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秩序问题的一般生成机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必然地存在一系列影响社会进步、社会团结以及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它们构成了社会管理实践最直接的治理对象。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生产方式及受其制约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联结方式的差异，决定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生成、发展机理。要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有效地治理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紧张关系，就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属性，把握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生成、演化的内在机理。

毫无疑问，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作为重大战略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凸显挑战的回应。现阶段社会问题的丛生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固然同中国发展模式自身的缺陷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但从总体上讲，仍然是转型期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的反映，其表现形式及发生机理具有鲜明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属性。

改革开放实践重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也随之进入了社会秩序急剧变动的转型期。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期。借鉴早发国家的历史经验，这正是社会变动最为剧烈和深刻的高风险时期，旧的社会秩序的解组及其伴随的社会失范和利益冲突，构成了转型期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社会秩序面临的挑战，同发达国家当年经历的社会阵痛无论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发生机理上，都是相似的，其发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因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实质性问题，同样也是如何在激烈的社会分化过程中重建社会生活秩序，顺利地渡过社会转型的阶段性之坎。

如果说建国后三十年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派生的社会失范及社会解组现象借助于行政化的社会管制而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也使社会发展的活力受到了严重窒息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由于与市场化改革以及行政放权改革联系在一起，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的深刻程度是改革前三十年无法比拟的，现实社会秩序也因此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市场化改革为重要驱动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当代中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模式及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塑造出了社会组织及社会个体全新的生存和发展逻辑，塑造出了国家与社会成员的全新的关系。正是社会生活秩序在短期内发生的深刻而剧烈的变迁，使得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体都承受着适应社会变革的巨大压力，并使社会秩序在新旧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激烈碰撞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功能紊乱，派生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1.社会秩序的功能性紊乱

在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同社会分工体系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的是，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之间无法自动地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新旧制度的交替无法有效实现制度间的耦合关系，极易出现社会秩序的功能性紊乱。社会化大生产及市场经济的效率，来自于建立在日益细密化的社会分工之上的合作秩序。但社会分工不会自动形成高效的合作秩序，它需要在不间断的试错过程中确立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需要通过建立健全社会行为的规范体系来引导社会成员增进合作。按照涂尔干的分析，正常的社会分工是一种由职业专门化所体现的社会功能分化过程，它在破坏机械团结的同时，也为有机团结创造有利条件。但社会分工并不总是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反常的分工在破坏机械团结的同时，并没有创造新的社会联结形式，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如过快的分工在削弱了传统价值规范的同时，因为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规范，会造成社会调节的故障，无法维系人们之间的正常联系；建立在社会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强制性分工无法有效维持稳定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引起阶级斗争，造成社会动荡。

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分工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超越地域、行业的限制，在更大的空间范围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日益扩大的分工合作秩序。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就以合作秩序的扩展为例探讨了社会失范的客观必然性。在所谓的环节类型的社会（segmentary of society）中，每个不同环节都有不同的经济市场，每个市场的范围十分有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很近，因此很容易对交易行为的成本收益进行估算，并对交易对象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但是随着组织类型社会（organized of society）的不断发展壮大，不同的环节市场融合起来了，最终形成了一个大的社会市场。市场的界限大大拓展，甚至民族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如此一来，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象都广泛地扩展到整个一般市场当中，彼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间接。生产者看不到或想象不到整个市场的样子，消费者也不能了解生产者，更无法直接与生产者沟通。这样，生产与交易没有了限制与规定，只能任由市场胡乱地发展，一切原来在小市场中的直接关系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无人能了解与预测的无规范状态。^[42]涂尔干讲的这种现象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的演化进程。显然，市场经济的分工合作秩序，是在长期试错性过程中逐渐演化生成的，这其中必然地包含着合作失败及合作规则失灵等现象。

必须指出，社会分工合作秩序扩展的内涵，远不止市场交易形态的蜕变和空间范围的突破。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社会个体及组织行为逻辑的改变，必然促使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结构性变迁。换言之，市场体系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有成熟的市场机制，健全的市场规范体系，而且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包括政治制度、法治体系、政府管理模式，乃至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哈耶克把市场体系视为整个人类相互合作的文明秩序，即所谓的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在以市场机制为代表的人类合作与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无数个体和组织的互动行为，会促使文明秩序在自生自发之中不断扩展演进。“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43]这些与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生活秩序复杂微妙的演化，可以理解为市场秩序全方位的扩展过程。参照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伴随现代扩展性市场经济成长的，是整个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体系乃至社会行为主体精神世界的持续性的深刻变革，各种现代性因素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秩序的扩展进程。随着市场逻辑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市场体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相补充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化的社会秩序。

