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校场年画的收藏与研究

年画是同广大民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艺术，千百年来，它不仅是年节的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对民众教育来说，则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至于那类反映时事新闻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媒体。这些特点，是其他画种所难以比拟的，这意味着年画除了具有美术价值以外，还具有研究历史、政治、风俗和民众生活心态及思想追求等方面的形象资料价值，是认识过去人们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行为的一个参照系，所以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根据历史文献，明末清初，中国的桃花坞年画就已流传到日本、英国并有人专门收集、研究，日本的“浮世绘”就是在桃花坞年画的影响和启发下进入新的境界的。清末民初，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西方各国不同身份的人士出于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其中一部分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强烈兴趣，专门研究中国民众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他们从中国带回去了大量民间艺术品，木版年画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近代较早对中国年画产生浓厚兴趣的是俄国植物学家弗·列·科马罗夫，他曾于1896年和1897年两度进入中国采风，回国后他展出了近300幅各类题材的中国年画。以后收集中国年画较多并对之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有俄国的瓦·米·阿列克谢耶夫，法国的爱德华·夏尔纳、达尼埃尔·埃利亚斯贝格，日本的黑田源次等。正是由于他们及其同仁的努力，俄国、法国和日本成为目前收藏中国年画最多的三个国家，他们也陆续出版过多种研究成果，包括论文、专著和画册。从这些成果来看，国外收藏的中国年画，占较大部分的是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以及山东杨家埠的出品，上海小校场的年画则收藏最少。其原因可能和当时小校场刚崛起于年画界，对外国人来说影响滞后有关。

湖丝厂放工抢亲图

就国内年画收藏而言，各产地的博物馆都有比较丰富的藏品，但大都以本地作品为主。小校场年画，目前也主要由上海的文博机构收藏。根据调查，这些小校场年画藏品的来源大致基于两个方面：1.晚清民初，外国人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收集。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图书馆。上图年画藏品有四千余幅，大部分是清末民初期间的作品，距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它们也许是国内公共图书馆收藏这一时期数量最多的一批年画了。这些年画的搜集者主要是在上海徐家汇地区传教的法国传教士们，其中费力最多的是多雷神父。亨利·多雷（Henri Dore）,1859年出生于法国，1884年受天主教教会的派遣来华，1931年病逝于上海徐家汇。多雷神父在华期间即刻意收集流传在中国各地不同风格的年画，尤其注重于收集有关道家、佛家、儒家故事中的所谓迷信图像的资料，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1911年至1938年，隶属于天主教会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用了三十余年的时间，出版了由多雷神父撰写的皇皇巨著《中国迷信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on China）。该书共达18册，书中大量引用他所收集的大约在1895年至1930年间印制的各类年画资料和民间画稿，其中最出彩的正是上海小校场年画。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年画中小校场出品的数量大约有三百幅，这也是国内外目前小校场年画数量最多的一项收藏。2.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进行文化普查时所收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年1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达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据说，这也是新中国文化部颁发的第一号文件，表明了政府对年画宣传工作的重视。在这一指示的背景下，各地对传统年画的调查、收集、整理、研究及对木版年画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先后派出大批美术工作者分赴各年画产地进行调研工作。当时，华东美术家协会（即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前身）曾会同各有关部门，对华东及周边区域的传统民间美术开展调查，并数次派出工作队对可能会失传的民间美术作品进行抢救性的收集，其中就包括木版年画。这些年画经整理后分别由沪上美术和博物馆系统收藏。上海美术家协会收藏的各地木版年画大约在三百幅左右，以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为最多，且有不少大幅贡笺，很有特色。上海小校场的年画却非常之少，约只占百分之五。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年画数量大抵和上海美协相同，其中小校场的年画占到总量的近一半，可谓目前收藏上海年画数量最丰富的机构之一。尤其难得的是，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些小校场年画的木版，包括线版和色版，这很可能是目前硕果仅存的孤品了，具有非常珍贵的文物价值。

官方机构的收藏大致如此，那么私人收藏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笔者在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协作下，于2010年对小校场木版年画的遗存情况作了一次调研。结果，如上所述，官方机构的情况似乎还差强人意，而私人的收藏情况则比想象的要严峻得多，令人堪忧。我们这次走访了一些民间收藏家，在他们的收藏中，年画也是重要藏品之一，但基本都是民国期间的石印和胶印年画，很少看到有真正早期的小校场木版年画。曾经在年画史上创造了最后一段辉煌历史的上海小校场木版年画，几乎已达销声匿迹的地步。这方面，安徽合肥石谷风先生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大方，让我们倍感钦佩和欣慰。石先生长期从事文博艺术工作，20世纪50年代在徽州工作时就开始收藏年画，迄今藏有上海小校场木版年画约百幅（大多为清末期间在沪徽商返乡时所带回），堪与国内大机构相媲美。此外，上海天雅阁的舒先生经商之余雅好艺术，他收藏的小校场年画数量虽不多，但很有特色，内容大都和新闻时事有关，十分精彩。

据此，国内公家机构和私人所藏小校场年画可以有一个大致统计：

1.上海图书馆：近300幅。

2.上海历史博物馆：约130幅。

3.上海美协：约10幅。

4.私人收藏：约200幅。

故国内公、私机构和个人藏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数量大约为600余幅。

国外的收藏比较难统计，这方面我们主要依据李福清先生的研究。李先生是俄罗斯研究中国年画的专家，曾发表过很多精彩的论文。他现在研究的重点是欧美各国收藏的中国年画，为此，他跑了很多国家，掌握了很多以前人们未知的重要信息。据他给笔者的信中所言，世界各国收藏中国年画的概况如下：

