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花坞到城隍庙

苏州自古为东南名郡，唐宋以后商业愈益繁盛，至明代时已成为工商业繁聚、人才荟萃之地。苏州是吴派绘画的中心，也是当时的版刻重镇，民间美术特别发达，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人书画家及职业画家和画工、雕匠，这一切催生了精美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在清雍正、乾隆年间，苏州年画达到繁华顶峰，画铺有数十家之多，年画产量达百万张以上，作品行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一带，有些甚至远销到南洋等地。当时山塘一带以手绘年画著称，而桃花坞所产则以版刻为精，桃花坞年画也因此有“姑苏版”之称。流风所及，不但影响到扬州、南通、上海、芜湖等周边地区的画铺作坊，一些畅销年画常被翻版复印、摹刻仿制，甚至连日本的浮世绘也受到深刻影响。桃花坞年画以精细富丽为特色，鲜明热闹中蕴涵雅致，擅长绘刻历史故事、传奇小说和戏曲唱本，特别是表现流传于南方一带的故事传说，如《珍珠塔》、《三笑姻缘》等尤为特色；至清中后期，一度又非常流行时装美人图和时事新闻画，其中蕴有明显的文人趣味。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队攻袭苏州，与清军爆发激烈的战斗，苏州城焚毁严重，年画铺的版片也被付之一炬，桃花坞年画遭到毁灭性打击，从顶峰跌下深渊，从此再未能重现繁荣之景。

上海的小校场年画正是发轫于苏州桃花坞，所谓此起彼伏。据文献记载，上海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已开始有年画生产，当时沪南城隍庙一带因庙会聚成街市，汇集起不少制作和销售纸锭、香烛等民俗用品的店铺，同时也有一些画商在此代销外埠年画，但只是零星点缀，并不成气候。有文献证明，最早一位来沪经营的桃花坞画商是清道光年间在小校场设摊的，名叫项燿，曾开过一家飞云阁的画店经销自己出品的年画^[1]。1860年太平军东进攻陷苏州后，不少桃花坞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纷纷来沪，落户城南小校场，有的开店重操旧业，有的受雇于上海的年画店庄。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为清末上海年画的蓬勃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当时上海年画的生产销售之所以多集中在老城区小校场周围（今黄浦区旧校场路一带），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小校场位于上海城隍庙西边，原为操练士兵用的练武场，明正德九年（1514），由上海知县黄希英主持辟建。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提标右营全军移至上海县城，于是，原来的演武场顿显窄小，不敷练兵之用，遂在城外东南方即今东江阴街以南、陆家浜路以北的地方另辟一个新的大演武场。这样，原先的演兵场就被称为旧校场或小校场，且日渐荒芜，后被市房蚕食占据，成为街市。

从桃花坞到城隍庙——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邑庙部分）。此图由中国人许雨苍于光绪元年（1875）绘制，光绪十年（1884）点石斋在其基础上更正缩印而成，为套色石印本。

小校场因临近城隍庙，以庙会而兴起市场，逐渐成为繁荣的商业区。这里有商业公所十余个，商贩们沿城隍庙一带设店经营，形成商业街区十余条，主要供应日常百货和笺扇、玉器、书画、香烛等古玩、民俗商品。至光绪初年，印制、贩卖年画的日渐增多，年节时分则销售更旺，方圆百米之内，众多年画店铺林立其间，彩幌遥对，金匾夺目。各店争相把最新刻绘的年画样张悬挂起来，笑脸相迎，热情接待；买家则漫步其间，悠闲挑选，讨价还价，一派热闹景象。如果逢年过节，则人来车往，晨聚暮散，行商小贩趸年画者源源不断，酒家、茶楼、旅舍皆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光绪末年有人撰《竹枝词》描写年画销售的场景：“密排争战画图张，鞍马刀枪各呈强。引得游人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2]

