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阶段中国社会问题的集中涌现、社会关系的紧张及社会矛盾的凸显具有社会转型的阶段性属性，是转型期具有共性的社会解组、社会失序现象的反映；但是，对照发达国家转型期经历的社会阵痛及其消解过程，我们却完全可以说，中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发展经历及发展模式，极大地加剧了社会阵痛的深刻程度和广泛程度，也放大了社会风险，给社会秩序的重构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巨型国家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疆域，以及举世罕见的复杂国情，不仅放大了转型期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发生概率，而且极大地增加了相关问题治理的难度。面对巨型国家出现社会失序的风险及其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国家治理主体更可能倾向于对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采取高度审慎的态度。这种审慎的态度一旦演变成为一种封闭、保守的政治心态，则可能使现有的治理模式的固疾长期难以得到有效校正，导致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久拖不决，甚至形成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盘根交错，无从下手的困境。
首先，巨大的人口规模与贫乏的自然资源禀赋的非对称性造成的人均资源严重匮乏，使中国长期面临如何实现巨型的贫困社会的有效治理的难题。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不仅直接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潜力，而且会从根本上制约国家治理模式、社会管理模式的选择。正如王沪宁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形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资源的贫富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有多大能力和手段去统合其庞大的基层结构。社会资源总量大，潜在地允许更多地采用参与式或分散式的社会调控方式；社会资源总量小，潜在地要求更多地采用集中式的社会调控，否则有限的社会资源将很难用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领域。总量上不能满足社会总体需求的资源分配模式会导致社会紊乱、失控和无序，社会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控制由社会资源总量贫弱引发的矛盾。[66]人口多，底子薄，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最基本的国情。人均资源占有的严重贫乏隐含着相对集中的社会调控模式的必然性，而过大的人口及疆域规模又极大地提升了集体式调控和治理的成本。因此，“中国国家治理最根本的困境是大国治理与治理资源严重匮乏的矛盾”[67]。相对于美国建国之初地广人稀，人均拥有的资源极其丰富的国情，巨型国家给中国国家治理带来的压力、挑战丝毫不逊于机会。
其次，社会内部的异质性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使中国的社会治理始终面临着体制的普遍适用性与社会整合的有效性的矛盾。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社会的异质性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很难用一种统一的模式去应对各地不同的治理问题，但在治理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治理模式的多元化（体制的多元性及政策体系的多元性）又容易遇到社会整合的难题。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世界各国当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正如王邦佐指出的那样，“这个超大规模社会是多维的，它在发展中衍生出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是其他社会不可能出现甚至是独一无二的”。[68]胡鞍钢以“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69]来表达中国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状态。“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意味着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远远超过了西方社会国与国之间的差距，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意味着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依次递进的四大文明形态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及知识社会同时并存于当下的中国。当西部一些地区正处于工业化的启动阶段，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发展不足造成的贫困现象时，东部沿海城市则已遭遇发达国家的种种后现代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国家用统一的管理体制和公共政策去治理转型社会的问题，必然无法充分照顾到各地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特殊的生成机理，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效。而要充分照顾到各地发展水平及治理条件的差异，就必须赋予地方相当大的社会问题治理的自主权，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预示着现有的体制框架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如何适应不同地区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带来的社会整合难题。
再次，“后发”、“外生”的民主实践境遇，决定了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把握更多、更微妙的总体平衡。后发展的时空背景虽然意味着可以广泛地借鉴早发国家的历史经验，但各种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同时提出，也打乱了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使得在西方历史上依次提出和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会在同一时期生成，令人应接不暇，从而使中国更需要对整个发展进程进行宏观驾驭，需要在改革与稳定、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市场化与民主化、民主化与法治化等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化解和控制全面推进各项建设可能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失序风险。
毫无疑问，巨型国家的特殊国情，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保持国家治理模式的相对稳定性，保持国家对整个发展进程的政治和行政控制的合理性。中国几千年来的国家治理，形成了一种对“乱”的特殊政治敏感性，转型期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集中涌现，更是极大地增强了权力中心对社会风险的顾虑。问题在于，一旦这种大国治理的风险意识和审慎态度，转变成一种惰性的政治力量，“稳定压倒一切”的价值取向就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盾牌。这样，任何一种可能冲击现有社会秩序的社会冲突现象的出现，都有可能成为强化行政权力控制的充足理由。其结果是，各级权力中心都可能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的作用下对社会冲突、变革作出过激反应，从而不断延缓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进程。
与此同时，后发的境遇，现代化进程开启之后遭遇的种种挫折以及只争朝夕的赶超战略，决定了中国的转型历程必然是一个高度压缩的剧烈变革进程。我们需要以一百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当年花几百年来消化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有可能浓缩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之中，这将极大地压缩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治理的回旋余地，增大社会秩序转型的难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人际关系、思想观念等等都在几十年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迁。由此提出的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及社会管理体系创新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如果说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呈现为一个依次递进的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都有一个逐步缓解和化解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后发的境遇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将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同步推进，体制转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社会结构转型相伴而行的局面，面临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在转型时期同时出现的严峻挑战。这种社会变迁的叠加效应，不仅增大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发生概率，增强了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连锁效应，而且极大地放大了社会失序的风险。
概括地讲，当下中国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既有改革之前束缚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压制个体社会权利以及长期的短缺经济积累的社会贫困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有渐进性改革伴生的体制改革不配套以及“稳定压倒一切”导向下的体制改革动力严重不足造成的社会问题的长期累积，也有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社会失范、社会解组、社会失序等共性问题。这些具有不同的历史和体制根源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相互交织，特别是诸多体制改革的长期延宕、诸多社会问题的久拖不决，极大地增加了现阶段社会秩序转型和重建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一味延续以往“摸着石头过河”思维惯性，试图以零打碎敲式的技术性调整，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权宜性管制措施来控制社会秩序，已经很难实现社会的动态和谐，更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加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性设计，推动整个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秩序建设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
