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与电影产业发展

当新世纪的曙光来临之际，一条东方巨龙的身影悄然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崛起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一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正式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的观点。随后，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到这一观点。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和平崛起理论是中国新一届高层领导的一种全新的国际战略思维，代表着中国新的治国理论和对外政策的战略思考。

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不仅对新世纪中国的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为中国电影在新形势下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从多方面来探讨中国和平崛起与电影产业发展的关系。

一、和平崛起：21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

21世纪前20年，是中华民族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就必须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一）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和文化内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和平崛起，简单说，就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中国选择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是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和平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今世界脉搏的准确把握。

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是通过战争、征服、扩张、侵略、掠夺和列强之间的弱肉强食来实现的，整个过程不仅充满了血腥和非正义，而且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巨大的痛苦，生产力受到空前的破坏。中国的崛起，无论从历史环境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来看，与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也与自身历史上的几个盛世王朝有所不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崛起完全可能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市场途径获得国际分工的重新选择和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来实现，而不必像历史上的新兴大国那样，通过战争掠夺别国资源来实现。这既是二战以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在总结人类发展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后做出的战略抉择。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理论要点是：第一，充分利用当今世界大国实力相对均衡的多极化的和平局面，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把发展的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日益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来加快发展，而不是依靠对外侵略、掠夺来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国力扩张；第三，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合作、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经贸规则，共同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问题，努力实现合作共赢；第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和平崛起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因此，中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与和平发展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中国和平崛起道路包括三条重要的战略方针：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文化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因而，这是一条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之路；是一条依靠自身力量、挖掘自身内涵、注重全面协调发展之路；是一条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国民素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之路；是一条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振兴中华之路。

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思想文化渊源看，和平崛起的理论汲取了中国“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上兵伐谋”“以柔克刚”等传统思想文化的智慧和精髓，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所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的合乎逻辑的继承和发展。它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在思想文化传统、战略思维方式和表述形式等方面与西方文化都有所不同，也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形成了显著的区别。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绿色特征

对于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的崛起，除了国际上反华势力恶意捏造的“中国威胁论”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资源和环境的角度提出质疑。1994年9月，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了一篇让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人》，预言中国会因为快速的工业化、都市化而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环境恶化，还会遭到水资源稀少的困扰，其结果是粮食危机，进而可能引起世界性的崩溃和政治动乱，最糟糕的是，这一切将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布郎认为：如果中国像现在的美国一样不加节制地消费资源，那么，到2031年中国粮食需求将达13．52亿吨，相当于目前全球粮食总产量的2／3，石油将需要每天9900万桶，远远高于现在全球7900万桶的日产量，汽车将拥有11亿辆，大大超过目前7．95亿辆的世界总量，停车场那时将成为困扰人们的最大问题。西方所经历的经济模式——以矿物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一次性物品充斥的经济，在中国将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环境支持。

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实行的高消耗、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实际，也是不可持续的。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治国理念，选择了走新兴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即从高资本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转向较低的资本投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内涵式增长模式。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和平崛起，而且是绿色崛起。

所谓绿色崛起，就是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有利于优化生态环境的林业、草业和生态农业，低能耗、低排放的节能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以及具有绿色产业和朝阳产业特征的文化产业。与此同时，要以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的制造业进行嫁接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设计水平和品牌价值，从而大幅度提高其文化、技术含量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由此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与绿色发展之路，切实解决中国和全球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三）中国和平崛起的贡献和机遇

中国在崛起，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含港、澳、台地区）由25年前的1473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5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亿美元增加到11548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由几乎零增加到606亿美元，累计达到740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6099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电话用户由192万户增加到64727万户（其中移动电话33483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51台。钢材、水泥、家电等多种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贫困人口由2．5亿降到3000万。从1989到2003年的15年中，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和“非典”的不利影响，年均增长仍达8．8%。国际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中国快速发展势头还将继续保持下去，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伴随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舞台的影响力必将与日俱增。中华民族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同时，必将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论述中国崛起是贡献也是机遇时指出：一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世界新增GDP的贡献率达到27%，2000年之后达到了1／3；二是中国对世界贸易与市场扩大的贡献，中国低成本的工业和消费品使全球制成品和消费品价格下降，消费者得到实惠；三是中国对世界减少贫困人口的贡献，如果不是中国减少了数亿贫困人口，世界总贫困人口不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下降，这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世界奇迹。

作为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东方大国，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和平地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使人类1／5的人口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文明的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损害包括周边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使它们从中不同程度地获益，这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既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点，更具有世界的普遍价值准则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和平崛起：中国文化复兴和电影产业发展的历史使命