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期社会秩序变革最为深刻和剧烈的历史阶段。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短期内使整个国家的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以及整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市场化的改革，不仅带来了要素资源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行为逻辑，并使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无论是生产方式、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还是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生活空间和人际关系的历史性变迁，都使社会正常秩序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深刻挑战，使整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和修复机制处于瓦解、重构的剧烈变动之中。客观地讲，这样一种在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的集中涌现，社会关系的紧张化，以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共同形成一种社会秩序的整合危机，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一定意义上是无法避免的。

转型社会普遍的整合危机深刻地根植于社会整合机制转换过程的复杂性以及这一过程因社会结构失衡、新旧制度和思想观念激烈碰撞可能导致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往往需要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试错性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生成，需要有一个社会生活的规则与社会成员行为方式的塑造、规训、调适以及各种社会生活规则和制度安排之间错综复杂的磨合过程。在社会生产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和民族生活方式剧烈变动，为人们所熟悉的传统社会秩序逐步瓦解的背景下，适应新的社会分工模式和社会分化机制的整合机制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功能性紊乱，使现实的社会秩序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处于一种令人难以适从的混乱境地：快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与市场主体社会责任感及生产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的脱节，导致生产事故、环境污染甚至生态灾难频繁发生；城市批量化的消费方式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的滞后导致食品安全一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社会信任机制从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到普遍主义的抽象信任转换的障碍，导致普遍化的社会信任危机；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变迁，致使社会道德约束机制失灵，越轨行为泛滥……如此等等。

在新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合作秩序，在社会急剧分化过程中维系起码的社会认同，形成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使脱离了传统生活轨道、失去了生活目标和精神归属的社会成员重新获得相对稳定和安全的生活环境，是转型期社会秩序重建的基本问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大量离开农村，放弃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入农村寻找新的生活机会的农民，如何顺利融入城市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但总体上城市水平依然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这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在于大量在城市流动打工的农民工并未真正融入城市。他们既没有融入城市的基本物质条件，更没有获得转化为市民所需要的基本福利保障。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障碍已经成为社会整合危机重要根源。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我国职工总数的一半。^[44]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更强，更期望能够融入城市，改变自己作为农民的社会身份和生活方式。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 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对于传统的农民工而言，城市只是打工时临时栖息的地方，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而对于新生代农民来说，农村不再是他们的精神故乡，城市才是他们向往的希望之地。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45]问题在于，中国城市现有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模式却远远没有做好接纳入他们的准备。按照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调查统计，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23岁左右，这意味着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要在城市打工期间普遍面临着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在目前城市二元的社会身份和福利体系下，这些初次外出务工时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长期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普遍缺乏融入城市的工作技能和收入保障。传统农民工在城市务工遇到困难时会很自然地选择退回农村，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即使是在城市生活无着，他们也轻易不愿退回农村。即使退回农村，他们也无法像父辈那样重新顺利地融入农村生活。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的经历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缺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验。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46]由此，中国特殊的城市进程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在城乡两端都处于边缘地位的特殊社会群体，一个逃离农村又融入不了城市，进而又回归不了农村的无根群体。他们及他们的下一代能否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最终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直接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成败。

2.社会秩序公平性信仰的消解

社会利益结构的迅速分化，特别是期间伴随的种种体制性的不公平现象，直接动摇了社会成员对社会秩序公平性的信任，这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整合危机日益加重的重要催化剂。这种对整个社会秩序认同感的丧失，意味着社会整合危机已经深入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存信念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启动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国家强烈的赶超心理和民众脱贫致富愿望的共同驱使下，中国迎来了急速工业化的时代。在经济迅速发展同时，“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共同汇聚形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和社会结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得以迅速积累，但急功近利式的“跨越式”发展，不可避免地使社会利益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社会结构转型升级与非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攻坚相互交织，更是使社会利益分化及利益结构失衡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直接威胁到了社会共同体秩序的维系。

一般说来，转型期是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财富占有集中化最为醒目的时代，但中国现有的利益结构分化已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曾经达到的严重程度。从城乡差距来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1：1扩大到了3.3：1，远远超过了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从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左右，进入了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境地。孙立平的研究表明，中国正在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社会结构同时呈现碎片化和两极社会的形态，以及正在加速的“断裂”与“失衡”。所谓“断裂社会”则是指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及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积聚于上层社会或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47]李强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倒“丁字型”，即下层数量庞大，中层、上层均匀分布，但人数都很少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结构极为少见，属于一种分化异常严重的结构。由此，我国已经进入一种“社会结构紧张”状态，即“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48]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社会利益结构的迅速分化，是在社会公正秩序受到严重侵蚀的背景下发生的，它使得广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将自己的弱势处境和无法改变的命运归因于社会秩序的不公平。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49]虽然改革30多年来中国社会各群体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但相对剥夺感却极大地削弱了人们真实的幸福感，因而人们不仅很少表现出对社会的感恩意识，反而对社会形成了越来越强的排斥感甚至对立感。