2.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社会效应
中国极其特殊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特别是行政权力对整个发展过程中强大而具体的控制和干预，虽然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客观上却扭曲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人为地打乱了经济发展与社会成长的协调关系，极大地加剧了发展失衡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其形成的体制惯性已经使诸多社会问题的缓解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重新启动的中国社会转型，发生在计划经济陷入破产边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长期积累的民生凋弊现象，使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遭遇严峻挑战。国门打开之后西方国家发达的物质文明强烈的示范作用，使执政党和普通民众在“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认识上形成了强烈的共识。这样，延续计划体制全能型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政府运行机制，通过下放权力，调动各级党委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成为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增长第一”的发展导向，在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绩效最大化的政府行为逻辑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之间以及经济内部内部各种关系（如投资与消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等等）的严重失衡，不仅经济发展面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双重不可持续性，而且使得在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积累的社会问题没能得到及时化解，使社会正常秩序的维系严重缺乏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撑。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人为加剧的发展失衡局面突出反映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特别是民生改善的不协调上。对于迫切期望加快经济发展的各级政府来说，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规模。为此，各级政府不仅在国民财富分配占有了相当大的份额，而且急切地通过出让土地等方式获得大量社会财富，从而实现以投资规模优势赢得区域经济竞争优势。这正是民生改善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政府收入增长，甚至形成国富民穷局面的症结所在。根据公布的财政预算数据，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在1992-2008年间已从12.9%上升到19.5%。如果再加上政府的社保基金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和其他没有列入以上项目的收入，政府实际收入占GDP的比例可能接近40%。与政府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居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有的份额却持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的有关数据，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至1998年间保持在50%以上，从1999年开始，比重逐步下降，从1998年的53.12%下降到2007年的39.74%。[70]
对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导致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这直接造成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民生的改善长期无法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但同发达国家政府预算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比，我国的各级政府的收入长期集中在行政开支和政府投资上。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加剧了社会利益失衡，导致内需不振问题长期无法有效破解。教育、医疗、社保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政府的核心职能，但集中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的政府并没有切实地承担这些职能，以致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支出比重长期低于那些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更低的国家。2008年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仅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4.4%，政府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也一直徘徊不前，2006年才刚刚超过GDP的3%。[71]社保问题则更为突出。我国按全部城镇就业人员为基数计算，2008年四项基本社会保障（失业、工伤、医疗、养老）的覆盖率仅在41%-55%之间。只相当于13亿人口的11%左右。[72]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73]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分别为3%、2.9%、2%。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高于我国。这种现象与我国的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总额高居世界第一形成鲜明的对比。[74]
实践证明，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与行政体制下，由于缺乏有效的社会压力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在奉行“效率优先”、“增长第一”的发展导向的过程中，很难实现“兼顾公平”的发展初衷。在一切都可能为发展速度让步和牺牲的局面下，不仅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可能受到行政权力及其庇护下的资本力量的扭曲，而且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低下以及形式色色的腐败行为都将不断加剧社会公平秩序的瓦解。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31，2000年达到了0.417，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2008年更是达到了0.466。[75]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了23倍。[76]社会分配收入严重不公平现象，极大地助长了社会对立情绪的滋长，瓦解了公众对社会秩序公平性的认同感。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背景中，我们都不难发现，社会公平感的缺失，已经成为反社会情绪滋长、蔓延的重要诱因。
经过三十多年的调整和适应，中国政府主导的“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体制性力量，已经内化在了政府的行为逻辑之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路径依赖现象。一旦经济增长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就会很自然地通过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强化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扩大政府的直接投资来避免经济增长的滑波。从某种意义上说，2008年以来中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做法，正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特征的集中写照，这一过程中付出的巨大代价，特别是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充分说明现阶段中国大量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深刻地植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中。如果不能正视现实，深刻地反思这一发展模式扭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关系的根本局限，甚至一叶障目，沾沾自喜于所谓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社会建设就始终无法被摆到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社会管理和社会和谐秩序的建设就可能因为缺乏社会建设的有力支撑而陷入疲于奔命的境地。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在提升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整合资源、组织经济建设的主导作用方面是极富成效的，但由此形成的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建设等流弊，却极大地延缓了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步伐，弱化了社会管理的社会建设基础，使得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大量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消化，甚至出现了集中性、交叠性涌现的趋势。在社会利益格局急剧分化，大量的体制性问题导致社会公平秩序受到严重侵蚀，社会各群体之间的认同感日益弱化，激烈的社会冲突事件大量出现的局面，预示着中国的发展已经面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双重不可持续境地。就此而言，加快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内容。
