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是中古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

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又是中古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钱穆先生在其《国学大纲》中说:“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这就是说，作为汉、唐大帝国都城的长安，在唐代之前，一直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自中晚唐及北宋以降，以安史之乱为起点，中国文化的中心逐步由北方的黄河流域转移到南方的长江流域。而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多年的社会动乱使北方的经济文化遭到一次又一次地沉重打击，以至出现逐步凋敝衰落的趋势。

其实，这种衰落趋势，早在公元311年发生的“永嘉之乱”中，已露端倪。“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嵩棘成林”^[2]，造成“中原萧条，千里无烟”^[3]的惨破景象。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更使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再度遭受浩劫，经济文化残破不堪，广大士民被迫南移，关东主要产粮地区如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均为安史余党所控制，以致南方成为唐王朝主要的粮食与财赋供应地。正如《全唐书》六百三十卷所云:“天宝以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这说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在晚唐时期已开始移向南方。后来的“靖康之难”(发生于1126年)，又给予北方经济文化以再度摧残，造成“灭顶之灾”，致使中国文化的中心终于不得不向南转移。

这种整体的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必然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带来巨大的影响，不但使其文化内涵的基本特征，出现更多的变化，而且，在文化发展格局上，也出现由汉唐时期长安文化所形成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多元整合的文化格局，向北宋以后逐渐出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多元整合格局的渐行转移。

众所周知，“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一条主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较长时间的百家争鸣，这条主线即已形成。由于儒道两家基本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中央政权高度集中与小农经济极端分散的矛盾运动，也基本涵盖了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各自不同的特征，而正如任继愈在《中国文化的两大思想流派》一书中指出的:“孔子更多地代表中央集权这一方面，强调等级制，严格上下关系，君臣名分等等;老子思想则强调‘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少干涉，清静无为，更多地代表了小农经济这方面。这两种思想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所以，这种“儒道互补”的文化发展格局，也就存在着前后不同的情况。如果说，由战国末期到北宋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的文化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多元整合的文化模式，那么，北宋以降直至近代西学东渐之前，“儒道互补”的文化发展格局，则又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多元整合的发展模式。我们前面所说的长安文化或“长安学”也正好包含了从春秋战国末年直到北宋之前这一千多年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在周、秦、汉、唐时期发展演变的基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