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商贸与文化联系，有力地推进了世界各国之间多文化与多文明的交流、对话与合作，那么，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内全面改革开放，则于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化发展中，建构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的“能够保障国家独立的增长模式”。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成就，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继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后，中国内地坚持改革开放连续26年持续稳定以9%的惊人速度高速增长，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其经济建设规模之大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均远远超过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所创造的最高纪录。因之，中韩等国的经济崛起，均被喻之为“东亚文明现代发展模式”。就其现代化进程而言又具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独特之处，从而对战后几十年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由此，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和关注。尽管中国和平崛起尚处于发展阶段，许多经验还不完全成熟，但一些西方学者却给予了热情地支持和充分地肯定，称其为“龙的传人”的“集体智商”，并将其名之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
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在英国伦敦作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演讲，随后论文全文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发表。与此同时，高盛公司的又一位资深咨询顾问、中国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拉莫，也以《北京共识》为题，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发表了长达75页的论文，对中国20多年经济改革的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并着重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这些讲演和论文，立即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人们颇感兴趣的话题。在雷默看来，“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即:“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述实际，又有空(理)想，它是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8]乔舒亚则将中国的发展路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9]二人的说法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观点与基本看法却比较一致，都把独立自主，艰苦创新，大胆实验，务实灵活，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依靠熟练程度日趋提高且几乎永不满足地承担风险和艰苦工作的低成本劳动力，作为其发展经济、和平崛起的主要动力。透过有关“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的种种论述和话语，可以从中看出，和平崛起的中国，正是中国人民用亿万双勤劳而灵巧的手所托举起来的“破浪巨轮”，换句话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的种种表现:
其一是，保障独立，捍卫主权的自主精神。
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建设，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能使中国在所谓“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负面影响下，“依照自身的情况，理智地制定社会经济政策”。[10]并加以实施。独立自主，捍卫主权完整，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不欺侮别人，也不想主宰世界，中国过去在技术、文化方面都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中国从未利用这些优势侵略或者占领其他国家，现在更不会这样做。邓小平同志曾明确讲过:“中国永远不称霸。”周恩来总理也说，中国和日本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但在50多年的对抗中中国却付出了惨痛代价，欧洲人说希特勒的大屠杀造成600万犹太人被杀，中国却有3000万人死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之中。应当正视历史，吸取教训。对于侵略或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中国坚决予以反对，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确保和平发展的长治久安。今天，中国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在真正保持独立自主、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的安全方面，也为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路。
基于这种独立自主的民族意识，面对种种困难，中国和平崛起的应对战略之一:就是超越世界近代以来一些后兴大国所坚持的传统崛起之路，即以通过发动大战去掠夺别国资源的野蛮行径来壮大自己。如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日本，都是用暴力手段来谋求霸权地位。中国则是通过和平共赢方式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资源。
其二是，艰苦卓绝，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怎能依靠别人，着眼点始终放在引导全国人民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齐心协力，艰苦创业，并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同世界各国的互惠共赢中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对人类的贡献更大一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当中央电视台采访前国民党主席连战时，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这个民族是有他的耐性的，是坚忍卓绝，是坚忍不拔，是吃苦耐劳，是为了长远的将来，为了永远在那里奋斗的，我们的志气实在是可嘉的，……我们必须在和平的环境中间、合作的理念之下，为这个民族来立生命，为万世来开太平，一定要大家在和平相处，合作即双赢的这种局面之下，共同地来谋求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造的延安精神就是这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新的世界的具体表现。
正是基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拼搏精神，中国和平崛起的应对战略之二，就是超越一些经济大国或经济强国违背现有世贸规定进行不公正或不平等商贸交易以至损害他国利益的做法。无论是技术资金或其他资源的获得，中国都讲求公平、公正、平等，并以互惠双赢为原则，在使自己得到发展的同时，也让别国同样得到利益获得发展。
其三是，先易后难，不断改革的创新精神。
乔舒亚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核心概念——创新、不对称性、注重平等、探索有关公民地位的新思想，正在吸引着那些怀着追求发展与安全的雄心。”[11]他和雷默都把“创新”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国外许多朋友也把中国的改革描述为“创新主导的增长模式”。根据国情“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脚踏实地地改革，已成了许多国家的共识。
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与不断改革的创新精神有着很大的关系。不但在初期的农村、城市改革是这样，就是后来建立起来的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制造业体系的形成，也是在创新过程中一步一步完成的。它不但大大缩短了产品开发的周期，而且，以刻苦自律为特征的企业管理也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管理费用。当把创新和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又给一些部门带来超快速的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未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发生了。这就叫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耗损。
