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人的第二次觉醒”

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近二十多年里，一向锐意进取主张无限制地扩张发展，征服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许多具有良知良能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未来学家，则对世界的发展前景作出非常悲观的看法，好像人类的末日就要来临。《第三次浪潮》的作者，著名未来学家美国阿尔温·托夫勒，就这样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摧毁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

他还说:

当我们的父母在为第二次浪潮(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作者注)从事改进生活许多条件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客观后果，一种未曾预料到和未加以预防的后果。其中，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长，它的残忍无情的技术，和它为了发展而持续不断的需求，彻底地破坏了周围的环境，超过了早先任何时代的浩劫。

这是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即“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之际，对第二次工业革命负面影响所作的极其尖锐地批评。托夫勒批评的实质在于说明人类毫无节制的欲求已经危害到自然生态，危害到周围环境。而人口的增长，以及“残忍无情的技术”进步，正是造成这一人类“浩劫”的主要原因。

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反思?只要我们看看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出现的种种变化，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般来说，自1760年开始到1860年告一段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因其经济发展的规模已经扩大到全球许多地方，所以，实质上就是以英帝国为主导的第一轮全球化发展;而自1860年到二十世纪末期以新的能源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实质上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第二轮全球化发展。这二百多年以来，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财富，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都有着空前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也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但是，工业进步也极大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

在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地球上的森林被砍掉了一半，其覆盖率从之前的55%下降到今日的25%;地球生物圈内的物种大量减少，有些则处于濒危状态，清洁饮用的淡水和供人呼吸的新鲜空气也愈来愈加稀薄;由于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地因干旱而沙化，草原也因过度放牧而导致退化;地下矿藏濒临危机，石油的藏量大大减少，或许还能开采三十多年，一些国家的煤炭已采掘净尽，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已使气温升高，气候变暖，预计到2050年，地球将升温3—4度，一些低地国家将被上升的海面所淹没。工业排污还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江河湖海也被污染，淡水紧缺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与此同时，在二百多年间人口却增加了几乎6倍。1800年，世界人口约为10亿，到2000年已近60亿，还有增长的势头。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110亿，而地球最大的承受能力是养活100亿人口。

如果按照旧工业发展道路和西方工业模式，继续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不在开源节能和保护生态环境上多想办法，那要不了多长时间，世界将会出现生态失调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危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物圈也将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的失调已经迫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反复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即将来临的困境和挑战?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否跟上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和挑战?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否跟上世界人口急剧增长的需求?技术真的是万能的吗?技术的力量能否增进或减少地球的力量?可否采取一种新的节能型的工业发展模式?人类能否收敛一下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或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远远压倒了那些以穷兵黩武为伎俩的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扩张，从而使国际关系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的焦点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这种新的转移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使世界为之震惊的理论观点。该书针对当时盛行的盲目“增长论”，提出限制增长的见解，十分尖锐地指出:如果持续以往的增长，全球一百年内就会达到增长的极限。他们认为应改变迄今为止的增长倾向，以确立有可能持续发展的稳定的增长方式。由于人类生存环境质量的恶化，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也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宣称:“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迫切任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又向人们惊呼:“无知、狂妄、浅薄、愚蠢，都将招致大难临头”，“失去平衡就意味着大难临头”。有的学者，甚至主张人们在反省现实人类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重新回归自然”，“重新尊重自然”。在种种思潮的辩论交锋中，于1992年6月，联合国终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空前盛大的“环境与发展”大会。

在这次会上，人们首次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并将其作为二十一世纪各国共同遵守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寻求满足我们当代人需要的发展途径和新的模式。为此，应将限制人口增长，保持生态平衡，遏制环境污染等有关环境问题放到经济政策和决策的中心位置上来。

可以看出:人们在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面前变得更清醒了。已如前述，如果把欧洲文艺复兴时对“人的尊严”的确定看成是“人的第一次觉醒，”那么，人们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夕对自然环境的极端重视，则是“人的第二次觉醒”。这第二次觉醒，并不像第一次觉醒那样带着雄赳赳气昂昂的英雄气概，去宣告人在挣脱神灵束缚之后登上至高无上地位的无限自豪;而是摆脱了宣言式的呼唤，摆脱了人的主体对自然客体的自大狂傲，更趋向于客观冷静，更趋向于对自身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作出全面深入地分析，从而也在人的生存方式，人的欲望和价值观念的变迁方面，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认识。这就是说:“天人并生”即关爱生命与关爱自然同等重要的信条，应当是我们现代人类应有的一种共同的哲学诉求，这正是“人的第二次觉醒”所达到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