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定位新论

在探讨了文化定义和文化定性之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定位问题，即如何定位文化或如何正确地认识文化的重要性并确定其重要位置的问题。因为，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维度已经是人类状况的各种维度中最重要的维度，尽管经济问题极其重要，但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和各种形式的国际关系中，对经济和其他问题的处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要从属于对文化问题和不同文化的内在密码的是否正确解读上。所以，正如罗兰·罗伯森在《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许多社会已经试图直接处理随现代性传播而来的文化主题和文化问题，并以此作为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政策与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说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对文化主题和文化问题已经作出了重要的定位。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种重要定位的意义和内涵。下面，我们仅就自己的粗浅认识，谈几点看法:

其一，文化是经济起飞的原动力和前引力。

任何一个人类集团、部落、民族、社会要想生存，首先就必须进行生产，而且必须形成社会化的大生产，以求合理的使用人类有限的物质资源，以满足人和社会共同具有的一定的物质需要和欲望。这样，也就产生了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行业。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社会中绝没有单纯和超然的“经济”，考察经济就必须和人、社会、文化综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犹如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是须臾而不可离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提升，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趋势。且不说，不同经济部门其产品结构、创新研发、人员管理和营销战略因文化内涵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仅就现代化的大生产和大市场来说，没有足够的时代性的精神文化、思想文化及智力文化作为坚实的基础，是断然形成发育不起来的。我们试作这样的设想:如果没有二十世纪末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将自己纳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的思想和精神准备，在原有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能持续高速增长吗?中国的综合国力能迅速提高吗?一些外国记者，说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龙的传人的集体智商”。这话既触及要害，也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作了极其生动的概括。

记得有一段时间，人们常将信息化时代的经济称之为“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这里所讲的“知识”或“信息”就是指智力文化，可见文化与经济结合或互渗之后的经济具有增值价值的重要意义，所以，“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绝非一般意义的经济，而是具有巨大文化含量或文化附加值的现代经济。欧美和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为什么特别重视知识产权问题，就是因为他们那些名牌产品中所具有的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其实就是他们获取巨额利润的来源。在现代的商贸竞争中，为什么自主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说到底，仍然是以增加文化含量来达到创造更大利润和价值的目的。中国的经济，正在努力地由劳动密集型向着知识密集型转化，其根本的目的，也正在于用智力文化来代替廉价劳动以创造更大的价值，从而将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粗笨的苦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情况下，那些以“商业炒作”为特征的所谓大众消费文化，将会对传统的人文精神造成很大的冲击。这种大众消费文化，虽具有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其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严重的庸俗化内容。具体来说，它不再关心如何做人和如何实现理想，而把如何赚钱、消费、享受，作为其关心的重点。这种商业消费文化的基本倾向，就是将人的感觉、欲望、本能从思想、道德和价值观中分离出来加以赤裸裸的表现，以迎合人的本能欲望，渲染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对于这种打着商贸旗号的“文化悖谬”现象，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即时予以纠正和制止。

其二，文化是社会进步的聚合力和推进力。

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但社会文明归根结底取决于多数成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智力文化素质的发展状况。这是因为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行为、人际关系、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正常互动和平衡发展，仍然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和聚合力。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要保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各种秩序，也有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无章到有章的发展完善过程。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固然要不断推进各方面的社会改革，以使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更加完备、社会各不同阶层在利益分配方面更加合理、贪污腐败和恶性事件的发生能够进一步得到遏制。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行政管理和法制教育等方面下大工夫、花大力气，以真正改善社会成员的道德风貌和思想素质，改善他们的智力结构和文化素养，使社会进步真正建立在社会文明的基础上。

推进社会文明，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优势力量所在。中国古代的儒家学派，提出的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学伦理思想，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而且也在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巨大作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中国文化价值魅力链中所集结的价值体系所内在包含着的重要价值理念，诸如: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价值理念;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价值理念;正心修身，追慕圣贤的做人价值理念;慎终追远，家国同构的政治价值理念;以和为贵，和谐相处的社会价值理念;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天人价值理念;见利思义，义利并举的生存价值理念等，对今天建构和谐社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实，邓小平提出的所谓“四有新人”、胡锦涛所说的“八荣八耻”，都是对中国文化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其三，文化是行业发展的内驱力和外撑力。

社会行业部门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专业化的基本单位。其是否兴旺发达的关键，仍然在于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及作为企事业单位内在文化含量的状况而定。“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就是对发展事业文化与增强企业文化的肯定和重视。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在其《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当代社会和社会理论中出现了对文化和文化变迁的社会相关性及其内在意义的某种觉醒，有些人可能会说是一种重新觉醒。因为，不仅文化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关注课题这一点日趋明显，而且显然在那些从前多多少少被忽视的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正更认真地将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质量’”，和“作为一个总的社会课题”。这里，尽管作者是对当代社会理论及社会学研究者提出了要把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变量”和“作为一个总的社会课题”的要求，但对各行各业的事业和企业文化来说，也同样有一个如何将本部门的事业文化或企业单位作为“独立的变量”和“总的社会学课题”来加以考察研究和规划部署的必要。因为人的思想素质和智力状况依然是企事业单位兴旺发达的内驱动力和外支撑力。这是人们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四，文化是跨国合作的协调力和润滑力。

在当今的世界，理性务实的外交正在勃然兴起，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年”也随机起舞，“你方唱罢我登场”，简直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再加上争相开放的旅游景点和招揽生意的旅游文化，竟把许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与世隔绝的地方都连接了起来，世界真的变成“地球村”了。这种内涵之丰、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均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年”活动及穿梭如织的文化旅游，把人类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族群文化，都更加充分更加完整的显示出来，不但让人们领略了各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内涵，也使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家之间的交流沟通更加频繁、更加深入，从而为跨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和科技等领域的交往，奠定了基础。因为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体现着那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精神和性格。作为一种“软”力量，文化最容易深入人心，消融和化解人们心中的误解乃至敌意，正如杜甫诗中所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歌德就曾在其《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以美丽的诗句歌颂中国:“彩瓦、窗棂、廊柱，都已被浓阴遮住，可无论向何处窥望，仍见我东方乐土。”曾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合作出版《展望21世纪》的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最近撰文呼吁:“应加强教育文化交流，推动和加深民众之间的互相理解，这是绝对重要的大事。为青年们开拓超越不同文明、让人与人能合作对话之路，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和追求。”^[3]许多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是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在相互尊重、相互友好的氛围中得到解决。可以看出，内涵广泛的文化交流，对跨国之间的互惠合作，正在产生出无法估量的协调和润滑作用。