一是一些地方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过程中，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价值导向等同于不惜牺牲公平、公正换取增长效率的短期行为。“增长压倒一切”的发展模式，使得政府公共服务功能长期低下，公共资源的投入过度集中于具有政绩效应的投资项目和“面子工程”，民生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展缓慢，导致为改革付出较大代价的弱势群体无法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弱势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亲近感被不断削弱，而社会不公平感和被排斥感则不断增强。

二是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加剧，特别是政府协调、整合社会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秩序功能的弱化，导致社会各群体之间越来越难以对改革和发展形成基本共识，群体之间的心理隔阂和情绪对立日益严重。一方面是全民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刚刚起步，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及他们获得的社会保障还远不足以消除他们对未来的生存焦虑；另一方面是高收入群大规模的移民潮及“裸官”、“裸商”现象，同样显示出“社会精英”群体对社会未来信心的严重缺失。2011年两份涉及财富和移民问题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广泛热议。2011年5月至9月间，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面对面地访问了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千万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共获得980份有效问卷。他们平均财富达6千万元以上，平均年龄42岁。根据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Private Banking White Paper 2011），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到三分之一，在目前没有海外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也有将近30%的人在未来三年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而资产在1亿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比例更高，达74%。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私人财富报告》则称，中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虽然移民潮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但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引发的焦虑感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过程中，社会底层与所谓的“精英群体”共同显示出对未来缺乏信心的焦虑感，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重要现象，它极易催生出社会的对抗情绪，形成拉美式的“草根愤怒”与“精英恐慌”的恶性循环。

三是腐败的盛行，特别是官商勾结致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现象的一再发生，为弱势群体理解自身的处境和社会不公平现实，提供了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问题归因。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底层越来越普遍地弥漫着“仇官”、“仇富”、“仇不公”的不满情绪，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的左倾思潮开始在民间发酵。

社会秩序的公平性信任，是社会凝聚力的核心。一般而言，只要社会大部分成员内心里还对社会秩序的公平性持有最低限度的信任，即使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社会生活存有诸多抱怨，社会秩序的认同感也不致发生整体性危机，社会秩序的公平性信念将会引导大部分社会成员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令人沮丧的失败经历，归因于自身的能力或机遇的欠缺。相反，一旦社会大部分人动摇乃至丧失了对社会秩序公平性的信任，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社会的不公或政府的腐败，其结果必然是社会对立意识的弥漫。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增长了5倍。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12%，由1994年的73万多人，增加到了2003年的307万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50]另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有关部门统计显示，2005年全国共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8.7万件，2006年更是超过了9万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率一直处于上升势头。^[51]

目前，社会底层不满情绪的发酵已经出现了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迹象，即不满情绪的指向，已经从对身边有恶迹的官商个体的憎恶发展到对整个干部群体和富人群体的敌视，“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52]，进而形成了“为富不仁”、“为官必贪”的刻板印象，甚至“用‘官黑一伙’、‘警匪一家’来表示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绝望”^[53]。正是这种四处涌动的不满情绪，这种长期积累的怨贲，构成了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共同心理基础。“这些没有直接利益诉求的参与者之间虽然没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却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即一种强烈的怨气，只有当众人心中的强烈不满情绪指向同一个主体时，人们才会冒险去参加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冲突。”^[54]有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心理基础，这样一种定势化的社会现象认知模式，一起偶发的民事纠纷，只要当事者分别是人们心目中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们就很容易被符号化、脸谱化为对立的两极，事件就很容易被解读为强势群体恃强凌弱的恶劣行为，进而通过认同弱势一方调动起自己的不满情绪，并从参与群体行动中体验到自己对社会正义的伸张。

3.原子式个体的生存困境

社会碎片化过程中的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在极大地加剧了个体的生存焦虑的同时，将会导致社会团结的纽带逐步松弛甚至断裂，使和谐社会建设因为社会资本的稀薄而陷入困境。