当时上海小校场一带经营年画的店铺工场有几十家之多，小校场遂有“年画街”之称，小校场年画也因此成为上海年画的代名词。在今天尚存世的一些小校场年画中，还能找到不少当年经销年画的商家名号，如芳记、源兴号、爱莲堂、福斋画店、韩青华斋等，其中以飞影阁、吴文艺、沈文雅、赵一大、筠香阁等年画庄最负盛名。经仔细辨别，我们将这些年画店号整理列表如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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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张表格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年画店铺凡注明具体方位的，几乎都位于“上洋小东门内邑庙西首”或“上洋新北门内旧校场中市”，而这两处地方正是当年上海老城的真正黄金地带。这绝非偶然。上海的城墙和城门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记载了上海老城厢的发展。上海自元代初年（1292）设县建城以后的200多年内始终没有修筑城墙，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地方贫瘠，经济尚不发达，无需顾虑海盗侵犯。明中期以后，上海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编户六百余里，殷实家率多在市，钱粮四十余万”^[3]，成为一座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城市，开始受到东南沿海一带倭寇的注意，屡遭抢掠，损失惨重。为了抵御海盗侵袭，上海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月起建造城墙，于当年十二月完工。城墙周长4.5公里，高2.4丈，城墙外绕有水壕，长1600余丈，深1.7丈。当时设有城门6座，俗称：大东门、大南门、老西门、老北门、小东门、小南门。开埠后的1866年，为防御太平军，又在老北门的东面另辟一门，取韩昌黎“挽狂澜，障百川”意，定名为障川门（即新北门）。清宣统年间（1909-1910）又增辟小西门、小北门和新东门。故上海城墙曾先后开设过10座城门。

在清末上海的社会格局中，城墙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在上海开埠前，城内是官府集中地，是政治中心，而城外的沿江地区则属于商业重地，故当时的东门和南门是城内外往来最为频繁的要道。开埠后的上海，各种西洋文明纷纷进驻，租界日益繁荣，城市地理空间逐步扩大，整个上海城的中心也随之北移，租界对老城区的影响，包括金钱、物资、人流等方面的拉力越来越大。因此，靠近租界的北门逐渐成为连接城内外活动的交通要道。这里，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开埠初期，上海各城门“按时启闭，民间有事进出，钟鸣六点为期”。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内外交通日益繁忙，各城门关闭的时间先后延迟到晚10点和晚12点，而行人进出最多的新、老北门，则得以享受“格外待遇”，每次都比其他各门“下锁稍迟”，以待夜归之人^[4]。我们注意到，小校场地区正位于新北门之内，是开埠以后上海县城连接租界洋场的最重要通道，也是当时商品交流最为繁荣之地，当时报上发表的一首《竹枝词》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沪上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城便判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5]年画商人们选择此地集中开店，可以说既享有地利之便，又造成了商业上的集聚效应，实在是一举两得的聪明之举。

从桃花坞到城隍庙——清末上海北门城墙入口处

小校场的年画店铺除由民间艺人生产传统题材的年画外，还聘请上海地区的文人画家如周慕桥、何吟梅、张志瀛、田子琳、沈心田等参与年画创作，生产以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为题材的作品，并及时反映新闻事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小校场风格”。这些年画多取材百姓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观，充满生活气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受到广泛欢迎。当时，上海小校场不仅为一般居民和小商贩们零星售卖年画提供了方便，而且，随着大量客商的频繁出入，这里逐渐成为江南地区著名的年画批发市场，在当年的小校场年画上我们能够发现这方面的信息：在一幅署名“嵩山道人”绘于“光绪甲午年”（1894）的《刘军门镇守台湾，黑旗兵四海闻名》年画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上洋新北门内小校场南筠香斋批发”的字样。光绪中晚期（1900年前后），上海周边地区的年画商们除了纷纷来沪批发外，还经常翻版摹刻小校场的作品，上海也因此在晚清期间成为继桃花坞之后江南一带最大的年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

【注释】

[1]杨逸《海上墨林》，1920年木刻初版，转引自陈正青标点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

[2]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光绪三十二年石印本。

[3]孙卫国主编《南市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4]《上海新报》第三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9缉。

[5]海上逐臭夫《沪北竹枝词》，载1872年5月18日《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