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1843年开埠之后，以其商业繁盛、华洋共居、五方杂处的社会氛围，造就了融会中西、兼容并蓄的海派艺术。在美术界，许多外埠画家纷纷携艺来沪，使之逐渐成为全国的一个绘画中心，并促使了“海上画派”的诞生。光绪初年，曾担任过《申报》编纂主任的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一书中曾谓：“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1]而同期另一文人张鸣珂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买画。”[2]于此，足见当时上海画坛之繁盛。
近代上海的画家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和年画发生关系的却少之又少，而若要在这极少数画家中找出领军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吴友如和钱慧安，他们两位也的确画艺高超，影响也最大。
吴友如（？～1894），江苏元和（今属苏州）人。名嘉猷，字友如，别署猷，以字行。约1861年太平天国期间避难来沪，从师张志瀛习丹青。光绪十年（1884），应《申报》主人之请主绘《点石斋画报》，描摹社会风情，妙肖精美，开创中国新闻时事画之先河。关于吴友如和年画之关系，相关著作历来均谓其幼习丹青，早年在苏州时即为桃花坞画店绘过年画，如年画界前辈王树村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言：吴友如“少年丧父，家境寒苦。稍长，由亲戚介绍到阊门内西街云蓝阁裱画铺做学徒工”。经过一番苦学，“所作之仕女人物，渐被一般士流赏识，为桃花坞年画作坊主人所注目，……竞相出售吴友如作品刻板刷印的年画”[3]。这一说法影响很大，袭用者甚广。但后来发现的一则文献则推翻了关于吴友如早年为桃花坞绘画的公认。吴友如在1893年秋发表的一则“小启”中曾自叙：“余幼承先人余荫，玩愒无成，弱冠后遭赫寇之乱，避难来沪，始习丹青。每观名家真迹，辄为日想心存，至废寝食。探索久之，似有会悟。于是出而问世，藉以资生。”[4]从这则“小启”中可以证实：吴友如家境宽裕，太平军兴后来沪避难，此时始习丹青，并渐以画驰名。研究桃花坞年画的前辈顾公硕先生早在1959年就曾在《文物》杂志上发表《苏州年画》一文，较早提出吴友如早年为桃花坞绘制年画的论点，以后各家叙述其实大半袭自此文。但在看到吴友如这则亲笔“小启”并亲自赴沪拜访吴友如的孙女获得证实后，顾公硕先生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还公开撰文纠正自己的错误[5]。这种尊重事实的勇气值得我们尊敬，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确论却至今仍未为诸多论著所采信。
吴友如绘《爆竹生花》
吴友如1884年主编《点石斋画报》，以绘制世俗生活、新闻时事而著称于世。1890年他辞职后自创《飞影阁画报》，认为“画新闻如应试诗文，虽极揣摩，终嫌时尚，似难流传。若缋册页，如名家著作，别开生面，独运精思，开咨启迪。”故“改弦易辙，弃短用长。”[6]，改以绘制典故诗文故事和仕女人物画为主。1893年2月，在主编《飞影阁画报》至90期后，吴友如将画报移交“士记”续编，自己则在当年9月另办《飞影阁画册》，风格一如前刊，那则自叙生平的“小启”就刊在“画册”创刊号上。《飞影阁画册》至1894年2月出版第10期后就不见下文。何以停刊？至今仍是疑案，很有可能和吴友如的突然辞世有关。一般工具书多认为吴友如逝世于1893年或1894年，其因盖出于此。
吴友如绘《法人求和》
关于吴友如参与绘制年画之事，至今并无确凿文献可以征引，但我们在现存年画中确实可以看到不少署名吴友如的作品，如《闹元宵》、《村读图》、《豫园把戏图》、《法人求和》等等，多由姑苏老店吴锦增、陈同盛、吴太元等刻版刷印。另据王树村《中国年画发展史》载，吴友如还为天津杨柳青绘制过一组6幅婴戏题材的年画，分别为《丰年吉庆》、《争夺富贵》、《子孙拜相》、《余荫贵子》、《欢天喜地》和《争名夺利》，由盛兴画店刊印。吴友如是职业画家，以卖画为生，我们不能排除他有可能为稻梁谋而应邀绘制年画，而他在主编《飞影阁画报》和《飞影阁画册》期间，曾多次随刊附赠着色立轴或挂屏，如《饮丽延年》、《瑞集庭阶》、《三阳开泰》、《平地春雷》等等。这些设色作品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绘制风格上，都和年画有着很多相像之处。但从现存署名吴友如的年画作品来看，其中有一些具有明显的石印绘画特征，如《法人求和》等，很可能是由石印作品直接翻刻而成。有专著将这类作品归入“清朝末年在上海流通的木刻新闻画片”，并认为“显然是受了西方新闻和吴友如时事画报的影响”[7]。这是比较中肯的看法。事实上，吴友如的一些石印画作，历来就被大家视为年画作品，如2011年上海发行福彩“上海风采”系列文化主题彩票，全套票共分为三组，分别为《过年啦》、《闹新春》和《童子乐》，选择了《合家欢》、《五路财神》、《百事如意》和《百子图龙灯胜会》等小校场年画中的经典作品作为彩票图案，其中就有吴友如的《爆竹生花》，而这正是他的一幅石印绘画代表作。吴友如因主编《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而在晚清画坛享有盛名，他的作品写实性强，生活气息浓郁，符合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口味，年画作坊以其画作直接翻刻制版，既印证了吴友如画作在当时的广受欢迎，也说明年画商人们在顺应社会潮流方面具有敏捷的商业头脑。
