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和民族档案史料编纂成果），迄今为止已出版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数百篇。代表性著作有杨中一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此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第一本专著。裴桐先生亲自为之作序，称这“是一本带有开创性的好书。……作者显然是费了相当多的时间调查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写成的，应当说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佳作”^〔274〕。此外还有中国档案学会编的《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华林的《西南彝族历史档案》《傣族历史档案研究》《藏文历史档案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档案管理学》，陈子丹的《云南少数民族金石档案研究》《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萨·那日松的《蒙古文档案事业发展简史》（蒙古文）、赵彦昌的《满文档案研究》等。这些论著填补了少数民族档案研究的学术空白，功不可没。

民族档案研究虽然已经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是还不能说现在已经建立起完整的科学的民族档案学。现有的涉及中国民族档案学的著述，还仅限于具体的民族档案史料或少数民族档案文献的研究。主要是介绍、汇编档案史料，没有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方法探讨。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中国民族档案学”专著问世。对民族档案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尚待评价和总结。

中国民族档案学要在长期研究少数民族档案、民族地区档案工作、民族档案事业的基础上加以总结而形成其理论和方法。开展中国民族档案学研究应具有自己的学科特点，其方法论还有待探索和创新。

由此可见，民族档案学的研究还处于草创阶段，更难说已经形成自己完善的学科体系。但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民族档案学，中国一亿多人口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需要民族档案学，随着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迫切需要尽快建设民族档案学学科，以推进有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全面发展。

二、应重视和加强民族档案学建设

学科建设对于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档案学学科建设首先对于完善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能为当代档案学的学科构建增添一个新的分支——民族档案学，而且对丰富与拓展民族学、史料学的特色领域，推动我国档案学的理论创新也具有学术意义。其次对于更好地抢救保护重点、珍贵、濒危少数民族历史档案，进一步促进民族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好地提供民族档案信息为边疆民族问题研究和社会各界服务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但种种内外部原因造成了民族档案学今天的尴尬——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的分析框架，没有自己的逻辑范畴，没有自己的工具方法，甚至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和逻辑起点。民族档案学与主流档案学“两张皮”的现象十分突出。民族档案学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需要解决外部“不承认、不接受”和内部“不连贯、不成型”两大难题。

就目前而言，民族档案学学科建设滞后，已严重影响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学科体系不健全。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民族历史档案的收集整理方面，而对民族历史文书、民族档案管理、民族档案事业史、民族档案编研、民族档案保护等民族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则少有涉及；二是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主要集中在民族档案工作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民族档案史料评述等方面，对重大现实问题探讨较少；三是研究水平不高。其研究成果一般表现为馆藏民族档案史料的介绍、汇编或民族地区档案工作经验的总结，缺乏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四是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的基础实验和研究水平低，严重制约着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工作的开展；五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的整理研究相对薄弱；六是很少利用国外的文献收藏和研究成果。

为加强民族档案学科建设，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为了把民族档案学这一新兴学科做大做强

要加强民族档案学的“基础学科群”建设，如“民族档案学概论”“民族档案管理学”“民族档案事业史”“民族档案史料编研”“民族档案保护修复”“民族档案文化学”“民族档案社会学”“民族档案信息学”等。在此基础上，开展单个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档案研究、单一民族的特色档案研究、单一专题的少数民族档案（如口述档案、金石档案、谱牒档案、影像档案、电子档案）研究，从而拓展少数民族档案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更科学地、更具体地为少数民族地区各项建设事业服务。

（二）加大少数民族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的研究力度

边疆民族地区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立体气候，为在特殊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研究各种载体材料的老化变质规律和延长档案寿命提供了天然实验室。同时，各民族保管档案的传统经验也值得总结和借鉴。如西藏历史档案为什么就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年代又是那样久远？这里面一定有科学道理，只是还没有很好地总结研究。他们过去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管理档案，只有一些传统的手段和管理方法，究竟是什么因素起了作用，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275〕又如藏纸的制作已有1300年的历史，它的主要原料狼毒草就生长在西藏，由于气候、地理等条件特殊，这种植物不同于普通造纸所用的植物，因而用它生产的藏纸必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在目前手工生产的藏纸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受损坏的大量藏纸档案应使用哪种材料修复还是急待解决的问题。^〔276〕再如贵州省的“水书”文献，是用墨笔或竹签蘸墨汁手写在土制的厚白皮纸上，这种厚白皮纸是用何种原料制成？又具有哪些特性等，目前还知之甚少。只有了解了载体的性能，才能找出最佳保护条件及应采用的保养性修复材料和方法。^〔277〕

（三）重视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鉴别、保存、研究、传播和宣传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以致濒临灭亡。如被誉为“东方荷马史诗”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随着一批说唱老人的辞世，已经到了近乎人亡歌息的地步；在我国迄今发现的1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中，有相当一部分语言已濒临消亡。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采取文字、录音、录像和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对濒危衰退的少数民族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和保存，建设多媒体档案资源库，从而加强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形成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四）注意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

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翻译、整理和介绍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从档案学的角度进行征集、保护和开发研究，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首先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历史档案，不能因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档案与汉文档案有不同，或夹杂着神话传说、宗教迷信，就轻率地否定。其次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记录的档案，要组织专家学者认真整理、翻译、研究。缺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民族档案史料学。现在，不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已经翻译整理出版，但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第三需要培养年轻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者，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档案的研究薪火相传，不要等到出现人才断层时才着手培养，现在就要抓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人才的培养，为他们的学习、研究与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

（五）创新民族档案编研和利用工作

民族地区在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区）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民族档案编研的新思路，深度开发利用丰富的民族档案信息资源。要从长远的发展看问题，舍得花大力气、出巨资，像从事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和中国贝叶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一样，争取在十年、二十年内拿出一部精品力作。当前尤其要加强对清代少数民族档案的编研，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贡献一份力量。如云南大学承担了清史编纂工程的两项招标项目，一是《清代云南稿本史料》中的《滇西南界务陈牍》的整理研究，二是《清史·典志·南方少数民族篇》的撰写，力争为清史工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六）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相关成果

近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经过各国几代文献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努力，已将这些文献中的相当一部分编纂加工成各种二次、三次文献，但却长期不为中国民族研究学者所知，原始珍稀文献的目睹、利用更是困难。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极为重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如能利用这些国外的文献收藏和研究成果，将对我国少数民族档案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原载《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进行了必要的删改）

【注释】

〔274〕裴桐.序［A］.杨中一.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3：1.

〔275〕姚锋.谈档案干部队伍建设问题［A］．国家教委高教一司文科教学处、国家档案局教育处.档案学理论新探索——全国档案学研讨班专题报告、发言集［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420.

〔276〕郭莉珠.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基本对策［J］．档案学通讯，2006（3）.

〔277〕郭莉珠.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基本对策［J］．档案学通讯，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