崛起不仅意味着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还包括了道德和文化上的复兴。古今中外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和强盛，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和广泛传播。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时期、康乾时期，不仅是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之时，也是文化繁荣、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因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构建起与经济快速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复兴的国家战略。

（一）推动中华文化复兴和电影产业发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精神文化力量的传播不借助于文化产业是很难实现的。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宏伟目标，不能没有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支撑，不能没有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和穿透时空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发展能否达到一个与国家的和平崛起战略需求相适应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实现中国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大幅度提升，不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手段，而且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就不能没有文化产业的长足发展及其在世界文化市场中的竞争性崛起。

电影作为人类喜闻乐见的大众娱乐形式和整个文化产业的创意内容和传播形式之一，随着近年来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在与数字化技术和新兴传媒相结合的过程中，早已超越票房经济，成为带动唱片业、广播电视业、演艺业、游戏娱乐业、广告业，以及消费服务业的先导产业，为其提供内容资源和发展动力。可以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电影业已经和相关产业融为一体，日益显示出大电影产业和大电影经济的显著特征。

目前，中国电影业正处于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转型期。随着以市场化、产业化为导向的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电影业的产品生产机制、供求关系、供给结构，以及在社会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同时也是全球电影最具生产潜力和广阔的消费市场的大国。可以预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电影产业的崛起是指日可待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二）提高电影和文化产业竞争力是维护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方面

在当今世界文化传播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绝对优势，其中又以美国地位最为突出，被称作“文化帝国主义”。而所谓的美国文化、美国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霸权主义，正是凭借以版权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无可比拟的竞争力而在全球范围内横冲直撞，从而影响和左右着国际文化秩序的走向。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文化传播力在各个方面均处于劣势。美国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强大的文化创意能力、资本运营能力和现代传播工具，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实行“遏制”的同时，在文化方面不断向中国进行渗透，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在国际舆论中歪曲和丑化中国形象。美国长期实行这种策略，不仅导致中华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而且致使中国难以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形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的全球化战略中，好莱坞电影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好莱坞电影不仅通过版权贸易为美国带来丰厚的贸易顺差和经济收益，而且还是西方文化和美国精神的强大传播机器。好莱坞电影通过那些被注入了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欲望的男女明星、那些经过精心包装的英雄故事和爱情传奇来编织一个个魅力无穷的美国寓言，从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企图征服世界，包括中华民族这一曾经具有悠久文化和辉煌文明的东方民族，在中国开辟一个仅次于美国本土的第二大电影市场。因而，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电影一直是情有独钟、呵护有加，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中，包括电影在内的版权贸易曾经成为两国谈判代表激烈争论的焦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如何应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就不仅是民族电影业的生存问题，同时也是国家文化主权问题。中国电影面对好莱坞冲击将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就成为我们不能回避的思考，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这也是对中国文化如何应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态势的思考。毫无疑问，应对美国电影的冲击必须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精神对之设置必要的版权贸易门槛，然而更为重要是要“健体强身”，提高中国电影自身的竞争力，在国际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逐步摆脱弱势的被动地位，达到均衡并最终取得优势。

（三）加快电影和文化产业发展能够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条件

从国际背景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国际文化产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征。在经济与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和绿色产业，不仅为市场提供精神文化的消费品，而且已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以美国为例，其货物贸易是逆差，但版权贸易却是顺差，中国的情况则与此恰恰相反。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资源大国，中国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但长期以来却处于文化产业小国的尴尬境地。为此，把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以跻身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的行列，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

电影是一个民族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就意识到，电影和其他大众文化都不仅具有产业意义，而且对于宣传美国政治、文化和扩大经济影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便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向全世界推销其电影和电视节目、录音唱片以及其他大众文化产品。其中，好莱坞电影成为其推销美国形象、美国民主，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绚丽瑰宝。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把解决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目光投向中华文化。即使在西方文化称霸全球的今天，中华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及其所蕴含的东方智慧仍然具有普遍的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成龙、李小龙为代表的中国“功夫片”曾风靡全球，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大大激发了全球华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随后，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大陆第五代电影人相继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使全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由此可见，一个强势的电影产业不仅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象征，而且是促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强力推手。

三、和平崛起：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新契机

中国崛起需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中国人民深切地感受到，和平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它和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一样，对于我们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正是得益于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进入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妥善处理国际间的各种矛盾和纠纷，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样，和平崛起既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和平崛起为中国电影产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电影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产业。以好莱坞电影为例，其创意主要来自美国，而题材、资本、导演和演员，以及市场发行和市场消费则来自全球。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就不能不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实行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重返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欧、中非、中美、中日等多边和双边的战略性对话与合作机制。与此同时，按照求同存异、与临为伴、平等互利的原则，中国发起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的合作组织，推动了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进程。中国还在推动朝核六方会谈，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以和平崛起的实际行动树立了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分歧，促进发展，实现各方共赢的良好的大国形象，逐步消除了一些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情绪和疑虑心理，从而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且大大深化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文化合作，为中国电影产业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提供了机遇。