转型期社会秩序面临的一大冲击，就是传统的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基础的社会联结纽带被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斩断，传统的社会成员对小共同体的归属转变为孤零零的个体独自面临一个陌生、令人不安的世界。由此隐含着的一种深刻的危机，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任危机。信任是相互承诺及其合理期待，它所标识的不只是个体间的私人交往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共生共在的存在范式。^[55]吉登斯认为，个体的生存需要获得一种“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它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56]而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57]这是一种随生活世界不确定性因素的大量出现以及人们对生活世界的陌生感陡然增加而产生的精神焦虑。传统社会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关系，建立在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研究的生活场景和“群体共有的伦理规范”^[58]之上，对这种规范的普遍认同，构建了共同体生活中一种强大的无形压力，迫使人们自觉服从世代相传的规范秩序。这种生活秩序，使得人们在作出某种行为选择时，可以对他人和社会的反应作出合理的预期，并由此产生一种生活的稳定感和自信心。然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异质性，却使传统的熟人社会发展成为现代陌生人的社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共有规范的认同，造成了人们无法合理预期他人行为的心理紧张，并诱发出大量机会主义行为。

个体的原子化，以及原子式个体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是市场逻辑向社会生活领域全面扩张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刻的解剖。马克思指出，“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人表现为种属群、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即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59]。恩格斯同样描述道：“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60]。”

个体的原子化一方面极大地加剧了个体对于社会的疏离感，以及生存的无助感和焦虑感；另一方面也瓦解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从个人主义、机会主义的行为准则中派生出大量越轨行为，极大地增大了社会冲突的概率。正如托克维尔当年分析的那样，这种原子式个体的个人主义行为逻辑，“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以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61]。在此，“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所以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他们的独立性，使他们在与自己平等的人们往来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使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支援，但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以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漠的。”^[62]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转型，在传统的社会联结方式趋于解体之际，毕竟还有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各种职业团体成长以及随后的“保卫社会”运动的出现，那么，在当下的中国，原子式个体的生存困境及其给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的挑战，却非常缺乏消解其负面影响的社会资源。由于传统的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基础的社会联结纽带早已被建国后的政治运动铲除，随着农村人民公共体制的解体，城市单位体制社会管理功能的剥离，国家对社会成员控制机制的弱化，使个体原子化的负面影响迅速暴露出来。在国家对民间组织依然抱有某种戒备心理，其成长还面临的种种体制障碍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事实上已经陷入了没有任何组织归属的生存境地。在个体严重缺乏团体的归属和关怀，丧失各种人际联结的纽带，必须独自面对整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以致他在应对现实生活的挑战陷入求助无门的境地时，抛却道德、社会舆论的束缚，奉行最极端的唯我主义，就可能成为其生存的基本策略，其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各种社会规范受到肆意的践踏，普遍意义的信任合作关系无法正常发育。

原子式个体的生存焦虑深刻地根植于生存意义的迷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给人类的行为方式、价值信仰体系乃至整个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传统社会，每一个社会共同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都会形成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体系，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人们自幼通过耳濡目染，可以很自然地习得为社会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和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尽管也有损益现象，但总体上讲，它在前工业社会是相当稳定的。转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社会秩序的变动不居状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经历和接受的社会变迁信息，可能超过了他们祖先上千年经历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社会变迁的急剧程度、深刻程度已经超过了社会个体心理调适能力的极限，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个体陷入了焦虑不安的境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那般，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63]。

转型社会的剧烈变迁，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普遍地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纷扰，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极大地削弱了凝聚社会的精神力量。在欧美国家，与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相伴的，是启蒙运动推崇的工具主义理性对传统绝对价值的彻底颠覆。尼采喊出的“上帝死了”这一惊世骇俗之声，最早宣告了价值虚无时代的降临。对于西方社会来说，上帝的死亡，基督教信仰的崩溃，意味着沿续上千年的传统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被连根拔起，意味着所有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统统失却了神圣的基础。福柯深刻地指出，尼采的出现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断裂，“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64]终极信仰的崩溃，迎来的必然是虚无主义的盛行。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它是“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65]既然没有上帝，没有绝对价值，一切都是虚无，那么人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在现世生命中抓紧时间尽情享乐，穷奢极欲。

当下中国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同样有着深刻的精神根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以西方多元价值解构传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信仰体系，到建国以后以狭隘、扭曲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全面清算西方输入的个人主义价值，再到改革以来出现的传统集体主义价值的信仰危机，在短短的半多个世纪内，中国的主流价值系统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颠覆，几乎掏空了残留在人们心间的绝对价值信仰。于是，在商业文化的兴盛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大彻大悟”之后唯一可能的生存哲学。然而，这种浅薄的世俗价值观念终究无法给予人们终极价值关怀的精神慰藉，赋予人生的超越意义，使人在喧嚣的世俗诱惑中保持一种心灵的平静。于是乎，急功近利、盲目攀比、心浮气燥几乎成为转型期社会心态的流行病，短视的目光、狭隘的心胸、偏执的情绪、焦虑的心态成为刺激、助长各种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