从执政党的发展意识形态调整来看，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科学发展观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第一次将社会管理确立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强调要“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并初步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思路。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机统一、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标志着执政党开始把社会建设提高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试图着力扭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之间的失衡局面。十七大报告中对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做了正式确认，提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以专题形式就“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2011年初，在中央专门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第一次就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作出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7]一种成熟的发展模式，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机制，必须根据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不断优化社会治理模式。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社会建设的战略性地位的凸显以及社会管理创新思路的逐步明晰，加快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合乎逻辑地构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合理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转型期社会秩序大变革的必然要求。
【注释】
[1][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陈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3][德]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 -1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 9 7 5年版，第2 5 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3页。
[8]朱力：《失范范畴的理论演化》，《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9][法]埃弥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15页。
[10][法]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钟旭辉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5页。
[11]同①，第313页。
[12]同上，第15页。
[13]转引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591页。
[14][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15][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楚图南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第147页。
[16]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7][法]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周炽湛、曾晓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18]李宏图：《“权利”的呐喊——19世纪西欧的社会冲突与化解》，《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6期。
[19][法]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20世纪的历程》，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20]张翼：《社会整合与文化整合》，《兰州商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21][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葛云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页。
[22][美]彼得·德鲁克：《工业人的未来》，余向华、张珺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23][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24][意]罗伯托·希普里阿尼：《宗教社会学史》，高师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5][法]埃弥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15页。
[26][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58页。
[27][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35页。
[28]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29][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30]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31][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6-97页。
[32][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33][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页。
[34][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35][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8页。
[36][德]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载于汪安民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37][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25页。
[38]同上，第838页。
[39][法]埃弥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页。
[40]同上，第40-41页。
[41][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4页。
[42][法]埃弥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9-330页。
[43][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0页。
[44]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45]②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46]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 0 1 0年6月2 1日。
[47]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48]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50]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51]赵鹏等：《“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36期。
[52]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 0 0 8年第1期。
[53]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54]黄顺康：《重大群体性事件冲突阻断机制探析》，《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55]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5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57]同上，第87页。
[58][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容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4页。
[6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25页。
[6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45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64]杜小真选编：《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65][德]尼采：《瞧！这个人：尼采自传》，黄敬甫、李柳明译，团结出版社2006处版，第280页。
[66]王沪宁：《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中国意义》，《复旦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67]唐皇凤：《大国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基础与主要困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6期。
[68]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189页。
[69]胡鞍钢：《中国战略构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70]王小鲁：《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 0 1 0年第3期。
[71]王延中、龙玉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分析》，《财贸经济》2011年第1期。
[72]王小鲁：《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73]丛亚平、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21日。
[74]《专家建议每年投入3千亿建立初级社会保障体系》，http：//news.qq.com/a/20060807/001485. htm
[75]龙玉其：《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收入差距与改革思考》，《东南学术》2011年第1期。
[76]《中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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