一是开拓国际电影市场的机遇。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世贸组织、中国与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合作组织的框架下，按照对等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多样化公约”的精神，中国电影产业可以在享受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待遇，适度保护自己的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从而赢得时间来加快发展，以民族优秀影片开拓东南亚华语电影市场和发达国家电影市场，逐步进入整个国际文化市场。

二是利用国际文化市场资源的机遇。近几年来，随着港、澳回归祖国，以及大陆与台湾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电影在利用港、澳、台的技术、资金和导演、演员等人力资源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可以预言，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以及与世界各大经济体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发展，中国电影产业将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国际市场的文化资源来加快发展自己，提高国际化水平，实现与国际电影市场接轨。

三是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机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一样，都属于大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产业，其中，既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机会，又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因此，只有以资本为纽带，以国内外资本市场为平台，进行跨地区、跨国界的运作，才能有效整合国内外电影资源，优化电影的产品结构，实现中国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影集团、西影集团已明确提出了上市融资的要求，一些国有和民营的电影企业也积极准备上市融资的工作。中国证监会在200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播与文化产业”确定为上市公司的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为国内文化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了政策依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也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不言而喻，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进程，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混合经济的大型电影企业将登陆国际资本市场，在国际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而大大提升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电影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二）和平崛起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这就意味着如果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将会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通过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文化的持续发展，这无疑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一是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张将极大地拉动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的阶段，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将会出现历史性的变化。据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分别从1978年的67．7%、57．5%下降为2001年的47．8%、37．9%。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绝大多数消费品都出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居民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却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其增速明显超过对物质产品的增长。由于长期以来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等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文化市场仍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以致至今仍有3000亿～4000亿元的巨大的结构性缺口。据中国电影家协会调查显示：看电影依然是当今中国人首选的娱乐方式之一，而且每年都有增长的趋势。从国际市场看，中国电影已经在很多国际电影节获奖，也正在进入欧美主流电影院线和音像市场。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希望了解中国，在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伴随着汉语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对中国电影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由此可见，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与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整个文化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和历史性发展机遇。

二是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电影产业的发展动力。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和其他文化行业一样，仍然沿袭着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政企不分、企事不分、国有资本单一投资主体的传统文化体制，严重束缚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对电影体制进行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目前，除了影片进口仍由中影集团进出口公司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负责管理外，影片制作、发行和院线建设等其他各个环节都对非公有资本和外资开放了投资准入门槛，由此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动力。2002年，中国电影产量为99部，2003年170部，2004年增长到212部。电影票房收入则由2003年的10亿元增长到15亿元，连同电影衍生产品达到30亿元，并将以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虽然还是恢复性地增长，但发展态势良好、发展动力在明显增强已是公认的事实。

（三）和平崛起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电影题材的多样化。“赤橙红绿青蓝紫”，世界是统一的，也是多样的，在文化领域尤其如此。各民族和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偏好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文化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文化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多样化的电影题材是适应中国和平崛起、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为此，既要考虑国内文化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还应当考虑国际文化市场多样化的特殊需求，在目前已有的电影题材和类型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反映中国社会转型、中国人民精神风貌、中国和平统一、人与自然关系、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题材和类型，以国际化的视角、电影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并配合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这既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中国电影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二是电影风格的民族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的中国电影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借鉴国际经验，学习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影技术、管理模式和运营方法。然而，在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风格，实现民族化风格与多样化题材二者之间的互为支撑和有机统一。这既是中国和平崛起对电影产业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电影产业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三是电影产业运营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实现中国和平崛起需要一个与此相适应的强大的民族电影产业。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唯一路径是借鉴国际经验，对中国电影产业的体制、结构和运营机制等方面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造，尽快扭转中国电影产业普遍存在的弱、小、散、差，观念陈旧、技术和运营手段落后，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要加快国有电影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大力扶持民营电影企业的成长，优化电影产业和产品结构，发展一批混合经济结构的大型电影企业集团，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电影企业和企业集团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利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进行跨地区、跨国界的发展运营，在国际电影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电影产业挺进国际市场的主导力量。其次，要构建竞争有序、规范统一的电影市场，加快电影院线的基础设施改造，建立现代电影发行和物流体系，加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电影服务。最后，要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政府改革目标，促使政府宏观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切实转变职能，改进监管手段和监管方式，在制定政策、产业规划、提供信息、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好服务，为加快电影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本文系笔者与张小争合作撰写，原载于第十五届（三亚）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电影新百年：合作与发展》，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