乔舒亚甚至用物理学中的加速度来形容创新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他说创新犹如密度大的物体从高处滚下，密度越大速度越快。创新成为增加中国社会密度的途径。它使人们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改革时间，交流更便捷快速。解决变化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途径就是靠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创新。而知识率领创新之先，创新又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维持经济持续发展，并抵消内部不平衡。又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政企领导人和一般人的知识水平，调整企业结构，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和人才，解决知识鸿沟问题。
这样的创新理念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和平崛起的应对战略之三，就是超越旧的大量消耗甚为浪费人类不可再生的各种资源的那种苛求式的经营管理方式，代之以创新节约资源型经营管理模式。
其四是，多元包容，谐和凝聚的协作精神。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给中国带来一些社会问题，诸如环境的污染、能源的短缺、分配的不公所带来的两极分化、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够完善等等。由此，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使中国变得更加透明，因为“透明”与“均衡”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一个“不透明”的中国是很难在当今国际环境中崛起的。应当弘扬传统的包容与和谐精神，加强相互之间的协作，依靠凝聚社会力量，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谈到“东亚文明”时说:“如果没有浓厚的儒教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团结，没有艰苦努力的意愿，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不会取得成功，文化有助于产生持续努力所需要的持久性和耐力。”[12]应当用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去点燃文明之光，以照亮中国和平崛起的前进之路。
中国和平崛起源于传统协作精神的应对战略之四，就是超越所谓“文明冲突”，以及由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拒绝合作的冷战思维。代之以多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发展。实践证明，这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中国人不但乐意而且也善于虚心向外国人学习，并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将其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促进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其五是，重视科技，重视人力的人本精神。
雷默在记者专访中曾经表示:“中国发展模式中的一些内容，如重视创新、重视人力资本和重视不对称力量等，仍然十分有效。”[13]乔舒亚和一些外国朋友，则把中国称之为“最伟大的不对称超级大国”[14]。这里的所谓“不对称力量”或“不对称超级大国”，是指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投放了大量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并以此来换取外国的资金、技术和资源，以建设自己的国家。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肇兴之时，一直把科学技术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看成是第一重要的生产力。中国各级政府也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注意组织大量农村闲散和剩余劳动力到生产第一线，充实那里所需要的劳力，发挥了巨大作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以及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把经济建设置之于广大民众“奋发图强”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和平崛起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就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基于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中国和平崛起的应对战略之五，就是超越旧的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多元包容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两难选择问题。诸如沿海与内地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差别与贫富差距问题、公平与效益的矛盾问题，支持农业和保护农民积极性问题等。
总之，通过上述几个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和力量之源在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持久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同现代经济相结合，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支撑力量和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
在上述有关雷默和乔舒亚的演讲与论文中，他们在介绍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经验的同时，又将“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与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加以比较。他们的结论是:“‘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华盛顿共识’推崇的是市场的迅速开放和接受全球化观念，而‘北京共识’主张，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适度均衡、全面发展。‘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15]尽管这种比较并不完全恰当，但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方式和动力之源的说明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其实，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就是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第三世界国家对此早就开始重视。这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苦于找不到发展本国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好的发展模式有关。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历来就主张向别国输出以民主政治为主的“华盛顿模式”，布什上台以后，又极力推行所谓“全球民主化”战略，通过进攻性的外交、军事、经济等手段继续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以保卫和促进美国的自身利益。很多国家也的确在这些方面作了较多的尝试，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在20世纪末的近十年里，诸如阿根廷、印尼等十几个国家的经济，皆因主张走私有化、自由化与透明化的发展之路而遭遇了严重后果。因为一个国家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忙开放资本市场，结果只能导致灾难。
即使曾被西方称颂一时的“俄罗斯模式”，也让俄国人深感困惑。普京总统就强调俄国要学“中国模式”，因为俄国采用的激进改革模式，即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虽被西方人看好，但其内在的局限却产生出经济复兴的重重困难。俄国人在实践中开始认识到，无论对本国资本或对国际资本，最重要的乃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因地制宜的改革方案。
现在，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学界人士也开始对“中国模式”另眼看待了。二战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推行民主制度，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不佳。许多人对布什现在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前景也并不乐观。随着“中国模式”的出现，以及“东亚现代文明”国家的屡屡成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似乎正在放弃美国的“华盛顿共识”而转向以重视经济发展为主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模式”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必将会对“华盛顿共识”造成更大的冲击。这才是最让美国人感到具有威胁力并使其政治人物担心的关键所在。
当然“中国模式”并不否定“华盛顿共识”中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只是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加以学习运用。这本是“和而不同”，优势互补的基本精神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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