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文化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特征

从长安文化或“长安学”所涵盖的思想文化内涵来看，道家思想或道家元素，始终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主要因素。这不但从“本于黄老”的韩非法家思想，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文章突出法家与老子的关系中可以看出，而且，还可以从“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的《吕氏春秋》，以及“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的《淮南子》中，看出道家思想的重要作用;汉初的黄老思想，唐代的“天人之辨”，以及道教的开坛设教，佛教的交流引进，又无不彰显着道家思想的重要作用。即是汉代董仲舒的儒学，不但其天人思想的形成有着道家思想的因素，而且，其儒学的“谶纬化”倾向，也因受到道家“自然为无”思想的反复批判，才得以清除化解，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从汉唐时期的政治实践来看，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盛世”，也无不凸显着道家思想的文化魅力。

长安文化具有“大气开明”的基本特征。这主要是由道家的“大国心境”和儒家的“礼治情结”所产生形成的。道家以其哲学家的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气度来观察一切，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其“治大国”的心境和有关“治大国”的战略策略，这在《老子》书中曾多次作出表达。儒家的“德治”和“礼治”情结，更是妇孺皆知，无人不晓。正是这种“大度”的道家气质和“开明”的儒家素养在长安文化，特别是汉唐文化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与充分的体现。而这种“道风儒骨”的巧妙整合，也正好体现出中国文化儒道互补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

道家思想或道家文化为什么会在秦汉之际和李唐时期如此活跃，如此迅速地得到传播，又如此产生出诱人的魅力?这一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讲，固然与儒道文化之所长不同有关，但从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来看，则与由于连年战乱儒家经典遭受毁坏散失以致儒学研究处于式微衰落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韩愈在《原道》一文中，从维护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对战国末年以来儒学处于衰弱状态的真实情况，作出了比较客观的描述，虽然他对老子和佛家思想采取了“排斥异端”的态度，但也透露了道家思想主导当时学术论坛以至形成新的文化格局的新的情况。韩愈在《原道》中说: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4]

这说明，儒家的“道统”在孟子死后即已中断，连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者荀子和汉代的儒家学者扬雄，因其思想中更多吸收了道家思想中有关“天道自然”的成分，所以，不能列入“纯儒”之辈。那么，汉代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更因其儒学思想汲取了更多的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元素而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儒家“传人”。所以，韩愈在其行文中连董仲舒的名字也未曾提及。这其中的奥秘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韩愈提出的儒家“道统中断”说，宋代“关学”领袖张载不但表示认同，而且，也身体力行，为接续儒学“道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张载曾经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他的人生意愿和志向，并终生为之奋斗不懈。在这四句话中，“为往圣续绝学”最为重要，意思就是要为已经中断千年的儒家“道统”即孔孟儒学尽心地接力传道，以便真正从儒学的根本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建构起适应时代需要的具有生命力的新的儒学。

韩愈的《原道》一文，虽然强调了接续儒家“道统”的重要，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他对道家思想的批判却是苍白无力的，这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理解了道家思想的原意，甚至达到了扭曲的程度。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提出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的办法，来对付所谓的“异端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