1.俄罗斯：收藏中国年画最多，约有6000幅，其中尤以杨柳青出品为多。也有部分上海小校场年画，如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一批上海出品的辛亥革命题材年画，如《女国民军攻打汉阳城》《湖北女国民军肖像》等。

2.匈牙利：收藏有中国年画约50幅，主要是杨柳青的，也有上海的，如匈牙利远东博物馆藏有陈茂记的《张四姐闹东京》《铁公鸡铁金翅请宴》和源兴的《四海论交楼》等。布拉格民俗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些上海小校场年画。这些年画大都是参加一战的匈牙利人1919年回国时带回去的。

3.日本：收藏的中国年画以桃花坞早期作品最为著名，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也有一些上海年画，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卷》中有著录。

4.英国：藏有中国年画约1000幅，杨柳青、桃花坞为主，也有上海的，如大英博物馆收藏有文仪斋的《刘永福台北战图》、筠香斋的《东洋各户抽丁》等。

5.德国：藏有中国年画约1500幅，其中有上海名画家钱慧安绘制的彩色套版年画《正乙玄坛》等。

6.法国：藏有中国年画约200幅，有无上海小校场的不详。

7.美国：藏有中国年画约300幅，大多为美国汉学家于1902—1904年在中国购买，以桃花坞为多，也有上海的。如美国汉学家B.Laufer在1902—1904年买有上海妙自然堂刻印的《沪江迎迓醇亲王》等。

8.瑞典：也收藏有一些中国年画，如瑞典民俗博物馆藏有上海异新斋出品的《新绘三国志全部》。

据此，大略统计，国外公、私机构和个人约藏有上海小校场年画300余幅。

两者相加，国内外藏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总数仅1000幅左右。

中国年画历史悠久，产地众多，素有“四大”（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河北武强）和“四小”（四川绵竹、河南朱仙镇、山西凤翔、广东佛山）之称。民间收藏家中，论起杨柳青、杨家埠等著名产地的年画，藏品有几百甚至上千幅的也不在少数；反观上海小校场年画的收藏，虽然其生产、销售的繁盛期距今不过一百多年，但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能拥有一定数量（比如三、五十幅）的就绝对是凤毛麟角了；国内外著名文博机构，收藏小校场年画能超过百幅的，大概也不过区区三、五家而已。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个人和机构，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全部存世量很可能也就在1000幅左右，这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各产地出品中存世量最少的。在这里，距今愈远，存世量愈少，综合价值也就愈高；距今愈近，存世量愈多，综合价值也一般较低，这样一条在文物界比较普遍的规律完全失效了。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是和上海这座城市有关。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其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力度要远远超过其他一般城市，各类形式的新鲜事物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城市轮番引领风尚，“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句诗所描绘的情况，在近代上海恐怕要改成“各领风骚数十年”乃至“三、五年”才比较贴切。在这种时代氛围下，人们“弃旧喜新”的行为就变得十分普遍。以石印术为例，它发明于18世纪末的欧洲，仅仅几十年光景就在上海获得推广，其价廉物美的特点让传统的木刻印刷业步步败退。至20世纪初，石印工业已占领了大半个印刷市场，色彩鲜艳的石印月份牌画也取代了传统木刻年画，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当时在亲朋好友之间，致赠月份牌是一种十分体面的行为，即使在政府机构，乃至像张元济这样有身份的文人，也都以月份牌作为高尚礼物相赠。到了30年代，石印已大致被胶印所取代，而抗战胜利后的40年代，互赠月份牌的现象就已很少见了。一种新鲜事物的流行，在上海平均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愈快，这种现象就愈甚。就小校场年画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1890年至1910年间印制发行的，这从年画上的绘制年款和作品反映的内容可以大致推定，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这段时间正是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时段，也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史上最后的一个繁荣阶段。大约从宣统年间起，也即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随着社会局势的激烈变化和月份牌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传统木版年画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窄，并且迅速走向衰落。我们可以从现存作品上得到印证，在小校场年画中，很少有反映民国社会生活的作品存世，这也说明，那时的年画店庄已没有很大热情去从事传统年画的生产了，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潮流和咄咄逼人的印刷新工业，传统只能扯起白旗投降。此外，从收藏角度而言，年画的收集颇不容易，除了战争损毁以外，因其年节的特点，年复一年不断地被覆盖、撕揭；此外，年画地位卑微，不入画史，不登大雅之堂，故长期无人收集，更乏人整理研究，随着日月流逝，存世的数量也愈来愈少，导致若干年以后就踪影难觅，终于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蚕花茂盛

和国内各年画产地相比，上海对本地年画的研究现状更难让人满意。上海迄今没有关于小校场年画的研究专著问世，散篇的研究论文为数也不多，仅寥寥十余篇，且少有对第一手原始文献进行认真发掘的，研究也缺乏深度，缺少新意。此外，我们至今也拿不出一份关于小校场年画店庄和业人的传承谱系，其绘稿、刻版、刷印、销售、使用的具体情况更是长期缺少调查。作为小校场年画诞生地的上海，在2010年前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从未举行过一次有规模的小校场木版年画的专题展览，也未出版过一册专题画集；至今到底有多少作品存世？它们又具体收藏在哪里？也缺少一份详细准确的目录。随着21世纪初全国木版年画普查工作的进行，这些问题逐渐明晰起来，摆在了大家面前，我们期待着能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