李醉鞠绘制《刘皇叔东吴招亲》
除吴友如外，另一位有年画作品存世的著名画家是钱慧安，在晚清画坛，他的名声甚至要超过吴友如。钱慧安（1833～1911），又名贵昌，字吉生，别号清溪樵子。上海宝山人。他幼年即习丹青，光绪初年已成为海上画坛名家，尤以人物画著称，被誉为“真可追踪仇英”者[8]。光绪二年（1876），葛元煦著《沪游杂记》，书中列入“书画名家”共35位，其中以“工笔人物”著称的仅钱慧安一人。钱慧安晚年曾应天津杨柳青之邀北上绘制年画，所作大都以前人诗句或典故为题材，人物传神，意态高古，有着浓郁的文人情趣，在京、津一带很受欢迎。今天尤能见到的钱慧安绘就的年画有《春风得意》、《弄璋如意》、《风尘三侠》、《竹林七侠》、《南村访友》、《小红低唱我吹箫》等几十幅。此外，他还为天津、南京、苏州等地绘制过大量笺谱，有不少是民间年画题材和形式的；他还留下了很多尚未刊刻的手稿和线描粉本。宣统元年（1909年），拥有会员几近百人的豫园书画善会成立，钱慧安被推选为首任会长，事实上，此时的他已被视为“海上画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令人诧异的是，作为海上知名画家的钱慧安，却似乎并没有为本土画店绘制过年画稿，在现仍存世的小校场年画中，尚未有钱慧安的作品发现。钱慧安为何会舍近求远，北上天津？是杨柳青出的价高还是别的什么心态原因？这些都充满了悬疑，期待着有新的文献发现来打破这个谜。
何吟梅绘制《孙行者大闹蟠桃会》
在小校场年画中，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吴友如和钱慧安有确切的作品存世，但已知在他们同时代的画家中却有不少人为小校场的画店绘制过年画，如吴友如的老师张志瀛、吴友如在点石斋期间的同事田子琳、文人画家沈心田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何元俊和李醉鞠。以往关于何元俊是否画过年画一直存有疑问，笔者最近发现，何元俊有一幅画名《渔翁钓竿待上钩》，画上题款为：乙未初冬明甫写于海上吟梅阁，钤白文印：何元俊印。这就很清楚了，所谓何元俊、何明甫、何吟梅，其实都是一个人，一个和吴友如、周慕桥同在《点石斋画报》工作过的画家。在现存小校场年画中，大约可以找到十余幅署名“（何）吟梅”的画作，如《岳家庄》《白蛇传》《苍梧锁怨》和《孙行者大闹蟠桃会》等。这些画几乎全由飞影阁刻印，画作大都署名“吟梅”，而在一幅《蚕花茂盛，五谷丰登》的画上，则署“何吟梅”的全名。何吟梅所绘年画年份均是在庚子年，即1900年，这和周慕桥类似。周绘年画所署年份也大都是庚子年，少数有辛丑（1901）和壬寅（1902）、癸卯（1903）。这说明，两人是同时在飞影阁从事此事：即为店主绘制年画稿本，只是何吟梅仅画了一年，而周慕桥则坚持了四年。另一位画家李醉鞠的生平不详，只知道他是苏州人，也是1860年太平天国战乱时随家人逃难到上海。他绘制的小校场年画存世量较多，笔者所见就有不下20幅，和周慕桥大致相仿。与周慕桥擅长仕女画不同的是，醉鞠所画最多的是历史及戏曲题材作品，其代表作有《描金凤》《乌龙院》《武松杀嫂》《刘皇叔东吴招亲》和《宋公明一打祝家庄》等，时间大约在1900-1904年；这些画作也几乎都由飞影阁刻印出品，故醉鞠很可能也是飞影阁的签约画家，和周慕桥、何元俊是同事。网上的“淘宝百科”有李醉鞠的简单介绍，根据在《宋公明一打祝家庄》的年画上有“庚子暮春醉鞠”的落款，断定他是“清道光年间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艺人”，此实不确。醉鞠绘制的这些年画，从内容、风格到形制，都与周慕桥和何元俊的作品相仿，且都由沪上画店飞影阁刻印，显然是同一时期的作品。故这里的“庚子”，只可能是光绪二十六年的1900年，而非上一甲子道光二十年的1840年。道光年间的上海，尚无可能产生成熟年画的土壤。
【注释】
[1]上海进步书局光绪九年（1883）初版，转引自郑祖安标点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
[2]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转引自《中国书画全书》第14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
[3]王树村《中国年画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4]吴嘉猷《飞影阁画册小启》，载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朔日《飞影阁画册》第1号。
[5]顾公硕《吴友如与桃花坞年画的“关系”——从新材料纠正旧报道》，载《苏州杂志》1998年第3期。
[6]《飞影阁画册小启》。
[7]李铸晋、万青力《中国现代绘画史·晚清之部》，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版。
[8]杨逸《海上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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